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杨文举　黄依洁

摘 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暨新时代西部社科期刊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一是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实现高水平充分发展;三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0111-09

一、引言

近年来，“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加之新冠疫情的持续爆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巨大的负面冲击，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势，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奋进之年。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新的历史使命，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意义重大。为此，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联合主办、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承办的“首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暨新时代西部社科期刊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于 2021年11月6日在重庆工商大学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除大会主旨演讲外，还从100余篇征文中遴选出22篇论文进行了大会交流，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0余家机构近200名专家学者线上参会。现就大会交流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拉大了国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由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1.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侯永志深入探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他的研究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而且上中下游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区位条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等方面都存在异质性。为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他提出两大建议：一是坚持“五个结合”的发展思路，即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导向相结合，坚持整体性和结构性相结合，坚持开放性和主体性相结合，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坚持远距离观察和近距离透视相结合;二是推行“八大战略路径”，即以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为前提，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主要载体，依托“一带一路”参与国际大循环，南联北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同护万里黃河，强化上中下游互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优化营商环境等。

成都理工大学魏奇锋和郭安妮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探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他们基于内循环、外循环、创新三个维度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各城市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成渝两地的整体发展水平也不均衡。为消除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建议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一是扩大外循环，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二是强化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形成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内循环水平;三是加大研发投入，更好地发挥成渝人才集群的虹吸效应以储备技术人才，并加强科技产业保护，推动技术进步。

西南大学龚燕玲等从提升交易效率视角探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路径。她们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部交易效率低于该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在区域尺度上的竞争是比拼“硬条件”，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部交易效率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为此，她们建议从三个方面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易效率：一是通过增强以综合发展水平为代表的“硬实力”来提升该区域的整体交易效率;二是通过增强以教育为主要决定因素的“软实力”来提升该区域的内部交易效率;三是面向全球标准的贸易地区网络，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构建更为稳固的“三环”贸易圈（维稳万公里贸易圈，完善4 000公里贸易圈，提质2 000公里贸易圈），建设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机衔接的战略枢纽。

2.统筹协调区域重大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认为，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统筹协调国内区域发展与对外政策至关重要。共建“一带一路”不仅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促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保障“两步走”战略目标实现。为此，国内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应实现高标准、深层次互促互动，进而提升两者的耦合协调性、系统性和弹性。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我国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统筹协调仍显不足，存在中央和地方统筹衔接不足、区域间协同不够和无序竞争等问题。为实现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互动，应以国内大市场为重要依托，以区域合作为重要途径，做好发展和安全、中央和地方、近期和远期、陆上和海上、对外开放和转型升级之间的“五个统筹”，同时做好产业、制度、平台、要素、空间等领域的“五个衔接”。

成都理工大学魏奇锋和郭安妮也认为，要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加快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开放型经济。

3.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重庆工商大学张文爱等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西部地区12省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其中，示范效应促进了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趋同发展;传递效应引致各地区“分担”了外生冲击，提升了经济融合性，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收敛。他们认为，示范效应与传递效应的显著存在，意味着通过技术扩散、信息共享、资源流动、政策关联等措施，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他们建议：一是持续深化中央宏观调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二是加强区际合作，促进“东西合作”“中西合作”常态化发展;三是加强西部地区省区市之间的合作;四是提升西部地区各省市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赵祥和李方认为，新时代我国不再一味地强调经济发展结果的空间均衡，不以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为目标，而是进一步将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细化为“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三个维度。基于此，他们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区域發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他们发现我国区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渐次降低的态势，而且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存在拉大迹象，不过各地区在这三个发展维度上的差异性则有所不同。为此，他们建议从五个方面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即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推进全国养老保险统筹、加快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建设等。

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四川大学蒋永穆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经历了初步酝酿期、崭新探索期、加速推进期和攻坚冲刺期四个阶段，最终取得了脱贫攻坚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虽然我国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是相对贫困仍然存在，而且它的识别更困难，甄别时间更漫长。为此，他认为我国在解决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应寻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其重点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有效衔接，即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衔接、就业扶贫与乡村人才振兴的衔接、教育扶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衔接、绿色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衔接、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与乡村组织振兴的衔接等。

西南民族大学史世娇和何雄浪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出发，对环境规制影响减贫致富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减贫致富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呈现出“U”形变化和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只有西部地区还没有越过“拐点”;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而且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情况、人力资本水平、人均 GDP、政府干预等因素也会影响减贫致富进程。为此，他们建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环境改善和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一方面，要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要坚守生态红线，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源头预防、事中控制和末端惩处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管制度，保障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5.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北京工商大学龚晓菊等对2013—2019年西部地区115个县的经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县域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趋势波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在其中的影响是相反的。她们据此建议从五个方面来壮大西部县域产业：一是聚焦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三是加快县域科技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四是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均衡发展;五是基于不同县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以及文化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6.科学应对乡村人口疏化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武梦萱和申探明认为，应当在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土地”密度疏化的时空情境中理解乡村人口疏化困境。这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乡村人口疏化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人口流动特征，我国人口乡城流动尚处于由不稳定向稳定转变的阶段;第二，乡村人口疏化是农业经济占比降低和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第三，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并非人口增密，而是立足于乡村特有的“疏散文化”对乡村提质升级;第四，乡村振兴是基于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而采取的“逆风向”调控政策，乡村人口疏化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和客观背景，吸引乡村人力资源回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难点。针对乡村劳动力“上位流动”的客观事实与乡村振兴对“返乡流动”的现实需求困境，他们建议：一是立足乡村特有的人口疏化特征，优化村庄空间分布，适当提高乡村人口密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优化乡村人口素质和结构，充分发挥资本组织生产要素的功能，促进乡村资本增密;三是推动城乡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城乡剩余劳动力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机制。

7.健全乡村治理

中国农业大学刘文婧基于和平村的案例研究表明，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是基于积分制的乡村治理还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措施的幅度和边界不明、绩效考评的动态调整体系不健全、保障积分制顺利实施的物质基础薄弱等问题。基于此，她建议从四个方面来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一是构建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积分制指标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二是完善积分制的激励机制，设定符合法定权限的奖惩规则;三是引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推进乡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四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物质基础。

8.完善农地确权

黄冈师范学院关江华和张安录基于湖北省11个县市440户农户的调研分析发现，我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后，土地转出农户的福利效应增量高于转入农户的福利效应增量。其中，农户家庭纯收入、土地经营权稳定性、邻里关系改善程度都显著地促进了农户福利改善;就业容易程度阻碍了农户的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对转入与转出农户的福利具有相反的影响。为此他们建议进一步加快农地确权：一是构建土地流转长效机制，推进土地流转的配套体系完善;二是实施差异化政策支持，推进农户流转意愿向流转行为转换，加强对土地转出农户的新职业培训和土地转入农户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培训;三是完善农地确权的配套政策，保障农户土地财产权益和土地流转利益实现。

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投入要素积累和生产效率增进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前者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约束而难以持久，后者则不受此限制，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关口，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低端固化等“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必须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创新真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1.健全创新体制

四川大学余川江等基于“政策工具—科技創新”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与上海、广东等前两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科技创新政策存在下述问题：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三类政策工具结构不合理，各次级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财政手段使用过多和长期规划不足。为促进成渝地区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不断优化科技创新政策：一是重点提高环境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工具占比;二是在供给侧政策工具中注重次级政策工具使用的平衡性;三是在科技创新政策内容方面，要形成人才吸引、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政策协同和制度趋同合力;四是用好国际金融政策工具，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国内承接FDI的第一平台的作用;五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的政策创新、机制建设和模式构建。

2.改善营商环境

西南财经大学袁正和乔瑞敏在“斯密—科斯”框架下，从专业化分工视角论证了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演进，进而推动创新，并分别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城市截面数据、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的改善将促进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改善营商环境，不仅要着力提升交通、物流、通信、能源、水利、生态环境等“硬环境”，而且要进一步优化“软环境”，如建立与之相关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深化“放管服”改革，等等。

安徽大学唐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样本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传播等途径促进旅游业发展，沿线各国致力于提升营商环境的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全面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够改善沿线各国的营商环境，还能与营商环境改善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为此他建议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应继续致力于营商环境优化，强化旅游交流合作，为旅游业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发展数字经济

重庆工商大学张充等基于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背景，采用我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了城市科技创新水平，而且对实质性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却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这种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他们建议：一是在数字经济成为创新驱动发展重要引擎的现实情况下，我国应加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尤其要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核心技术层面的跨越式发展;二是要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科技创新;三是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继续保持高质量创新的良好势头，并在各地区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

重庆工商大学钟廷勇和黄亦博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存在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靶向优化”效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差异特征和企业异质性，而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绩效、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但是当前金融监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为此他们建议：一是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战略布局与全面发展;二是持续完善区域金融监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审核水平;三是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优势条件，促进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齐头并进。

西南政法大学李永奎和刘晓康基于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发展数字金融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其中商业信用、政府补助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而且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强。他们据此建议要加快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影响;二是强化政府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宏观调控，为金融市场化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引导和服务;三是加强商业信用建设，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潜力。

河海大学张媛媛等采用2011—2019 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从双循环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理和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均能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消费和信贷水平（内循环）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外循环）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和第二产业占比较大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较强。在此基础上，他们建议：一是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升数字金融业务种类和服务活力;二是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和信贷优化，提升国际投资结构和质量，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三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科技驱动型金融监管创新;四是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升级与优化。

4.投资人力资本

广西大学周均旭等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区域创新过程划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并运用2000—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公共教育和健康投资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的知识创新，人口老龄化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但是它们对西部地区技术转化的作用不显著，而且不同层级的公共教育投资对知识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基础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为此，他们建议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来实现创新驱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一是适当加大西部地区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发挥人力资本提升对技术转化的促进作用;二是优化公共教育不同层次的投资结构，重点发展基础教育;三是保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不外流，提高西部地区人才质量;四是积极消除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本优势。

5.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西南财经大学陈涛等认为，近年来成渝地区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大、资源基础好、服务平台规模化、整体成效高、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具备了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条件，但是仍存在投入力度不足、创新资源有待充实、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创新环境需要完善等诸多挑战。为加快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他们建议从四个方面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一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二是整合成渝两地科技创新资源，形成智造优势;三是深化区域协同融合发展，助推科技创新合作;四是优化成渝地区科技创新环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如何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更充分地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地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至关重要。

1.构建西部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城市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杨开忠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地理位置、能源禀赋等方面都具备构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城市群的基础，也肩负着推动我国转变为全球财富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中枢的重要使命，但是目前还存在空间不经济或无效率等问题。为此，他建议西部地区应加快构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城市群：一是塑造别具一格的全球分工体系，形成具备跨国组织、高等级服务、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开放枢纽五大功能的全球资源配置生产力;二是以中心城市或者城市群为依托，提升空间品质以集聚优秀人才和科技创新;三是打造紧凑型走廊经济，推动人口、经济向国际经济走廊或陆海新通道中心城市集聚;四是优化城市群密度，打造多中心、网络型、疏密有致的城市群;五是破除国内外和地方贸易壁垒，提高资源跨界流动效率，建立西部特有的自由贸易港;六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克服空间发展格局不优的劣势。

2.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认为，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应推动国内六大区域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北线升级、中线畅通、南线延伸”的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格局。他进一步提出了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五个衔接”路径：一是在产业衔接上提高供应链稳定性，大力发展跨境产业链，构筑地区价值链;二是在制度衔接上建设内外协同、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在要素衔接上形成汇聚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四是在空间衔接上构建陆海互济、南北联动的国家开放布局;五是在平台衔接上打造协同增效的发展平台网络。

广西大学刘骞文和张胜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能显著地提升我国沿线城市的职业多样性，但是区域异质性明显，对东南沿海地区城市职业多样性的提升效果显著，而对其他地区城市的作用不显著。为此，他们建议我国的区域发展应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其中，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保持先发优势，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着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对标东部沿海地区，完善相关经济制度，加大投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安徽大学唐睿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后认为，我国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旅游交流合作，为全球旅游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3.供需双侧发力塑造发展新动力

河海大学周申蓓和李欣瑾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内需和外需的演变特征，以探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转换路径。他们研究发现，消费、投资对产出和增加值的诱发效应显著高于出口，服务业的诱发系数最高，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因此，国内大循环是维系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从供需双侧发力塑造发展新动力：一是从需求端来看，短期应以打通消费和投资“堵点”为主要方向;长期则应重点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重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从供给侧来看，后疫情时代应坚持提升现代服务业占比，推动“新基建+服务业”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长期则应以“卡脖子”技术为切入点，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并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积极参与高质量国际循环，通过“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产业鏈、供应链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其仔认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两大挑战。国际挑战主要源于美国发展范式的转变，即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将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提高到国防安全范围考量，对我国采取对抗战略。国内挑战在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发展不匹配，其中：前端性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落后于创新链发展;创新密集型行业的创新链对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不够，对国外依赖较大;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相互支撑不够，创新链区域布局不均衡。为应对上述挑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建立全球互利共赢的治理体系，培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二是加快创新链现代化，支持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自主科研仪器设备研发和运用，着力培育自主软件开发和应用的良好生态。

5.推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

西安财经大学任保平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設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不同省份之间、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异都很明显;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创新动能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区域和城乡差距较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污染排放水平较高、地方治理能力不强等。为推动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他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实施平衡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和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四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五是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西北大学钞小静和刘璐综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BP神经网络算法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的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是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各省份之间不同维度的发展差距都呈现出扩大趋势，未来15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现代化。为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强化人才培育，并与东中部地区形成良好互动。

四、结语

在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时，本次研讨会就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与会专家不仅从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视角出发，提出了化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对策建议，而且从加快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应对措施，还立足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剖析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相关举措。本次研讨会不仅扩大了学术界研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学术广度，而且为政府部门、行业、企业提供了有深度的决策参考。借本次会议成功举办之机，期待社会各界群策群力，不断深化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提供持续有力的智力支撑。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state， shifting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November 6， 2021， the First China Western Forum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in the New Era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Academic Journal Offic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was held i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and exchanged views on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in-depth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full development.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lanced development; full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dual-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odernization

CLC number：F120.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0111-09

（编辑：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