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陕南地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机理

薛斯文，周 旗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感知环境是人类决策行为的主要依据［1］，世界各国借此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和风险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公众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在现实环境中经过层层过滤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只有弄清楚人类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响应行为，为决策者成功采取相应策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奠定基础。

大多数学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雒丽等［2］、魏国茹等［3］基于多元感知机理构建气候感知、适应行为和影响因素的MLP数学模型；Nunfam等［4］把感知、职业热应激风险及适应策略等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解释了适应行为与感知之间的关系，但是所用模型过于复杂，缺乏有效的数学方法实现具体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成熟，它能更好地处理测量误差，较传统的回归方法更为准确合理。如有学者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解释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知识感知、后果感知、原因感知、事实感知、响应行为和响应意愿的相关关系［5］，为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事实感知水平和增强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奠定了基础。但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机理的研究较少。常成［6］以黄土高原地区企业管理者为研究对象，运用阶层回归模型探索了影响果品企业管理者风险感知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总之，大多研究者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机理进行了阐述，但主要围绕少数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尚缺乏综合分析，同时也没有阐明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交互作用特征。因此，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机理的研究仍有待完善。

鉴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客观评价数据获取困难，大多数感知要素评价很难量化，也难以反映不同地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的差异［7］。本研究基于2019年陕南地区公众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调查数据，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公众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着重探讨不同因素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的影响效应、交互作用和差异效应，研究是否存在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路径的判别因子。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15—2019年进行了长达5年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调查，调查区域以陕南地区所在各县为主，同时兼顾了近郊大型居住区经济开发区和相邻村庄等典型地区。问卷主要按照街道人口比例（1/2 000），采用分层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案进行随机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819份，有效率达81.9%。被访者以陕南地区常住居民为主，也包括少量退休、流动和失业人员，重点围绕基本状况、人地观和风险观、环境感知和应对行为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问卷主要由31项问题组成，每一题项由李克特五级量表构成。

1.2 样本基本属性统计分析

由样本属性统计来看，性别差异较小，男女比例分别为47.70%、52.30%。年龄主要以48岁以下中青年为主，占样本总体60%以上。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良好，高中及以上所占比例为54.20%。个人月总收入为3 001～5 000元的群体数量最多，比例为43.29%；1 001～2 000元的群体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8.66%。从职业性质来看，教师所占比例较大，达33.78%。由于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调查样本结构与陕南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结构略有差异，但整体代表性好（表1）。

表1 受调查公众的基本特征

1.3 理论猜想与研究方法

1.3.1 理论猜想 由图1陕南地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路径猜想，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产业结构调整感知、应对效果感知和气候变化原因感知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较大。气候变化应对效果感知可能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感知来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

图1 陕南公众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机理模型（标准模型）

1.3.2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劲峰等［8］空间分析小组开发的探寻地理空间分区因素对疾病风险影响机理的一种方法。地理探测器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部分内容。该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无过多假设条件，能有效克服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处理类别变量的局限性，因而备受青睐［9］。文化程度、居住环境、风险观念、人地观念、气候变化原因感知、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应对效果感知、产业结构调整感知和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属于典型的类别变量，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有重要影响，适合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更好地揭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的个体属性特征与影响机理。主要运用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三部分内容展开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因素的探讨，具体公式参考文献［8］，交互探测表达式见表2。

表2 交互探测表达式

2 结果与分析

2.1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影响机理分析

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各因素得分离散化处理后，借助地理探测器软件分别对基本状况、人地观、风险观、环境感知和应对行为特征进行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以期全面揭示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机理。

2.1.1 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主要测度各因子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的解释程度大小。如图2所示，按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强弱排序表现为应对效果感知因子＞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因子＞气候变化原因感知因子＞人地观念因子＞文化程度因子＞产业结构调整感知因子＞风险观念因子＞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因子＞居住环境因子。

图2 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的因子解释力

其中，应对效果感知因子的解释力最大（0.979），说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对应对状况感知的控制作用最为强烈，即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和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之间具有最强的一致性，这一现象可能与节能减排、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能源发展等应对措施有关。其次是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的解释力较大（0.122），说明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影响较大，与前面所作的猜想较为一致。

2.1.2 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主要分析影响因素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基本状况、人地观、风险观、环境感知和应对行为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均存在交互作用（表3），任意2个影响因素交互后因子影响力均表现为双线性或非线性加强。其中，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和风险观念交互后因子影响力最强，达1.000。表明在以上任意2个因素的控制作用下，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的内部差异会减小，交互后因子影响力均明显增强，也说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是个人状况、环境感知、应对行为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3 交互探测分析结果

2.1.3 生态探测 生态探测着重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大小相对重要性是否具有显著差异［10］。结果（表4）显示，气候变化原因感知、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应对效果感知、产业结构调整感知、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和居住环境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的影响力重要性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而其他因素无明显差异。因此，气候变化原因感知、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应对效果感知、产业结构调整感知、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和居住环境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表4 生态探测结果

3 小结与展望

1）应对效果感知因子的解释力最大（0.979），说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因子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的控制作用最为强烈。

2）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和风险观念交互后因子影响力最强，达1.000。

3）气候变化原因感知、气候变化问题关心度、应对效果感知、产业结构调整感知、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和居住环境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鉴于上述结论，公众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效果感知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感知影响最大，其与风险观念交互后对气候变化应对状况感知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此外，节能减排效果感知和居住环境对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的影响力要显著强于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判断陕南地区公众节能减排效果感知状况来推断其气候变化风险应对状况感知强度。决策者需要加大对公众气候变化风险的宣传与政府应对过程的公开，促使公众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政府的公信度，从而缩短公众与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方面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