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新进展

韩健 黄廖鑫芮

【摘要】随着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步伐的加快，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从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来源、内涵的差异性入手， 着重从行业属性、综合效率的内涵、指标权重设置三个角度分析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度量方法， 并对区域性创新、企业研发投入、财政分权三个财政科技支出影响创新的机制进行归纳， 为进一步建立科学、客观的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供理论框架。

【关键词】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财政绩效;创新

【中图分类号】 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1-0046-7

一、引言

科技是影响世界发展方向和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这已在大量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科技支出作为政府行为参与科技创新会带来“挤出效应”， 但更多的学者认同科技支出的正向支持作用， 着力于建立合理的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如： 张馨和袁星侯[1] 从绩效预算视角出发， 探讨了建立科技支出“追踪问效”的管理机制; 贾康和孙洁[2] 探讨了平衡计分卡方法的应用， 为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框架提供了初步设计思路。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完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同时其又具有与其他财政支出不同的不确定性等特点。 正因如此，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可能会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来影响其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支出决策， 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 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 世界主要国家已然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掀起了对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自主权的竞争浪潮。 实际上， 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作为科技支出绩效评价重点考核内容的科技创新可为该阶段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国务院于2019年颁布的《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进一步在科技领域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功能。 由此可见， 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的同时， 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需要也在日益增加。 本文所提出的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 主要以各国学者已有的差异化研究进程为基础， 结合科技支出的内涵和度量方法， 分析科技支出的影响机制， 为适应建设和完善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更高要求整理出有效的理论参考。

具体而言，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涉及财政预算决算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的调整， 强调绩效指标的差异性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 对于微观主体而言，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无疑是整个财政绩效评价体系的一部分， 势必对微观主体的支出决策和支出效率产生影响。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如何设计更加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选取符合科技发展速度的有效评价方法， 以及如何通过绩效评价结果进一步反作用于科技创新的推进， 关系到宏觀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微观主体的活力， 尤其是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 因此， 关注财政科技支出及其度量方法， 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比较， 对于指导我国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绩效评价过程的实施以及增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科技支出，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 本文对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及来源、度量方法、影响机制及其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试图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二、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来源及内涵

1. 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源起和发展。 西方国家对于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可追溯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主要是对科技发展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 在此基础上， Denison[3] 利用因素分析法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进行考察， 研究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度。 Romer[4]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模型的覆盖面拓展至科技创新领域， 强调科技水平提升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而且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尽管如此， 学术界对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增长的机理仍存在争议。 Hall等[5] 从R&D投入和生产力水平的角度对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一结论为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此之外， 学术界普遍认为科技支出增长和创新推动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将更有利于有效推动经济增长[6] 。 对科技支出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作用的讨论也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发展， 引发了对如何建立更为有效的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深入思考。

随着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推进， 各国学者开始结合不同国家的国情， 主要在科研绩效管理实践方面进行了差异化研究。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 从立法层面对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范围和具体含义等进行了规范和界定。2001年欧盟颁布了14种国家科技评价指标项目， 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向指标构建的转变， 试图建立起更为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 有学者提出， 评价体系的构建要遵循经济性、动态性等基本原则。 Nixon[7] 认为， 绩效评价的开展要以战略为导向， 在指标建立上应集中体现相关者利益， 达到财务因素与非财务因素的平衡等。 而在具体指标构建层面， Nelson等[8] 选取15个典型国家， 对其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水平进行研究， 将这些国家分为低、中、高收入国家三类， 采用财政科技资金配置、R&D经费来源、高等教育程度和政府科技政策作为绩效水平的评价指标。 Brignall等[9] 认为， 基于结果和主导因素构建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下设六个具体的一级指标， 并从考查结果和分析关键因素两方面对一级指标进行再区分。 Robert[10] 则从评价下级、激励雇员等方面将绩效评价指标分为八大类， 并据此构建出相适应的绩效评价模型， 同时将绩效评价活动按指标划分为工作任务、产出、结果和质量四部分。 曲昭仲等[11] 依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发现， 以政府采购和税收激励为主的模式能够更大程度地增强科技支出的动力。 但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的科技支出模式存在“适度区间”， 只有通过动态调整补贴规模及范围找出最优值， 才能更好地发挥科技支出的激励作用[12] 。

在各国学者的差异化研究进程中， 较多学者支持政府科技支出能发挥激励作用的观点，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Wallsten[13] 通过检验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的实施效果， 指出该计划中给予小企业的补助影响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这一影响即为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科技投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政府增加的科技投入将引发资源需求的增加， 由此所带来的创新资源成本上升将极大地降低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此后， Gorg和Strobl[14] 研究发现， 大规模的补贴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 甚至造成企业以低质量的策略性创新来“迎合”政策红利， 对企业开展创新研究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而小额的政府补贴仍然可以增加私人研发支出。 尽管造成企业研发投入偏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 而是经济激励不足和人力资本约束， 但只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研发投入才能发挥政府在R&D投入中的主导作用[15] 。 企业可以借助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来有效降低研发成本， 以及降低由创新活动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带来的风险， 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 简兆权等[16] 认为， 这种以企业为支出主体、财政补贴为补充的科技支出模式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 诱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触发企业与公共研发投入之间的诱导效应和乘数效应。

由已有文献可知， 关于财政科技支出的具体效用尚未形成定论， 且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政府通过补贴参与科技支出的方式， 因此需要基于更多可比较的有效数据才能探索出财政科技支出的最优模式。

近十年来， 学者们在上述挤出效应和激励效应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具有复合性、滞后性以及混合效应等新观点。 Hakyeon Lee等[17] 将财政科技支出的正向效应阐述为， 公共研发支持可以产生技术能力提升效应、需求创造效应、研发成本降低效应和项目重叠效应， 这些效应从多个渠道激励了企业创新。 并且， 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低产品市场竞争性行业以及股权分散的公司中，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18] 。 同时， 科技支出的混合效应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比如李苗苗等[19] 以混合效应的区间及地区差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能够形成积极作用的科技投入区间进行界定， 从而建议政府对此设置合理的财政支持门槛。 在此基础上， 吴翠青等[20] 认为政府补贴强度与创新活动呈U型关系。 王丰龙等[21] 则认为整体上财政科技支出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差异， 即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对创新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因此建议政府科技支出聚焦于这些地区， 并集中发展优势地区。

随着对科技支出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及结果研究的丰富， 对于以上观点的学术争论也更加深入， 这将为我國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诸多可借鉴的视角， 进一步为财政科技支出政策的制定、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2.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 绩效源于管理学概念， 指的是对所考核项目的业绩和效率的综合评估， 包含对结果和过程的考核。 随着绩效概念的推广， 不同领域均开始围绕规定时间内项目的投入产出建立可量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袁志明等[22] 认为， 科技支出绩效内涵主要涵盖绩效时限和绩效内容， 前者是从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 后者则更加强调对社会文教卫等行业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 胡兴旺等[23] 认为， 政府科技支出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 受到政府行为变动的影响， 且依赖于社会科技活动整体的发展水平， 并将财政科技支出绩效的特点总结为公共性、间接性、时滞性和分类性。 逄颖[24] 认为财政科技支出隶属于财政支出， 因而可参照财政支出的内涵， 从经济效果、社会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率三方面来界定财政科技支出的内涵， 其中经济效果集中体现在科技研发环节， 其余科技活动则需要三者形成合力以发挥效用。 徐贵丽[25] 认为， 科技支出绩效是非静态的、具有体系且受到多因素影响， 是个人、组织或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和产出的统一体， 并指出其内涵包括目标、组织、政府和社会绩效等方面。 田时中等[26] 认为， 科技支出绩效应划分为同时侧重于效果和效益的R&D活动绩效和仅侧重于效益的非R&D活动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 非R&D活动的正外部性不仅体现在科技方面， 还涉及经济、环境等， 因而在考虑其绩效评价时既要关注直接的科技效益， 又要将间接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包含在内。

科技支出所具有的外部性、技术性、复杂性等特征， 致使其与一般绩效评价所强调的时效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而且对过程考核的评价难度较高。 因此， 在对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特殊性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 需要将其与传统管理学范畴内的绩效评价加以区别， 通过建立科学评价标准和使用适当方法， 采取多维度的结果考核模式。

三、科技支出绩效评价度量方法

纵观现有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可知， 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主要包括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历史分析法、科学计量法、技术计量法等。 R&D活动效率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参数技术， 如随机前沿方法; 另一类是非参数技术， 如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层次分析法（AHP）等。 就计量研究的形式而言， 又存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OLS）、固定效应（Fixed Effect）、联立方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等。 各类评价方法都有其优缺点， 如DEA方法能有效揭示R&D效率的内涵，但其本身存在不考虑随机误差、指标的敏感性等缺点。 由于不同绩效评价度量方法的侧重点不同， 存在的优势和短板也不同， 在科技支出绩效评价过程中往往不是采用单一的绩效评价方法， 而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复合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 以得出最高可信度的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的差异，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度量方法进行梳理：

1. 行业属性的分析逐渐深入。 基于行业属性的绩效评价是指通过整合某一个或多个行业的专家评议结果， 对科技支出进行合理的绩效评估，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其最早可以追溯到1416年威尼斯首次采取的专利制度， 我国也在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时， 对所提交的项目广泛听取了来自各行业专家和学者的意见， 最终形成有关评价标准。

由于行业信息的复杂性和广泛性， 评价过程无法凸显重要内容， 为此部分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马晓光等[27] 认为， 基于社会属性、学术水平、评议水平和专家评估态度四方面行业信息进行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 能够避免评价标准制定的不科学性。 李莹等[28] 从筛选性、竞争性和参考性角度进一步规范了行业信息， 并提出了专家测度的维度模型和理论基础。 谢虹[29] 认为具体的产出绩效指标除了要考虑直接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标， 还应考虑不同行业的科技资金投入产出比， 以全面反映被评价对象的行业属性。 黄进[30] 选取行为规范、能力指标和绩效指标作为科学类基金项目评价过程的行业信息指标， 从“能力—行为—绩效”的视角进一步优化了科技资源配置。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参与全过程的专家也是一种行业信息， 具体可分为科研能力、投入程度、信用度等更为详细的行业信息指标。 张爱宁等[31] 对公益类科研院所和转制类科研院所加以区分， 前者以创新的属性特征及所产生的成果效益为主， 后者则重点考虑政府的宏观导向， 从而建立了差异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於翼等[32] 从基础信用、社会信用和评价信用三方面构建了专家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各专家提供的行业信息拥有独立的判断标准， 但这种评价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导致评价结果的差异较大。 因此， 有学者认为， 在行业信息框架下， 可将专家意见由单一行业拓展至多行业， 通过“背靠背”通信方式收集来自各领域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方法模式等， 从而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研判， 并赋予相应的价值。 王威[33] 基于德尔菲法， 通过对创新型人才的职业能力因子、创新因子和素质因子等行业属性因子进行分析， 为地方性本科高校制定创新人才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赵振洋等[34] 进一步从制度完整性、公众参与度等八个方面细化了不同行业的评价指标。 即使是针对多领域的评价指标研究， 也可以基于行业属性， 以社会产出和科技产出作为产出评价维度， 以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投入作为投入评价维度， 同时， 还可以基于教育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来区分行业环境的差异。 此外， 迟婧茹等[35] 对R&D人员的R&D能力、资源获取效率等四个方面的行业信息听取专家意见， 比较调整后建立了以德尔菲法为基础的创新资源集成平台应用绩效评价体系。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精准性离不开对行业属性的分析， 基于此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既具有可操作性、综合性、专业性等优势， 又能够得出对评价结果的描述性或判断性语言， 便于参考和相关对策的提出。 同时， 以德尔菲法为代表的专家评议能够有效表示出专家意见的离散程度、平均值、极差等数量特征， 保证了评价内容的客观性， 有效克服了评价专家间主观因素彼此影响的情况。 但由于行业属性的相关指标仍依靠专家进行评议审定， 很难达到客观性的要求， 并且存在评价指标设定复杂、整合多专家评议结果的难度大等困难， 因而其仅适用于战略层次的决策分析对象， 应用范围较为局限[36] 。

2. 综合效率的内涵不断完善。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依赖于综合效率指标体系的建立， 完善综合效率的内涵将有利于对科技支出水平进行合理评估。 陈丽佳等[37] 认为， 要通过凸显综合效率指标与评价目标的契合程度来反映财政科技支出的强目标性。 但只有充分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和精准性， 才能更好地显示这种契合度。 为此， 必须对不易获得数据的综合效率指标进行筛查， 同时剔除对结果仅产生有限微弱影响的指标， 最终形成一套高效、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38] 。 罗卫平等[39] 借助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两大综合效率因子， 分析了广东省21个地市的财政科技支出综合效率。 顾骅珊等[40] 运用R&D投入相对效率分析发现， 浙江省的R&D投入相对效率不高、发展不平衡， 既定的投入并未带来最大产出。 贾亚男等[41] 将视角进一步扩大， 借助财政科技支出综合效率的横向比较数据， 对2009 ～ 2010年度全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进行了研究， 发现包含浙江省在内的6个省份实现了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时有效且达到了技术效率最佳， 在我国处于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 王海峰等[42] 运用超效率DEA， 引入Malmquist指数分析研发效率， 进一步丰富了综合效率的内涵。 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DEA和EFA综合模型、CCR模型和BBC模型， 构建了不同地区间的科技发展综合效率评价指标。 另有学者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43] 和平衡计分卡[44] 等对综合效率的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完善和拓展。

综合效率内涵的完善和丰富， 为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度量开阔了视野， 提供了更为可靠、客观的评价结果。 尤其是采用DEA方法评价科技支出综合效率的模式， 将单一输出评价拓展至对多输出综合评价， 对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效补充[42] 。 但评价结果仍依赖于模型相关数据的即时性、准确性等， 且現有文献中进行空间跨度横向比较和时间跨度纵向比较的研究较少， 对于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仍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评价。

3. 指标权重的设置不断精准。 在进行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时， 评价指标不应只限定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常用的绩效指标， 而应结合多学科方法， 对所采用的指标进行更广泛的拓展， 这将更有利于绩效评价的进行[45] 。 为此， 白景明[46] 围绕评价指标与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提出对于符合经济增长体制与科技管理体制、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绩效指标， 应给予更多的权重分配。 谢福泉等[38] 认为， 不应只局限于科技系统和科技发展本身， 而应在综合考虑经济大环境、科技支出项目的效用， 以及科技进步、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关系后， 寻找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最适比例。 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由单一指标转为多指标模式， 有效提高了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科学性。 与此同时， 随着指标的不断扩充， 在评价具体某一项目时需要根据不同指标重要性的差异， 对相关指标进行科学的权重分配， 以进一步满足绩效评价结果科学严谨的要求。

为实现指标权重的精确分配， 需要利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有效方法对不同指标加以量化。 谢虹[29]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所选择的合理指标群设置不同权重并进行了示范性评价计算。 肖鹏[47] 指出， 分层次进行决策判断和考评的模式与预算支出绩效的多元性和考评目标的多重性相契合， 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的权重赋值方法是未来科研专项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评价结果本身并不能为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案， 仅仅是在已有方案中进行比较权衡， 指标权重的赋值也会随着指标量的增加而变化， 权重确定的复杂程度也会随之提高[44，48] 。

可见， 通过对指标赋予更为精准的权重， 不仅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问题得到了更为条理化的展示， 而且解决了在多元素、多目标决策过程中专家评判标准存在差异的问题。 在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统计算法不仅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合理性， 而且保障了评价体系中各指标重要程度的真实性。

四、财政科技支出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1. 财政科技支出与区域性创新。 在某个区域内， 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根据科技投入中的不同分工或关联关系形成了一定的组织体系， 该体系与创新存在相互联动的特征。 通常来看， 政府通过科技支出的方式参与地区创新发展， 在有效发挥协同作用的同时， 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49] 。 在此基础上， 高月姣等[50] 认为， 政府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 因而要从长期来评价政府对区域性创新的促进作用。 李政等[51] 认为， 政府参与创新活动既有效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 又凸显了政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刘传宇等[52] 指出， 财政补贴是政府参与区域性创新的重要手段， 且低于一定阈值的财政补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这一促进作用并不具有完全统一性， 其中技术改进类补贴和成果转化类补贴对区域性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而技术研发类等其他种类补贴则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可见， 科技支出与区域性创新之间的协同作用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单一的促进作用， 而要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模式、创新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等要素， 对不同区域实施有针对性的科技支出政策， 避免政府对区域性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 从而更大程度地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2. 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R&D投入。 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之下， 企业是R&D活动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和实现者， 对于同样参与这一过程的财政科技支出， 其对企业R&D投入的具体影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即抑制作用和激励作用。

从企业微观视角来看， 一是政府科技支出会抑制企业的R&D投入。 Hamberg[53] 首次利用横截面数据研究指出， 公共部门R&D投入与私人部门R&D投入呈负相关关系， 之后有部分学者也从类似角度实证验证了这一关系[54] 。 二是财政科技支出会促进企业加大R&D投入。 有学者基于企业实际数据， 采用对比分析法或计量方法等， 得到了科技支出对企业R&D投入产生正向激励作用的结论[55] 。 在此基础上， 郭迎锋等[56] 认为直接的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R&D投入存在杠杆效应， 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升， 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R&D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不断增强。 但王旭等[57] 以欧拉模型为基础， 从企业内部和外部融资约束角度出发， 研究发现科技支出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仅限于流动约束性大的小企业。 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 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仍大量存在。 以Guellec等[58] 、苏盛安等[59]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政府科技支出会削弱企业科研投入，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认为政府科技支出会对企业科研投入产生激励作用。

无论是从微观层面还是从宏观层面出发， 都无法为对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得出统一结论， 但可以看到， 在完全不依赖财政科技支出的情况下， 企业从事R&D活动的风险高， 积极性相应减弱， 创新效率和程度也将相应降低。 因此， 财政科技支出以改变企业R&D投入的形式影响了创新。

3. 财政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渠道的影响机理是， 权力下放会影响生产者效率、消费者效率和地区资源分配等因素， 进而影响创新效率。 一般情况下， 财政分权会对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60] 。 宣烨等[61] 通过构建Tobit模型， 对省际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地方政府并不会因创新活动的外溢性和长期性等特性而减少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反而会依托科技支出有效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这种促进作用的效果是显著的， 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由“为增长而竞争”向“为创新而竞争”的逻辑转变。 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将创新绩效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因而地方政府做出“为创新而竞争”的应对， 鼓励科技投入， 进而有利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余泳泽等[62] 认为， 在中国式财政分權体制下， 科技支出的“资源优配”作用大于其“要素扭曲”作用， 从而形成了总体上的“竞优”作用， 这意味着中国式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杨志安等[63] 进一步发现， 财政分权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呈倒U型关系， 运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赋值测算出的最优科技支出驱动创新效应值为1.56。

可见，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决策确实维持了区域创新活力、改善了区域创新绩效， 在通过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效率、地区资源分配、经济稳定等因素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同时， 也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创新活动产生了影响。

五、结语

本文在进一步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分析了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度量方法及影响创新的机制， 从宏观层面出发， 分别对绩效评价来源、内涵的差异性、度量方法的变化、影响机制的多样性进行了阐释， 在促进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的同时， 为我国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与科技决策能力以及建立高效协调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在实践过程中， 财政科技支出的规范和绩效评价体系的完善过程与理论分析存在差异， 容易受到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选取等因素的影响， 无法完全契合本文的梳理结果，因此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 对于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 除宏观角度外， 还可以借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进一步丰富绩效评价方法， 完善评价体系， 使研究结果更具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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