音乐史的美学视野
——论杨荫浏先生“时代审美范式”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 721700）

本文所论述角度为本人硕士期间研究成果《音乐美学的史学视野》对于“时代审美范式”的再研究。延伸研究以杨荫浏先生《史纲》《史稿》巨著中渗透的历史研究法为基点，注重《中国音乐史纲》写作部分历史对音乐观的影响。杨先生使用“历史的音乐观”统领道家、墨家、儒家史实写作，使用“乐之欲”统领各家音乐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同导致古代音乐四种斗争方式不同，四种斗争方式如下。

杨先生总结：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

政客、道德家与音乐家；

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

汉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各斗争方式背后暗含各知识力群体社会身份不同，音乐属于特殊审美形态，各朝学者公认为音乐是审美偏好，是一种意识引导的欲望选择。四种不同的斗争形态，揭示了欲望选择的社会属性。杨先生史实论述部分研究方法是力图向外的，并不满足自律性历史观的思考。论述体现着他的治史方法和整体史观：历史发展的根本在于社会阶层话语秩序的选择，不同的知识力群体有着不同的话语目的和构建方式，因此音乐史各个阶段的核心在于审美范式、审美指向性不同，导致各个历史时期审美倾向性不同。

杨先生在《史稿》中论及：“即未曾如现代工业产品之经过高度的标准化；则有时可设想这些史实之一致、一贯，有时亦须设想他们为复杂、为多端。”

从《史稿》所论开始探究社会时代结构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审美结构关系。

一、时代结构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审美结构关系

《史稿》成书于1981年，书中观点认为春秋时期音乐思想鼎盛原因在于：生产力结构变化破坏原有奴隶制结构，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音乐文化发生流变。

历史如何影响音乐事件的推演，为何杨先生频频使用“历史的音乐观”对其进行概括论述？

历史对审美倾向的影响体现在时代发展必然产生新兴阶级力量，历史话语权掌握在特定社会知识力群体中，该群体有自身固定的思想诉求，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自然、历史、经济、精神等延伸发展。任何思想意识、史观、史论论述的角度绝不是偶然的，均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确定历史时期阶段的划分依据在于生产力的不同，决定了社会阶级属性不同，并由此阶级确立该时代文化发展趋势，构成具有明显审美偏向的时代审美范式。

二、何为时代审美范式？

“范式”溯源可至（美）著名学者Thomas·kuhn的观念，“paradims”最早是指固定模式、模型，库恩将范式研究引进常规学科，并用范式指代某一学科领域，特定历史时期被学者公认的定律或思维倾向。范式引申在美学中主要是指：特定历史阶段由特定社会阶层被时空双向决定的一种固定美学思维倾向，具有趋同性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评判标准。本文暂且将魏晋南北朝作为研究重点予以论述。

魏晋南北朝前承春秋战国，后启隋唐五代，属于社会变革时期。杨先生《史纲》采用“乐之欲”“历史的音乐观”统领诸子百家音乐价值判断。在《史稿》部分注重对其思想家的社会身份进行分析，特定的历史背景导致魏晋南北朝整体审美观偏向于自律性，音乐思想史领域开始出现儒释道合流的倾向，曹魏政权不断更迭加速了我国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在文化史上形成了例如汉末蔡邕、魏晋阮籍等为代表的贵族文人在艺术领域有所建树，音乐美学思想相对于前朝来说更具有个人情感色彩，如嵇康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纯美学趣味，阮籍“啸傲山林，不拘于礼”的自然主义和浪漫色彩。

魏晋南北朝审美倾向偏向于自律性审美范畴，魏晋时期士族阶级的不断兴起，注重个体审美意识导致音乐从仪式化的使用中被解放出来，开始出现“非内容型”——形式化发展道路，如书法艺术（二王）、古琴艺术（如嵇、阮）等高度形式化的艺术在魏晋时期得到巨大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艺术体制的多元化发展，偏向于自律性的艺术形式出现和士族阶级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三、杨荫浏论阮籍和嵇康的音乐思想

杨先生认为阮籍基本理论核心是偏向于神秘主义的。魏晋南北朝知识群体呈现的思想状态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两种自觉反应，两种表达方式可以说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级集体审美倾向。该阶级在这一时期审美倾向集中于“道”“气”“和”“阴阳”等概念，魏晋时期整体文人凸显崇尚老庄的社会审美意识，以“三玄”《老》《庄》《易》为代表的玄学基础理论是毫不奇怪的。

阮籍音乐观概括为：“他从神秘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音乐是天地的本体，万物的本性。”

阮籍在《乐论》中曾言：“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阮籍认为万物和谐基础是自然界固有的，音乐中律吕协和只是天地之和的外在表现，阮籍此言基础在于特殊历史阶段下社会阶级决定了话语判断导向，并认为音乐只能圣人作乐，才可保天下统一。

音乐与天地之间保持固有联系，此种观点继承了我国一脉相承的“和”之概念，中国音乐美学观所参透的观点不仅仅是针对音乐而言，更多的承载了阶级认识性，常常带有伦理纲常的色彩。杨先生认为阮籍的音乐思想“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基础上杂糅了“阴阳五行”等神秘主义学说，继承了儒家 “圣人作乐”的“乐治”观念以及“君权神授”等传统思想。阮籍所作的重要贡献是将玄学和儒家音乐思想进行调和，但阮籍主张音乐内在核心来源于自然，音乐本身就包含了自然之和是同儒家基本乐治思想有所区分的。他认为不必对用乐进行规定，自然本身的规律就可以约束人类行为，规范君臣之道。阮籍尊先王造乐，反对人民创造音乐，因此，他的“音乐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是极为反动的，忽略了人民创造音乐的力量，所引起的社会影响更是积极反动的，因此其理论体系内部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音乐历史的述评结果均是特定历史阶段知识群体话语秩序的选择，具有一定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此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历史本体包含了接受历史、效果历史、续后历史三个部分，特定时代知识群体选择何种审美意识，何种历史观、音乐观形成何种审美倾向为第一维度。2.历史客体评述选择何种话语秩序塑造何种效果历史现象为第二维度。两种维度的历史表象综合促成特定时代审美范式。

杨荫浏先生为何以阶级划分角度论述魏晋南北朝音乐思想？首先我们看第一层面分析阮籍所处的历史时代，士族阶级整体受到玄学思潮、佛教影响集体转向隐逸之风。社会阶级属性迫使他们不得不将审美选择为“人的自觉”。其次《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写作于“文革”前而成书于1981年，对阮籍的论述必然暗示出杨先生所处的时代影响力。中国二十世纪中期，文艺评论家凸显一种共通的价值评判依据便是阶级分析。

杨先生将嵇康音乐观概括为“唯心主义二元论”其包括：1.音乐为最初自在存在，属于概念世界的音乐精神；2.音乐表象为一种客观具体的存在，属于实在的音乐。

《史稿》成书于1981，对比《史稿》参考文献包含《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便可得出结论，杨先生作为历史再述者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从唯物史观的观点出发认为嵇康音乐观违背了音乐作为物质生活意识反映的观点，认为其忽视了社会实践的意义，音乐一定是情感的产物，并不仅仅作为一种情感“诱导”功能而存在，割裂音乐与人情感之间的互动性。并作出相关评价：嵇康将音乐视为虚幻的概念产物，该观点背离物质决定意识的马原论。

四、社会时代结构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审美结构

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中指出，历史写作往往受到审美证据和政治证据之间的双重影响，只有不断地发掘考古遗迹、弥补过往历史史实，刷新我们的历史史料，不断重构历史才能越贴近历史。

中国文化具有一脉相承性，但各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经济、政治、审美受众均不同，使得各个朝代之间审美范式均不同。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部分其论述方式不仅仅是对史实加以罗列，更多地倾向于到底是何种史观、审美思想统领了一时代具有趋同性的审美选择？论述历史人物的基础却又局限于杨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更好地佐证了时代审美范式和审美观照之间的双重性特点：

历史是持续生产的过程，包括接受历史、效果历史、续后历史，三种表象限制了一时期审美经验倾向，最后立体构建了时代固有的美学效果—时代审美范式。但是历史研究者又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当下，历史仅仅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存在。研究者作为当下时代审美主体，前朝固有的审美范式面对研究者成为审美观照，其中必然夹杂了自身固有时代的思想论述。正如杨先生对嵇康“概念世界音乐精神”的批判方面。

音乐观、音乐思想背后往往包含着一时代群体性审美倾向的选择，他们常常以学派的形式出现，例如儒、道、竹林七贤等等，探究学派共性审美意识背后的选择逻辑，分析历史研究者本身对其的评价是音乐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史纲》到《史稿》我们看到杨现身自身史观的变化是非常精妙的。《史纲》注重“历史对音乐观念的反映”，《史稿》突出历史背景“概况”，往往在每章结尾增加历史述评，更注重音乐事件的发展规律。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立于时代审美范式的框架永远是双重性且不断在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