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葛剑雄

一、瓠子堵口

西汉开始，黄河的水灾日益严重，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10次，其中造成改道的有5次。河水决口改道后，堵口归流就是一件大事，重大的堵口就有两次。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向东南至今山东鄄城县南冲出了一条新河，流入巨野泽，然后夺泗水入淮。决口发生后，汉武帝即派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没有成功。当时外戚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他的封邑鄃在黄河北岸，河水向南决口使北岸避免了水灾的威胁，他的封邑获得丰收。所以他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是没有办法用人力来强行堵塞的，就是塞住了也未必让老天爷满意。”他还串通一些“望气”占卜的人也对武帝说这样的话。武帝信了他们的鬼话，就听任河水泛滥改道，不再堵口。

就这样拖了20多年，黄河依旧没有回归故道，泛滥区灾情严重。主张不堵口的田蚡早已在元光四年（前131）去世，汉武帝对他的险恶用心已有所觉察。到了元封二年（前109）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下决心下令堵口。汲仁和郭昌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堵口工程，武帝亲临现场，命令随行的官员职位级别自将军以下的都一起搬运柴草，参加施工。司马遷作为武帝的随从也背负柴草，以后在《史记》的《河渠书》中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先用大竹子或大石头在决口面插下河底，由稀到密，使水势减缓，然后再在中间填塞草料，最后压上石块和泥土。所用的竹子主要采自淇园（在今河南淇县西北一带）。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东北入海。汉武帝在堵口堤上筑了一座宣房宫作为纪念，还亲自作了两首《宣房之歌》，其中一首写道：“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茭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大意是：黄河的洪水波浪滔滔，北面的故道已经淤塞难以迅猛奔流。用竹缆牵引沉下了美玉，河伯已经答应我们堵口柴草却又不够。柴草不够，卫地人可倒了霉，没有柴草又怎么堵得住水？砍下竹林里的竹子，密密地插在水里，一层层石料铺在中间，决口终于堵住。宣房宫就建在上面，从此不再有灾难，福祉无穷。

80年后的建始四年（前29），在河堤使者王延世的主持下在东郡堵口，声势虽没有瓠子口那次大，在技术上却有新的尝试。采取的办法是从决口的两端同时向中间堵，到最后一部分时，预先制成一个大的竹笼，其中填满石块，用两艘船夹着竹笼驶至缺口，将船凿沉，与竹笼一起沉下，然后迅速充填泥土加以巩固。这与近代采用的立堵法已很相似。

二、贾让的“治河三策”

西汉中期以后，一方面是黄河的灾害越来越频繁，西汉后期的50年内平均每隔7年就要决溢一次。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实践中增强了对黄河决溢特点的认识，开始尝试各种治河的办法，所以不断有人提出治河的主张。主要的建议有四种：

一是分流，可以利用黄河下游原有的分流和支河，疏浚整治，甚至可以新开河道，以便分散洪水，削减主河道的洪峰，减轻对主河道两岸堤防的威胁，避免决溢。

一是改道，具体的意见各人不同，但用意都是想利用更好的地形，另选一条比较顺直的河道。

一是滞洪，建议在黄河经常泛滥处空出一块地方，一旦洪水发生就主动引水泄入，以避免下游其他河段再有决溢。

一是以水排沙，认为河水既带来了泥沙，但水流也能排除泥沙，主张禁止上游和中游引水灌溉，保证水量，使河水保持较大的流速，依靠河水本身的冲刷力排沙刷槽，以避免河床淤积，消除河患。

这些方案各有利弊，要实行起来也并非容易，所以都没能得到试验。

西汉末的哀帝初年（约前6—前5），曾经要求各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有治河本领的人，只有待诏贾让上书响应，提出了三种供选择的治河方案，后世称为“治河三策”。

贾让提出的上策是人工改道，在遮害亭（今河南滑县西南）掘开河堤，让河水北流（实际上偏东北）入大海。他认为由于西面有太行山及其余脉在地形上的限制，东面有已有的金堤阻挡，河水不会泛滥太远，一个月之内就会形成新的河道。至于新河流经的冀州，当然要有大批百姓搬迁。但与其每年要在沿河十个郡都花大笔钱来修筑堤防，万一决口损失更大，还不如将几年的修堤费用集中起来，用于安置移民。他认为如果实行这一办法，就能“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开渠的目的一是为了灌溉，二是为了分洪。具体的计划是从遮害亭一带向北新筑一条渠堤作为渠道的东岸，利用西面的山地作为渠道的西岸。然后用石料加固黄河自淇口至遮害亭的堤防，在这段堤上建造若干水门。同时在新筑的渠道东堤上也开若干水门，这样在黄河干道和新渠之间就组成了许多分水渠，旱时打开渠道东面的水门引水灌溉，遇有洪水时就打开渠道西面的水门分泄洪水。这一带原来因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收成很少，经过灌溉后可用于种稻。另外还可以利用渠道发展水运。当时沿河负责守护整个堤防的官吏士兵每郡都有数千人，采购草石料的费用每年也要几千万钱，用这些人力物力就足够建成渠道和水门了。他认为中策虽不如上策那样解决根本问题，但也能“富国安民，兴利除害”，并可维持数百年。

至于继续以修缮堤防为主，致力于加高培厚现存堤防，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还是免不了经常出问题。贾让认为这是下策，是不足取的。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比较全面的治河论文，既有对当时黄河下游河患形势的分析，也有解决问题的不同对策;不仅考虑到了防洪，而且兼顾了灌溉、放淤、改土和通航。他的建议虽然未能付诸实践，其中显然也有不切实际或不尽合理的部分。但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如此全面地规划黄河下游的治理，充分反映了当时技术水平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三策中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三、王景治河

西汉末年，黄河先后在魏郡（今河南东北一带）以东多处决口，到王莽始建国三年（11）又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南决口。王莽为了保障他在元城的祖坟安全，主张不堵决口，听任河水东决。结果黄河和济水分流处的堤防严重崩塌，黄河、济水和汴水各支流交相泛滥，兖州、豫州（约相当今河南东南、山东西南和安徽淮河以北）数十县受灾。

唐写本《史记·河渠书》残卷（局部）

东汉初的建武十年（34），陽武县令上书建议改修堤防，以安定百姓，光武帝已调集了兵士，准备动工。但浚仪县令又提出，现在刚打完仗，又要大兴劳役，老百姓受不了，会引起不满。光武帝就打消了这一念头。以后汴水不断向东泛滥，灾区越来越大，原来的水门堤防都已没在水中了，兖、豫二州的百姓十分怨忿，指责官府不考虑百姓的疾苦。明帝即位后，几次想动工，但对要不要堵口却意见纷纷，有人认为黄河改道南流入汴对北方的冀州、幽州有好处，还说左边的堤坚固了右边的堤就遭殃，左右两边的堤都坚固了下游就倒霉，对河水应该听其自然，百姓可以迁到高处去，这样公家省了堵口的钱，百姓也避免了被淹的祸害。明帝听了以后不知所从，一直议而不决。直到永平十二年（69）召见王景后，才最后作出治河的决定。

王景，字仲通，是乐浪郡邯县（约在今朝鲜平安南道东部）人，祖先居琅琊不其（今山东青岛崂山区西北），西汉初迁至朝鲜半岛。王景从小学习《易经》，博览群书，又爱好天文和数学，懂得工程技术，办事冷静而周到。当时征求能治水的人才，王景受到推荐，明帝命他与将作谒者（主管工程建设的长官）王吴一起修浚仪渠。王吴采用了王景的办法，获得成功。明帝在永平十二年召见王景，询问治水的形势和对策，王景一一作答，明帝十分满意。根据王景治理浚仪渠的功绩，又赐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和《禹迹图》等图书以及钱帛等物品。当年夏天，明帝就征发数十万士兵，派王景和王吴负责修渠筑堤，到第二年夏天工程完成，明帝亲自巡行，并下诏恢复西汉的旧制，在沿河的郡国设置专门负责日常维护的官员。王景得到提拔和赏赐，名扬天下。

由于史料中的记载过于简单，对王景治河所采取的具体方法至今还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其中最关键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济水（此处即汴水）与黄河相交处除了原有的引水口（荥口）外，另外开一个引水口（济口）。这样济水与黄河之间就有了两个引水口和两条引水道，都设置了水门，两个水门间相差十里。之所以要开两个水门，是为了适应黄河流势的变化，以便根据需要与可能控制调节，以保证正常引水。

经过王景治理的黄河新道的具体经流也没有记载，根据间接的史料推测，大致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南）开始与西汉大河分流，东经范县南、山东阳谷县西、莘县东、茌平县南、东阿县北，又东北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县境内入海。新河在今山东境内是在泰山北麓的低地中通过的，与旧河相比缩短了距离，河道又比较顺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到稳定。

当然，从这以后黄河下游的八百年安流，主要原因是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的减少从而使河水中的含沙量大大降低。但在开始阶段，王景治河的工程防治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选自《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2020年。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