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西夏朝服

任怀晟

西夏模仿中原王朝建立服饰制度。乾祐（1171—1193）年间刻印的《圣立义海》目录中有“皇太后、皇帝法服，皇后法服，太子法服，嫔妃法服，官宰法服，朝服，常服，便服”①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义立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8 页。笔者注：西夏汉文本《杂字》“衣物部”有“公服”一词。但是《圣立义海》第8 卷服饰体系中“公服”没有与“法服、朝服、常服”同时出现。的记载；《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有“大小臣僚等不来朝中，及虽来而不服朝服等”都要受处罚的规定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0 页。。但这些法条都未述及具体样式。研究发现西夏朝服局部上有很多自己的特点，但总体样式与中原类似。

一、西夏朝服局部特征

（一）西夏朝服无“方心曲领”

“方心曲领”作为独立饰物始于宋代政和年间（1111 年后），唐代方心曲领是一种服装结构，例如莫高窟第220 窟、158 窟中原帝王形象都没有单独的方心曲领配饰（图1、2）；而宋代《十王图》中的神像则绘制方心曲领（图3）。这是唐宋绘画中朝服样式的主要区别之一。（当然考虑到“方心曲领”配饰采用始于政和年以后③［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二《志第一百五·舆服四·诸臣服上》，中华书局，1985 年，第3556 页。，之前宋朝朝服也存在无“方心曲领”的情况。另外，神佛绘画经常模仿前代作品，绘画中朝服不用“方心曲领”也属正常。）从《舆服志》看，辽、金两朝朝服也采用方心曲领。①［元］脱脱：《辽史》卷五六《志第二十五·舆服》，中华书局，1974 年，第908—910 页。［元］脱脱：《金史》卷四三《志第二十四·舆服》，中华书局，1975 年，第976、979—980 页。而与宋、辽、金同时期的西夏朝服不用方心曲领，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西夏早期的6 号陵板瓦画像②孙昌盛：《西夏陵六号陵陵主考》，《西夏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23—33 页。笔者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西夏陵6号陵陵主为李德明，孙昌盛推测元昊可能对李德明的嘉陵进行了扩建，使它达到帝陵的规模。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后世维修的可能。”中（图4、5），也出现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中后期佛教画像中（图6）。西夏朝服画像不采用方心曲领配饰的做法似乎是延续了隋唐朝服的这一特征。需要注意的是，6 号陵板瓦画像如果为元昊时期所绘，到1227 年西夏灭亡近200 年时间，暴露在室外空气中的板瓦画像不太可能不经过重绘还保持如此清晰。此画像线条色彩能够保持得如此完好应是在原作没有遭受太多损伤的情况下被埋藏的结果。所以6 号陵这块板瓦画像的重绘时间应该更接近西夏末年陵园被毁时期。

图1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礼佛图 唐代

图2 莫高窟第158窟举哀图 唐代

图3 宋代金处士《十王图》局部大都会博物馆藏③［宋］金处士：《十王图（五幅）》，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卷6 册4，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2 页，图版第50，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4 西夏陵6号陵阙台遗址人物像板瓦④史金波、李进增编：《西夏文物》（宁夏编）第11 册，中华书局，2016 年，第4968 页。

图5 西夏陵6号陵阙台遗址人物像板瓦局部

图6 黑水城出土《木曜图》⑤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图版第49。

西夏熟悉宋朝服制，①彭向前：《谅祚改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 年7 月，第50—55 页。西夏奲都五年（1061）“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②［元］脱脱：《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中华书局，1971 年，第14001 页。为了改汉衣冠及汉仪，谅祚又表求购置衣服，并乞工匠。

《宋大诏令集》西夏条有两道诏令记载此事。

“买幞头帽子并红鞓腰带及红鞓衬等物件，乞从今后，凡是买卖，特降指挥，无令艰阻以闻事。”③《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四，政事八七·四裔七·西夏《赐夏国主乞买物诏》，中华书局，1962 年，第912 页。。

“盖以番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闻事。”④《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四，政事八七·四裔七·西夏《赐夏国主乞买物诏》，中华书局，1962 年，第912 页。

这些记载说明西夏为采用宋朝服饰制度在样式、材料、工艺等知识技能方面和专业技术人员方面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另外从《天盛律令》等西夏典籍看，西夏对于服饰样式、应用场合的规范非常严格。这种情况下，画师特别是为皇陵进行创作的画师应该非常熟悉西夏朝服样式。皇陵和民间神像服饰同一的情况说明西夏上下对此有比较统一的认识。故此不加“方心曲领”是西夏朝服的标志之一。

（二）党项人朝服像无须

西夏陵6 号陵阙台遗址板瓦神像（图4、5）无须，与莫高窟第409 窟、237 窟，榆林窟29 窟男供养人像无须特点相同（图7、8、9）。⑥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卷二四《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214 页。西夏谚语“没有胡子拿镊子，肚子未大松腰带”⑦陈炳应译：《西夏谚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2 页。该书为乾祐丁未十八年西夏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德养著《新集锦成对谚语》。的记载说明西夏党项人有用镊子拔除胡须的习惯。祖先来自古羌人的大凉山彝族至今仍保留拔除胡须的习俗。彝族“尔比”记载：“跟着汉族留胡须，跟着彝族拔胡须。说是汉族没胡须，说是彝族没英雄结。”⑧陈国光：《彝族“尔比”对彝、汉族群差异性的认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第60—63 页。是文“尔比”均引自沈伍已《彝族尔比词典》（彝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年。这两句谚语既说明了彝汉外貌的特征，也说明了彝族以无须为美的风俗特点。这与西夏党项羌人拔须的风俗完全相同。

图7 敦煌莫高窟409窟男供养人像图

图8 莫高窟第237窟男供养人像图

图9 榆林窟29窟西夏供养人像

西夏王朝是由党项羌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人包括党项羌、汉、回鹘、吐蕃等多个民族，没有资料证实西夏强制其他民族除须，除须仅是党项人的风俗习惯。因而西夏世俗供养人像中蓄须人物应不是党项羌人。

所以，6 号陵阙台遗址板瓦神像创作原型应为党项人像。①任怀晟、田孟秋：《敦煌莫高窟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 年第3 期。

（三）党项人朝服像冠后结发

6 号陵阙台遗址板瓦神像冠后绳带系结方式与榆林窟第29 窟西夏绘制的帝释天像、供养人没力玉像相同（图10、11），元代也有这种脑后结发的情况（图12）。而唐宋冠冕之后是没有这种系发方式的（图13、14）。党项人结发的情况在文献中也有反映：

图10 榆林窟第29窟没力玉像

图11 榆林窟第29窟西夏帝释天像

图12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台北故宫藏绢本设色（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

图13、14 聂崇义《三礼图》之“玄端”和“诸侯朝服”③［宋］聂崇义集注：《新定三礼图》，康熙十二年通志堂刊，1673 年。

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①［元］脱脱：《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中华书局，1977 年，第14030 页。

这句话记载了元昊26 岁从天圣六年（1028）攻打甘州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前二十年间英勇善战的情况。同时，这里的“结发”也反映了元昊发式的特点。

《天盛律令》“许举不许举门”中规定“诸人不许服丧服，披发，头中有白，冬冠凉笠入于内宫，及相互礼拜等”。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5 页。说明西夏有臣僚入宫礼拜时不许披发的规定。6 号陵出土板瓦神像与榆林窟第29 窟西夏供养人像、帝释天像发式都符合西夏入朝中“不许披发”的要求。同时这也向人们展示了西夏党项人朝服结发的位置和方式。

（四）冠与中原梁冠相似，但无簪导

西夏陵6 号陵阙台遗址板瓦神像冠后系结的方式再次证明了此像所绘为西夏党项人着朝服的样式，也证明西夏朝服的冠式与同时期中原梁冠基本相同，只是没有簪导组件。这种没有簪导的梁冠也出现在黑水城绘画和西夏陵雕塑中（图15），其中有些人物形象是蓄须的（图16、17），面容特点更接近汉人形象，而不是以党项人无须特征刻画的，这些人物的梁冠也没有簪导。如此看来，这种无簪导梁冠很可能在西夏是一种普遍现象。

图15 西夏陵107号陪葬墓出土石俑头①史金波、李进增编《西夏文物》（宁夏编）第11 册，中华书局，2016 年，第4853—4854 页。

图16 黑水城出土《金曜图》协侍朝服像②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图版第53。

（五）汉人的“汉式头巾”

西夏“汉人臣僚”进入朝中要戴“汉式头巾”，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条，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1 页，“汉人臣僚当戴汉式头巾。违律不戴汉式时，有官罚马一匹，庶人十三杖。”汉人臣僚是否存在戴“汉式头巾”还是戴头冠的冲突呢？按宋代习惯，汉士人帽下戴巾以为礼。⑤任怀晟、杨浣：《西夏“汉式头巾”初探》，《西夏研究》2015 年8 月，第10—13 页。

北宋米芾（1051—1107）所著《画史》记载：

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更无头巾，掠子必带篦，所以裹帽则必用箆子约发，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发角，加后以入幞头、巾子，中篦约发，乃出。客去，复如是。其后方有丝绢作掠子，掠起发，顶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见。既归于门，背取下掠子，篦约发讫，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见之，为大不谨也。又其后方见用紫罗为无顶头巾，谓之额子，犹不敢习庶人头巾。其后举人始以紫纱罗为长顶头巾，垂至背，以别庶人黔首。今则士人皆戴庶人花顶头巾，稍作幅巾、逍遥巾，额子则为不敬。①米芾：《画史》，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78—79 页。

米芾所记帽下戴巾的情况说明当时汉人戴冠帽时可以同时戴“汉式头巾”。这也说明《天盛律令》要求“汉人臣僚”戴“汉式头巾”的做法原是中原汉人习俗的反应。黑水城出土《木曜图》中木曜蓄须说明创作原型不是党项人②任怀晟、田孟秋：《敦煌莫高窟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 年第3 期，第91—103 页。，类似有须戴冠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夏陵第107号陪葬墓出土的石俑头像上③史金波、李进增编：《西夏文物》（宁夏编）第11 册，中华书局，2016 年，第4867 页。（图12）。因为西夏入朝中“不许披发”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门”条，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5 页。，且木曜冠后没有绳带系结，头发的束扎应为冠下头巾固定的方式。

二、西夏朝服总体样式

隋唐朝服是根据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宋代朝服基本延续唐代样式，只是宋神宗时改为根据官职的高低来决定服饰搭配的不同，共分为七等冠绶。宋代朝服级别区分主要体现在附蝉数量、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图案的变化，而基本样式相同，

例如，宋代皇帝朝服为“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高广各一尺，青表朱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组缨翠，玉犀簪导，绛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红里，皂褾、襈、裾，绛纱裙，蔽膝如袍饰，并皂褾、襈，白纱中单，朱领，褾、襈、裙，白罗方心曲领，白袜，黑舄，佩绶如衮。”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 年，第663 页。

太子朝服为远游冠、朱明服，其制为:“远游冠十八梁，青罗表，金涂银钑花饰，犀簪导，红丝组为缨，博山，政和加附蝉，朱明服，红花金条纱衣，红纱里，皂褾、襈，红纱裳，红纱蔽膝，并红纱里，白花罗中单，皂褾、襈，白罗方心曲领，罗袜，黑舄，革带，剑、佩、绶，余同衮服，袜带勒帛，执桓圭，受册谒庙朝会则服之。”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 年，第665 页。

皇子和诸臣基本搭配也是梁冠、笼巾、绯色罗袍、裙、红蔽膝，白罗中单、大带、方心曲领、乌皮履；除博山、笼巾等小配饰外，皇子和诸臣朝服与皇帝、太子服装基本样式差别不大。

与宋代朝服相比，绘制于西夏时期的西夏陵6 号陵阙台遗址板瓦人物像（图4）、黑水城《木曜图》（图6）、《金曜图》协侍朝服像（图16）、《火曜图》协侍朝服像（图17）除前述西夏特有的局部特征外，也跟宋代一样采用梁冠、袍、裙裳、蔽膝，白罗中单、大带、乌皮履等。当然有必要注意，西夏绘画作品中的一些没有文献印证的孤例。例如，黑水城《金曜图》协侍朝服像出现了黄色袍服、《木曜图》出现了白蔽膝。这些现象是史实的反映还是画家随手臆做仍需进一步研究。

图17 黑水城出土《火曜图》协侍朝服像③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图版第54。

综上所述，西夏陵6 号陵出土人像板瓦、黑水城出土《木曜图》等作品中不同于中原朝服的特点为无方心曲领，汉人臣僚戴汉式头巾，党项臣僚结发；而其他部分，如梁冠、交领广袖衣、裙裳、窄袖中单、锦绶、履，从图像看大致与中原朝服相同。至于它如何通过朝服款式和配饰区分臣僚品级、职务，则需要再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