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能理论下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增能效应研究
——基于青海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案例分析

李瑞华 海 路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16；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一个国家不同语言背景的个体进行交际的共同语，具有基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正式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工作是落实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偏远民族地区受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影响，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意识不强，严重影响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表明，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2］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工程与脱贫攻坚工程相衔接，在民族地区全面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教育，助力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主要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据《青海省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289．9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7．71%。其中藏族152．19万人，占25．23%；回族89．16万人，占14．78%，土族21．41万人，占3．55%；撒拉族11．64万人，占1．93%；蒙古族10．86万人，占1．8%。［3］五个主要少数民族中，藏族、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土族、撒拉族有语言而无文字,回族、撒拉族等的日常交流语言主要为青海方言，口语中有部分阿拉伯、波斯语汇。

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民族语言和方言影响，加之地域环境相对封闭，一直以来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据2000年教育部等9个部委的权威调查结果显示，青海全省的普通话普及率仅为31．4%。［4］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普通话推广力度，但偏远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水平仍未能显著提高。2018年起开始实施的推普脱贫攻坚工程，对全省少数民族相关类别人员的普通话达标情况建档立卡，统计结果表明，有7%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38%的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未达到规定等级标准，4%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1%的学前儿童、16%的基层干部、12%的青壮年农牧民不具备普通话听说能力。①少数民族群众普通话应用能力的不足，使当地政府在开展扶贫活动时面临诸多困难。如异地搬迁群众的就业安置、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力转移等，都因语言交流障碍受到严重制约，普通话普及率低业已成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中的一块短板。

本研究基于大量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对推普脱贫成功个案进行深度考查与归因分析，探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增能效应，巩固推普脱贫攻坚成果，为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普通话水平、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理论与方法

本研究以“增能理论”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增能”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提出，旨在关注弱势群体的能力提高和社会参与。［5］增能理论认为，能力不是稀缺资源，个体通过与外界环境和他人的有效互动，能力是可以不断增加的。 其基本假设是：由于环境对个体的压迫造成个体的物质需求不足和“自我效能感”的严重缺失。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激励、培育个体的社会参与度，使其在与他人和环境的积极互动中摆脱无力感，以增强个人能力和提升“自我效能感”。在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研究中引入“增能”概念，就是希望通过语言“增能”的外部干预手段来提升个人能力，进而改变贫困现状，实现脱贫致富。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形式，对青海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进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在一年多的田野调查期间，共走访了82名通过提升普通话应用水平而脱贫致富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了较为详实可靠的调查资料。在受访群众中，有31%为通过普通话学习扩大了信息沟通渠道，从而扩大经营规模而增加收入的贫困群众；有27%为通过提升普通话水平而顺利就业、并有着良好收入的毕业学生；有42%为通过普通话培训并测试合格而被安置就业、收入稳定的异地搬迁群众。本研究选取其中7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通过电话、微信等社交媒体持续跟进他们的脱贫进程（见表1）。

表1 受访群众基本情况②

增能理论认为，能力贫困的背后，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无力感与无助感，而心理无力感的主要来源在于个体与外界环境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挫折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自我评价。个体通过良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互动，其影响增能的环境因素是可以改变甚至是可以消除的。

增能理论下的增能手段主要有信息增能、教育增能和制度增能三个方面。本研究在增能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研究对象脱贫历程的动态考察，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增能实践下少数民族群众依靠国家通用语言成功脱贫的典型案例。信息增能，侧重探讨贫困群众如何通过普通话的学习，突破民族语言壁垒，搭建沟通桥梁，扩大信息渠道，实现脱贫致富；教育增能，侧重探讨如何通过教育手段，促进贫困群众尽快掌握普通话，增进相关知识与技能，实现稳定脱贫进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制度增能，侧重探讨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制度如何保障民族地区的推普活动，让贫困群众建立起对于体制的信任感，并进一步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方法，对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从信息增能、教育增能和制度增能三个维度，通过典型案例阐释推普脱贫的成效与经验，分析其所产生的巨大增能效应。

（一）信息增能：打破“小世界”民族壁垒，构筑起国家通用语言信息大道

信息增能在增能理论中被认为是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有效手段。信息增能的提出者豪威尔斯（Geraint Howells）在对个体增能的分析中指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个体在使用权力时常常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相关利益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受到损害。［6］贫困文化理论的创始人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也认为，信息贫困是贫困的主要特征之一。穷人因为贫穷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该生活方式促进了穷人群体间的相互交往，而与外界他人的社会互动相应减少，由此产生出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贫困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不断得到加强，严重阻碍了个体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又因信息闭塞而使贫穷继续维持甚至加剧。埃尔夫雷德·查特曼的“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社会规范的小社群往往自成一个“小世界”，小世界内的社交规则和行为习惯使整个群体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为社群成员获取、分享外界信息带来巨大屏障。［7］少数民族因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圈，构成了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小世界”，与地域环境和文化教育等因素一起，成为致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长期使用民族语言，加之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民族社群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青海省祁连县某村村民阿才旦，其所在乡镇为藏族聚居区，长期生活在本地，相互交往的都是本民族成员，一直使用母语相互交流。2015年其妻患病赴北京治疗，因语言障碍，与医护人员沟通需要找在京的藏族大学生来做翻译，夫妻二人因此倍感苦恼，于是积极学说普通话，通过医护人员与病友们的积极帮助，二人很快就能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流。病情好转后，夫妻二人去北京周边游玩，看到民间导游、旅游餐饮业十分火爆，便留意关注相关信息，联想到自己家乡祁连丰富的旅游资源，返乡后继续学说普通话，并参加普通话、导游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设了“祁连山水农庄”，向省内外游客提供导游及住宿餐饮服务。2016年开始经营，生意日见红火，2018年便还清了22万元外债，目前年收入达20万元左右，并带动其他农户一起发展旅游餐饮业，成为祁连县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牧民卓玛一家，因家庭人口多收入少而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全家收入主要靠每年上山挖虫草所得，由于每年虫草数量和价格起伏较大，收入不稳定，又因不会用普通话与外地客户交流，虫草销路并不好，以至于长期不能脱贫。为解决交流障碍，2017年卓玛报名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普通话培训班，开始学说普通话，并带动家人与村民一起学习，很快便可以用普通话与客户进行交流了。通过了解客户需求、广泛征寻意见，与村民一起利用虫草和当地其他特产开发出价格适宜的特色饮品，2019年推出的虫草系列“高原饮品养生包”获得广泛好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年就收入30多万元。

以上案例表明，普通话的使用有效促进了信息交流，信息的畅通带来了更多商机，进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少数民族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相互交流，使信息获取更加广泛快捷，能够在全国一体的经济平台上充分拓展空间，形成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语言交流顺畅→信息渠道拓宽→个人收入增加→摆脱贫困→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反应链。

（二）教育增能：改变贫穷系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信息增能的基础上，麦克格雷戈（Sue Mc-Gyegor）提出了“教育增能”的概念。他指出，增能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必须是个体在对自身现有能力充分感知、客观评价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提升。他认为，弱势群体由于受教育水平的局限，缺乏对信息的处理和应对能力，因而被主流的社会能力结构边缘化。改变现状必须通过教育增能来实现，使之具备发现“内在能力”的能力，进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在他看来，增能不是要改变个体行为，而是要改变整个系统。［8］奥斯卡·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一经形成便趋向于永久化。”［9］长期处于贫困文化中的儿童自幼便深深打上了家庭、社区的文化烙印，通过代际传递形成封闭的循环系统，从而难以摆脱自身的困境。必须通过教育手段，从思想上突破“贫困文化”的藩篱，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10］正如麦克格雷戈所言，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教育改变整个系统。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之一是对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异地搬迁，这是改变贫困系统的有效方式。青海省贵德县2016年开始扶贫异地搬迁工作，搬迁移民均为藏族和蒙古族。当地政府为解决搬迁移民的生计问题，设置了相应的公益性岗位，多数群众因不具备普通话听说能力而无法安置就业，即便是清洁工等简单劳动，也因听不懂工作指令而无法上岗。布仁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从小失学、完全不懂普通话的蒙古族青年，因无法上岗工作而焦虑不已。2018年青海省开展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重点是对农牧区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普通话培训，布仁和其他搬迁移民主动要求参加此项培训。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他已经能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流。又通过相关技能培训，布仁被安置在某单位从事保安工作，他对目前的工作状态非常满意，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便有了可靠的保障。他还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利用手机APP学习软件继续学习普通话，并和妻子一起努力学习汉字。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文化人，有更美好的未来，并计划着将3岁的儿子送到幼儿园的普通班，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被称为“唐卡之乡”，在这里从事唐卡绘画的技师很多，收入也非常可观。49岁的多杰是“同仁热贡民族艺术馆”专门从事唐卡绘画的民间工艺师，同时负责艺术馆的唐卡绘画培训工作。多杰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向我们介绍热贡民族艺术和自己学习普通话的经历。他告诉我们，自己是个来自大山深处的藏族孩子，最初完全听不懂普通话，通过持续的努力学习，目前普通话已达到二级甲等水平。他深切地感受到，通过学习普通话并通过普通话媒介学习相关知识，提高了文化水平，增加了艺术修养。良好的综合素质加上勤奋努力使他很快成为了一流的唐卡画师和热贡文化传承人。热贡唐卡培训班里有许多像多杰一样来自边远山区的孩子，他们没有接受过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语言交流障碍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诸多困难。多杰现身说法鼓励孩子们学好普通话，在教授唐卡绘画技能的同时教孩子们学说普通话。为了提高小学员们的普通话水平和相关文化知识，文化宫专门聘请了汉语教师教授普通话及相关文化课程。这一做法，既方便了孩子们的生活，也提升了培训质量。2019年毕业的23名学员已全部就业且收入稳定。通过普通话学习，来自乡村的孩子们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不仅能够用普通话顺畅地和外地客户进行交流，带来良好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青海省重点开展面向民族地区的普通话培训工作。2019～2020年，共组织3．1万余名普通话不达标教师、基层干部、公务员、青壮年劳动力开展集中培训。通过培训，教师和公务员的普通话达标率均在80%以上（见表2）。

表2 青海民族地区2019～2020年相关各类人员普通话培训情况统计③

在开展集中培训的同时，青海省语委等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搭建普通话培训学习远程平台，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线上培训，对全省15个深度贫困县青壮年劳动力免费实施“语言扶贫”APP项目，覆盖深度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10000余人。通过实施“推普脱贫攻坚工程”，使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了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一些家长不仅自己学习，还主动把失学在家的孩子送去学校上学。

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接受普通话培训教育实现脱贫致富，形成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增强→个人收入增加→实现脱贫致富→教育好下一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持续良性反应。教育增能不仅使少数民族贫困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也增强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信心。近年来，青海省在民族地区的推普活动中，充分发挥学校在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要求普通话不仅进课堂，更要进校园，使国家通用语言真正成为校园语言。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支持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开展异地办学、异地合作培养等项目，鼓励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赴内地学校就读。这些政策旨在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整体教育水平，实现教育增能。

（三）制度增能：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创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工作机制

增能涉及主体和受体两个方面。增能主体是指拥有某种权力或控制某种资源的组织机构，主要为各级政府与社区组织。增能受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处于弱势的个人或群体。增能理论认为，增能是增能主体通过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组织活动等方式对增能受体施加外部干预。我国学者王宁认为，个人层面的增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国民的权益，而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提供相应的保障。基于上述认识，王宁提出了“制度增能”的概念，认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是增能的主要来源。对此豪威尔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提出“信息增能”的同时也指出，对于信息增能的期待不可过高，还必须有政府的相关政策来配合。

对于我国而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各项民族政策成为“制度增能”的主要来源和可靠保证。针对偏远民族地区长期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相对薄弱的状况，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民汉双语教育”的要求，［11］其后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等相关政策，都提出民族地区要积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国家又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推普扶贫政策，尤其是面向“三区三州”的相关政策，为民族地区的“信息增能”和“教育增能”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2018年1月15日，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提出要面向“三区三州”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要求在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2］同一天，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会同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要求到2020年，贫困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应基本具备国家通用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为提升“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13］

在国家推普脱贫相关政策的基础上，青海省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出台了《青海省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0～2020年）实施方案》，同时建立了与政策相适应的一系列推普脱贫工作机制，如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督查巡视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2019～2020年，共投入资金2560万元，在全省39个贫困县（市、区）开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通过集中培训、网络平台授课、实施“语言扶贫”APP项目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工作，覆盖建档立卡青壮年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3．8万余人，学前儿童3．6万余人，教师8000余人，基层干部2000余人。免费向建档立卡青壮年农牧民发放《普通话1000句》，向贫困地区幼儿园发放《幼儿普通话365句》等学习教材，向中小学发放中华经典诵读库音频播放器、电子显示屏等学习设备设施（见表3）。

表3 青海民族地区2019～2020年推普脱贫举措与资金投入④

各地还因地制宜地制定推普政策，创新工作机制，开展相应的培训宣传活动。如制定结对帮扶政策、送教进村、送教上门政策，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乡镇、村庄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推普宣传活动，使培训、宣传到村到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某乡牧民曲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家里因人口多、劳动力少而致贫。2013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贷款30万元在自家草场开办了“牧家乐”。因从小一直使用藏语，曲珍无法用普通话与游客交流，“牧家乐”的收入并不理想。2017年县政府专门选派一名普通话标准的大学毕业生对曲珍进行一对一帮扶，半年时间曲珍便可以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流了。通过对各地游客服务需求的了解，利用当地地理优势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旅游项目，扩大了经营范围，收入逐年提高。2019年以来年曲珍全家收入达18万元左右，已实现稳定脱贫，并受到州妇联的表彰，“牧家乐”被授予“巾帼建功示范点”。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独特的土族文化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土族村民桑有花经营一家民族手工艺品小店。只会讲母语和青海方言的她与外地游客沟通十分困难，生意总不见起色。女儿所在小学开展“推普小手拉大手”活动，女儿主动承担起教妈妈学说普通话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桑有花逐渐开始尝试用普通话与顾客交流。交流的顺畅使生意越做越好，不仅扩大了店面，还根据游客需求开发了一系列土族盘绣饰品。2019年桑有花参加了互助县举办的精准扶贫职业技能培训班，计算机与网络知识的学习让桑有花开始了新的尝试——开设网店、进行网络直播。销售平台的扩大使生意越做越红火，目前桑有花一家年收入达20万元左右。

制度上的优势不仅给贫困群众提供了多元学习手段和致富途径，同时也为民族团结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祁连县某镇一回族贫困家庭，在政府的帮扶下依托当地旅游资源兴建了家庭宾馆，并很快脱贫致富。家中62岁老人只会讲青海方言，苦于无法与外地游客交流，自己主动到县上开办的普通话培训班报名参加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帮助，经过一年多时间，这位回族老人便可以用普通话与游客顺畅交流了。老人每天登山越岭，免费为游客做导游，晚上还和客人一起尽情畅聊，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老人给我们翻看与全国各地游客合影的照片，满脸的喜悦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基于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少数民族多重弱势正在逐渐被消除。青海省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对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救助和资助项目逐年增多，力度也不断加大。我们调查的近百名贫困群众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相关扶贫政策的资助，如贫困补助、创业贷款、教育资助、教育培训、提供就业岗位等。推普脱贫政策与其他扶贫政策一起，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增强了他们对于体制的信任，提升了脱贫的信心与成就动机。青海民族地区的推普脱贫实践表明，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制度优势，制度增能成为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根本保障。

四、讨论与建议

目前在广大民族地区，虽然推普脱贫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推普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切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在探讨个人和群体的增能问题时认为，能力的增强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价值基础、介入认可、理论基础和实际行动4个要素构成（见图1）。［14］

图1 个体增能的实践过程

首先，个体和社会要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对于个体而言，共同的价值基础包括个体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认可、对个人发展的自决和对自我生活的有效管理。对于社会而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导向，并及时将社会价值观传递给个体，同时最大限度地创造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提供实现社会价值的机会。其次，个体能力的提升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需要拥有参与社会生活、与他人共享经验的平台，以帮助其形成集体观念，产生共同的命运感与荣誉感。社会价值认可能够使个体在遭遇困难和挫折时不执着于计较个人得失，而是着眼于集体的共同发展。再次，社会通过实施教育赋予个体以知识和能力，使他们知道如何获得信念与态度、批判性思考与行动技能，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信念态度去影响集体行为。最后，正确的价值观及知识能力的获得、社会价值的被认可，使个体在行动上愿意参与社会生活，愿意与他人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

从以上四个要素出发进行分析，我国民族地区仍存在因价值基础不够稳固、相关语言知识能力欠缺而影响社会参与、缺乏实际行动等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高与完善。

（一）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推普政策宣传，促进价值认同，奠定社会与个体共同的价值基础

目前在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存在着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的情况，影响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推普活动的认知与认同。一方面是群众对推普脱贫活动的知晓度低，除一年一度的“推普周”活动外，缺乏持续的推普宣传活动。即便是一年一次的“推普周”活动，也主要限于学校和政府职能部门，参与范围和影响力十分有限，一般城市居民和广大农牧民对相关政策知晓度不高，相应的行动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使一些干部群众在推广普通话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诸如一些干部群众担心普通话的推广会影响民族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进而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而对推广普通话并不积极甚至产生排斥心理，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在今后的推普活动中，首先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政策宣讲。通过政策宣讲，统一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普遍树立起“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的理念，打好“铸牢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并不是要消灭民族语言，而是倡导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的双语兼通、民汉并进，并通过双语和双文化教育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从而消除认识上的疑虑，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其次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如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形式加强宣传，在群众中营造“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的良好社会氛围，使说好普通话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统筹协调各相关政策法规，使各项政策法规在内容与要求上保持一致，以利于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确认

对于民族地区语言的使用与教育问题，存在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之间不相协调问题，影响了干部群众的价值确认。具体表现为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政策，各法律法规之间的要求也不相统一。如1984年颁布（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5年颁布（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0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的某些条款已滞后于当前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背景，且不同法规之间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扰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价值判断，使推普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受到一定影响。

建议统筹协调各相关政策法规，使各项政策法规在内容与要求上保持一致性。其相关法规主要涉及有民族政策法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和教育政策法规，需要国家民委、国家语委、教育部等政策制定方建立起统筹协调机制，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立法机构也要对相关法律法规适时进行修正和补充，为政策实施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以打消人们在政策认识上的疑虑和执行上的摇摆不定，减少各利益群体的消极博弈，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并促进积极的社会行动。

（三）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的作用，打通推普“最后一公里”，激发贫困群众的自我增能意识

基层社区组织是政府与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推普活动的最后一公里是由基层社区组织来完成的。当前广大基层组织、尤其是乡村基层组织对推普活动的参与程度不高，尚未搭建起基层群众普通话学习与应用的平台，尚未营造出良好的语言交流环境。对于普通群众而言，由于受低生产力水平和传统宗教文化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满足于在封闭的社群小环境里重复着简单劳动，还没有形成自觉、主动的发展意识，对学习普通话、融入现代社会的积极性尚且不高，学习需求并不强烈，缺乏应有的实际行动。

因此，建议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搭建起普通话学习与应用平台。树立榜样示范，推广推普脱贫成功经验，对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给予充分的介入认可，创新激励机制，使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普通话带来的红利，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普通话的内生动力，增强其自我增能意识。

（四）重点行业引领，逐步拓展延伸，形成“学普用普”的良好社会氛围与价值导向

首先，学校教师、公务人员、窗口服务人员要成为普通话的主要使用者与示范者，引领说好普通话的良好社会风尚。特别是要强化学校在推普活动中的主阵地作用和机关公务人员、窗口服务人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学校不仅是儿童少年学习普通话的重要场所，同时对家庭和社会具有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机关公务人员、窗口服务人员应带头讲好普通话，充分营造良好的普通话应用环境与氛围，形成良好的普通话交流氛围。

其次，推普活动应逐步由城市向乡村拓展延伸，带动乡村推普活动的广泛开展。目前广大的农牧区乡村是推普活动最薄弱地区，一些群众对推普活动的认识还很不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应扎实开展“推普下乡”活动，把推普活动与其他扶贫活动、乡村振兴活动结合起来，增强群众的信任感与获得感，促进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的全面推广与普及。

（五）进一步创新推普工作机制，增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灵活性

目前对于民族地区的推普形式尚不够丰富灵活。诸如一些培训的时间太短，培训形式较为单一，效果不够理想等，尤其是对于价值观相对稳固、长期处于民族语言环境又错过语言学习期的青壮年劳动力，现有的培训形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建议有关部门应考虑根据语言学习特点，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进一步创新推普工作机制，丰富普通话的学习路径与培训方式。尤其是针对青壮年农牧民，将普通话的学习同相关知识技能培训结合起来，让学习普通话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需求，提高培训的实效性，使参加培训的群众在获得相关技能的同时使普通话的应用水平得到相应提高。

五、结 语

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其目的是让少数民族群众尽快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提升普通话应用能力，以平等地获得与国家通用语言相关的各种权力,诸如就业创业、接受教育、医疗保健、共享公共文化资源等。通过信息增能、教育增能和制度增能，激发贫困人口推普脱贫的内生动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稳定脱贫。青海民族地区的推普脱贫实践经验表明，“语言增能”可以有效促进精准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化。通过推广普通话，构筑起国家通用语言的信息大道，让少数民族群众在信息畅通的平台上广泛参与、充分互动，实现脱贫致富，同时增强对体制的信任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在当前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理论，总结推普脱贫工作经验，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未来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的战略重点应向普通话普及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转移，巩固、拓展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并以普通话推广为媒介让少数民族群众尽快获得国家主流文化资本，将其与民族文化资本、地域文化资本一起成为民族群众巨大的增能来源，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青海省语委、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处“2018年青海省语言文字工作总结”。

②文中涉及的受访者姓名均作了化名处理。

③④资料与数据来源于青海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