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特征研究

舒迎香 张可荣

摘要：“民族主义”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命题，往往在社会危机时刻引起波澜。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要弄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民族危机中孕育，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后产生，在一次次民族觉醒中发展，经历了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和抗日救亡运动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是自卫或曰求解放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展现了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中国民族主義的主流意识中没有排外的传统。

关键词：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5-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18BKS063）。

作者简介：舒迎香，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可荣，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认识有关“民族主义”这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而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虽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且被学者纳入当代中国八大思潮之一[1]156-185，但比较遗憾的是，有关争论共识少分歧多。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极为危险，有人则认为中国离民族主义一直很远，如此反差的判断，让普罗大众一头雾水。研究发现，要想解决这个困扰，整体上弄清楚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客观把握其内在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是必不可少的学术课题。本文拟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背景、主要历程、基本特征等作一概要论述，希望能够廓清一些模糊认识，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背景与原因

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历史眼光或历史思维不可或缺。大致说来，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产物。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受到如下历史背景与思想因素的直接作用：

1.民族危机催生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

民族生存危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持续的民族危机直接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如果说，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促进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则主要与国家面对生存危机时的反应有关。”[2]474-475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瓜分狂潮随之而来，民族危机达于顶点、民族命运跌入谷底的时刻，中华民族意识出现第一次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即为了抵抗侵略、维护民族的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群体中几乎同时产生。

2.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思想武器，并推动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夷夏之辨”及“天下主义”思想的近代转型。正如学者郑大华所指出的，“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转变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而现代西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引入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3]

3.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外部推力

民族危机推动民族觉醒和民族救亡运动，民族救亡运动促进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从这一因果关系看，持续的外部威胁与挑战是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因此铸就了中国民族主义“自卫型”或“反应型”的特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取决于国家内部精英和公众的动员程度以及其表现的强度和外界施加的威胁，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恶化的程度。”[2]474-475

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从形成到发展，主要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形成、五四时期的深化、抗日救亡运动时期的持续高涨等几个历史阶段。

1.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与形成阶段

近代中国率先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且影响巨大的是梁启超，也正是梁启超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奠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底色。他反复倡言：“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4]32。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里，民族主义是第一大内容：“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5]324。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的靶子，主要是对准腐朽的满清专制王朝，还没有坚决指向欺压中华民族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还存在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消极成分。后来，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具有了明确的反帝的内容，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意识得到明显纠正。

不过，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整体上的自主意识还比较弱，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没有清醒认识。

2.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深化与发展阶段

“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革命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意识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觉醒。”[6]经由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华民族“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7]，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日益彰显。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主权意识包括国民意识、民族独立意识等的传播与普及；民族整体意识、民族国家建构意识等得到巩固与深化；民族复兴意识得到增强，并成为重塑民族自信心的新起点。由此开始，中华民族寻找国家出路的动力具有了日益强大的内生性。

五四时期，推动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二是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其中也包括列宁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主要是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的三民主义。1917年，李大钊首次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重要观点：“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例，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这样的主义，才是新中华的民族主义。”[8]2851918年7月，李大钊再次提出：“新民族主义者云，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9]232。五四時期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观点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

1924年，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重新阐发，明确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0]118就第一方面来说，“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10]119；就第二方面来说，就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10]119，“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0]119。总之，“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0]185，“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10]210。

3.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持续高涨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1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集中表现为全民族持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最大任务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和阶级阶层，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起来，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1]，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的历史性成果是彰显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这一标志性符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民族救亡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潮涌中华大地，民族团结统一的意识不断强化，民族平等意识受到广泛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成为重大课题并形成诸多共识，从而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在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原因和形成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本质与主流来说，是自卫性质或曰求解放的民族主义，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价值追求，凸显了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中国民族主义既没有极端排外的主流历史表现，也没有极端排外的中华文化基因。

1.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自卫性质或曰求解放的民族主义

不论是从思想理念、现实表现与实际结果看，还是从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及其价值取向都不是民族排外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更不是民族优越主义、民族侵略主义，而是典型的民族自卫和民族解放，其核心的价值追求就是反抗民族压迫与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这一鲜明特征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肯定。耿云志、李慎之、盛洪、萧功秦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中国人经历了太多不平等而遭遇的痛苦。所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只是要求各国以平等待我，以平等待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这丝毫不会对任何国家或民族构成威胁”[12]10“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13]“它是唤起民众、免遭亡国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2]83。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指出：“除非是你首先侵犯中国，否则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为止与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称为自卫战争。”[14]

2.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就没有好斗的传统，相反，中华文化的“天下”“和平”“和谐”“和合”等观念十分浓厚。如果“与一些后进国家的‘自卫型民族主义相比而言，近代中国主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依靠某种宗教传统来作为民族认同的凝聚力和基础的”[2]457，而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天下主义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人虽然表面上皈依了民族主义，却一直心怀着天下主义”[2]85。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催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主义的丰富意涵和发展方向起到了规范和导向作用”，包括对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和天下情怀的传承、提倡与弘扬。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一显著特征，在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里都有充分的展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也包含了“世界主义”的理想追求。梁启超反复指出，我们的爱国，既要树立民族国家观念，也要树立世界视野，“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5]31。孙中山先生指出：“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10]216李大钊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目的就是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追求世界的和平及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是包含了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我们决不主张专为自己民族的利益，而至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16]218

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凸显了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

论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人们常常提及义和团运动，也容易与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相联系，甚至由此出发，给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贴上极端排外的标签。实际上，从是否排外这个层面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本质和主流方面恰恰凸显了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即“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出路难寻的旧时代，人们把救亡图存的眼光更多地投向外部世界”[17]，对自身文化传统则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在20世纪交替之际的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中表现明显，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交流交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8]，几乎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不论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与虚心学习，哪有“恐外”“排外”气息，或者“守旧”“自恋”倾向和“护短”情绪！历史地看待这种自我反思意识和批判态度，从积极面说，抑制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守性，塑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包容性；从消极面说，则容易造成形式主义的“抑中崇洋”倾向，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9]832，对民族自信心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结语

毋庸讳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有过大汉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排外主义等负面因素。譬如“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行为，就是列强侵略导致民族危机达于顶点、社会衰落跌入谷底的极端之举；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人士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也有过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近代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长期存在并与境外干涉势力勾结，这也是中国人民不得不长期进行维护民族团结与统一斗争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与复兴、追赶世界先进的长期奋斗中，守旧复古逆流也时沉时浮，等等，但这些绝对不是主流。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更没有对其他民族构成威胁、带来危害，中华民族骨子里就没有走极端的特性和文化基因。在世界范围内，要说扩张的进攻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莫过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正因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自卫性质和具有中华传统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倡导的民族复兴观，实际上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民族复兴观，或者说，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基本底色。它一开始就告诉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會走向狭隘的、极端的或者排外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复兴之路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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