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扶贫纪实

朱军

刚刚过去2020年，注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从抗击新冠疫情之战，到脱贫总攻，整个中国在重重考验面前，众志成城、勠力同心，用坚定的信念，让梦想和现实转承，写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减贫事业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曾几何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利用，使青山被毁、绿水被浊、蓝天被霾、沙进人退……生态环境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状况，一度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2015年11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脱贫攻坚大战打响，作为脱贫攻坚总体战重要一环的生态扶贫计划，成为重中之重。

贫困高发地区和生态敏感地区，往往存在着高度的交叉重叠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产生活难以维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扶贫理念，既契合了民生发展的现实性诉求，也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开创了新时代。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同样是为了民生。为此，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鼓励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参与生态管护;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修复项目，吸纳一定比例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参与工程建设，并支付合理劳务报酬，使其守土有责而无后顾之忧;支持农户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发展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农林产业，实现“造血式”扶贫。

一系列“重拳”扶持，成为脱贫的强大助力。

“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这曾是中国最深度贫困的地区之一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真实写照。2017年，这里的贫困发生率还高达38.1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很难想象，贫穷如“附骨之疽”的土地，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生态脱贫攻坚区行动方案（2018—2020年）》公布的短短三年间，便实现了整体脱贫的大跨越。据测算，怒江贫困人口50%的收入来自于林业，这就是生态扶贫的“中国速度”。

类似怒江这样，凭借“生态牌”脱贫的地区，在中国还有很多，这不仅是中国林业变迁的缩影，更是中国扶贫思想的重大创新。曾经，看山难、望水愁;如今，山川披绿、林海生金，生态扶贫让“美丽”与“富裕”比肩，真正实现了“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020年1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外宣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林草局全面完成了生态扶贫各项目标任务，助力2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增收。同时，一组数据显示，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积持续增加，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不断减少，森林覆盖率平均增长4个多百分点，中西部22个省区市林业产业总产值已达到4.26万亿元……中国的“绿色奇迹”，再次惊艷世界。

实施生态扶贫，并非一句简单化的理性表达，其关键在思路，更在人。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个贫困户脱贫的背后，都有万般不易，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场需要拼搏的硬仗，更是一批身在一线扶贫干部抛家舍业的奉献，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所有心血全都洒向脚下的泥土，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让大江南北改天换地，他们是绿色，是亮色，是暖色，更是中国精神的本色！

今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曾评价中国的扶贫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创造生态护林员制度：建设森林大国的战略之举

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当“守护一片林，脱贫一群人”成为幸福的奏鸣曲，我们更加确信，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在磨炼着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中国总体上仍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制掣。

“先人留下浓荫树， 后辈儿孙好乘凉”，无论现代高效农业推进、旅游产业发展，还是生态环境保护，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以“森林覆盖率”营造的良好生态作为基础。但很多地方由于贫困落后，要么森林过伐严重，要么保护意识淡薄，这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都影响重大。

造林不易，护林更难。如何既能有效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又能促进民生改善，一度成为关键问题。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这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接地气的扶贫之举。

2016年9月，中国林业系统创造性地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态护林员，这也是作为落实林长制的重要举措。与传统护林员不同的是，这些应聘上岗人员的身份，皆为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或无法外出，或无业可扶，或无力脱贫，但却可以通过护林看草，谋取生路，实现脱贫，而这笔资金，完全来自国家的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这一政策真正为贫困地区的百姓带去了脱贫的契机。

新疆洛浦县布亚乡萨依村农民如则托合提·图尔荪托合提，2017年儿子突然患病，10万元的医疗费，让全家陷入困境。无一技之长，无资金发展产业，无法外出务工，他只能守着8亩地的麦子和核桃，靠低保度日，成了全村“有名”的贫困户。

2017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岗前业务培训，他成为一名护林员。有了稳定的收入，人也自信了，内生动力自然被激发。他开始学习核桃嫁接技术，将家里8亩核桃全部进行了嫁接改良，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随后，他又开始在核桃下面发展养殖，购买200多只尼雅黑鸡，鸡粪补充核桃养分，林下杂草和虫子当鸡食，真正实现了绿色养殖。如今，光林下养鸡收入就达到1.5万元，他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这些生态护林员，在守护林区的一草一木中，日子越过越好，很多人深深爱上了这份充满生机的职业，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每一抹绿意，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知，自己守护的不仅是一方生态，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泗店乡邹河村蚕头咀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孙绍兵就是其中一位。他永远记得第一天接过迷彩装和红袖章时的心情：“以前只管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现在我要负责全村的森林安全，感到满满的使命感。”每天清晨，孙绍兵第一个从家里出发，拿着干粮，骑上摩托車，边走边巡视。几年间，他的足迹踏遍邹河村的每一个山头，哪里的树被风刮倒、哪里的桥涵被水冲坏、哪里的树有了病虫害……他都在巡护日记中记得清清楚楚。

对于这个在家门口就业的“铁饭碗”，他心里万分感激：“政府找上门，聘我当生态护林员，本身就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每年还给1万元管护费，既让我发挥了价值，又不耽误家里的其他农活，这个政策真的是太好了！”

为让生态护林员吃上了定心丸，林草部门规定对符合续聘条件的，要求必须续聘。部分省（区、市）还给护林员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解决了护林员因灾、因病致贫、返贫的后顾之忧。从2016年到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生态护林员资金201亿元，同时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了110.2万名生态护林员，带动了3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这在世界脱贫史上，也是少有的。

这项政策也使得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积近9亿亩，有效保护了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林草资源，各类破坏林草资源的案件明显减少。此间，还涌现出了一批以生态护林员带动的林草大户、产业能手和致富带头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县还探索出“六员”机制，把生态护林员打造成为绿水青山的警卫员、乡村治理的信息员、扶贫政策的宣传员、基层工作的监督员、农林科技的推广员、公共卫生的防疫员。

2020年9月，全国评选出22名“最美护林员”，并号召各地生态护林员学习先进典型，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生态护林员的名称和角色，是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的步伐诞生的，他们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第一道屏障，是脱贫攻坚“五个一批”的重要步骤，也是目前生态就业扶贫最成功的模式之一。

“只有在明媚的阳光下，山水田林湖草才有层次感，才有生态化层次的审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话，意在探讨生态资源价值化的方法创新问题，而这何尝不是今天生态与产业交融的路径选择。

推进生态扶贫，只有依据当地自然生态禀赋，打造与之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多样性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生态保护溢出效应带来的脱贫惊喜，真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以油茶产业为例，全国油茶种植面积6800万亩，茶油产量达62.7万吨，产值1160亿元，带动了近200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这样的成绩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食用木本油料树种，受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除中国外，只有越南、泰国有少量种植区域。中国15个油茶主产区，辐射近一半的国土面积。一次栽种，收益期长达50到80年。油茶经济价值很高，茶树可以阻燃，茶籽可以榨油，油脂可以做护肤品，果壳可以制活性炭，残渣还可以做有机肥，油茶林本身还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油茶产业发展，他讲：“茶油是个好东西，我在福建时就推广过，要大力发展好油茶产业。”国家始终将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并将油茶发展和生态扶贫统筹推进，整合资金和政策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油茶产业。2008年以来，各级财政投入油茶的资金高达200多亿元，这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棵茶树一斤油，子子孙孙不用愁，百亩油茶万斤油，讨了媳妇又盖楼。”江西省新余市水西镇停孜村村民张红伟特别感触。张红伟一家4口人，以前仅靠他开货车跑运输维持生计。2010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种了300多亩高产油茶，6年后油茶挂果，年收入30多万元，如今油茶稳定高产，年收入高达70多万元。富起来的张红伟，每年还能帮扶20多户贫困户种植油茶。

立冬过后，正是油茶树的最佳管护时节。全国的油茶基地，一朵朵雪白的油茶花与冬日暖阳交相辉映，它们的盛放正是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希望。河南省光山县在司马光油茶园创办人陈世法的带动下，油茶种植面积已超过20万亩，仅该茶园就带动了390户贫困户增收，安置了2000多名周边群众就业。安徽省潜山县的吴伍兵流转荒山7万余亩，栽培油茶454万株，让1万多户贫困户因油茶受益，近6000人成功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产业增收才是贫困群众脱贫的长久之计。

生态扶贫的落脚点在扶贫，一方面要扶志，进而扶智，另一方面，还要建立生态建设与贫困户利益的捆绑机制，如此，才能激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重庆市城口县地处重庆最北端，山大、沟深、坡陡，曾被形容为汉人居住最落后的地方。2014底，这里贫困发生率为15.6%，是重庆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长期的贫困落后，使得老百姓思想保守、动力不足。为调动群众脱贫积极性，全县开展榜样模范讲故事、身边乡贤讲规约、致富能手讲技术等宣讲活动，同时加大力度进行产业开发。

城口的自然条件不适合搞规模化农业，但比较优势在于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围而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所以，城口县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贯彻“两山”理念上创新，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随后，城口县构建了“山上中药材、林下山地鸡，坡上核桃树、百花中蜂蜜，香菌巴掌田、杂粮鸡窝地，火炕老腊肉、冷水生态鱼”的山地特色农业格局，并通过“基地+企业+贫困户+产业”带贫益贫模式，使得90%的贫困户与市场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不仅搞活了农村经济，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也实现了生态资源的价值利用。

产业发展是引擎，产业选择是关键，根据贫困地区实际，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方能事半功倍。

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大石砬村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的重要地带，但这里却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平均海拔高度1600米，气候条件恶劣，全村共有58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高达307户。

河北省林草局驻沽源大石砬村工作队调研后发现，大石砬村的比较优势在于土地资源丰富，盛产富硒农产品和牛羊等畜产品，同时，森林旅游资源丰富，景观奇峻，森林覆盖率达到43.8%。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和地理环境，“传统产业抓提升、优势产业抓增效、特色产业抓培育”的扶贫工作思路随即形成。

随后，沽源县实施了全省首个合作社造林项目，带动村民人均增收300元，贫困户增收900元，并投资120万实施了樟子松嫁接紅松项目，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此项目填补了坝上经济树种的空白，为拓宽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渠道。

一系列生态扶贫项目的实施，扎实推进了大石砬村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了资源增长、生态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2019年，该村被绿色中国行活动组委会授予“国家森林乡村创建工作样板村”。

乡村社会承载着难以计数的生态资源价值。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活化农村因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这方面，贵州蹚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贵州从2017年12月开始实施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将拥有林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树木，按树种、大小和碳汇功能进行筛选、编号、拍照，再上传到贵州省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每棵树每年的碳汇价格为3元，开发一次可连续售卖6年，这些碳汇树可出售给个人或企业，所得全部进入贫困农民的个人账户。林户只需把林木看护好，不需做其他任何工作。

“真没想到，卖空气也能赚钱！”在六盘水盘州市盘县保基乡冷风村，村民李小胜的450株碳汇树售出1350元，这让他笑得合不拢嘴。纳雍县土补村贫困户王德先一领到碳汇资金，马上为孩子添置了一套上网课的设备……

“互联网+生态建设+单株碳汇精准扶贫”的贵州扶贫新模式，实施两年多来，已惠及3800多户贫困家庭，可谓实现了多赢局面。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地处贫困人口集中的吕梁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西省深度贫困县，限制开发的国家生态建设区，在这里，还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创新之举，就是首创实施了“购买式造林”。这一模式由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体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经过竞价和议标，与乡镇政府签订购买合同，自主投资投劳造林，当年验收合格支付30%左右工程款，第三年经验收合格后支付余款。通过连续3年实施该扶贫项目，大宁县21.67万亩荒山披上了绿装，累计带动5290户15883人实现了经济脱贫。

欣达造林合作社社员冯还堂激动地说，“我是村里的贫困户，以前为了生活，下过煤窑，卖过豆腐，进过铁矿，可像这样守着家给自己栽树还发工资的好事，可是从来想都不敢想。”大宁县购买式造林模式案例，还入选2018年第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

欠发达地区往往工业开发较为滞后，资源及环境状况较好。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融合必然是大势所趋，但更需认识到：生态是旅游的根本，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森林旅游也是生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其对脱贫攻坚贡献的“生态力量”不容小觑。

中国6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区、沙区，近50%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在贫困地区。森林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贫困地区利用森林等自然资源实现增收的通道。一些贫困地区，虽然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欠发展，但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很多通过发展旅游实现了脱贫，让生态旅游资源转变成了产业优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是重庆市的国家级贫困县，10年前，这里的旅游景区建设几乎一片空白。2019年，彭水县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0多亿元。单就彭水的阿依河景区，直接解决了当地500多人的就业问题，景区还建设了165个扶贫摊位、129间扶贫商铺，免费提供给贫困户经营。大批游客的到来，带动了阿依河景区周边11个镇（街）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农家乐的发展，20万群众直接或间接因旅游受益，5万多人脱贫。旅游业已经成为全县生态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

旅游的魅力如此巨大，事实上，在中国的生态旅游扶贫路上，如此“凤凰涅槃”的故事，在云南、贵州、广西、山西、宁夏、新疆、甘肃、西藏……都在上演着，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打造差异化和特色化，越来越成为依赖生态旅游脱贫地区的着力点。对于旅游业而言，没有特色就没有吸引力，呈现不同区域间独特的自然景观、地理风貌、人文风俗，是树立旅游品牌、推动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招。这方面，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做了一个好的范例。

位于湘桂交界的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有人口17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八成，是中国中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全县山地居多，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

秀美的山川、壮观的梯田、良好的生态、神奇的温泉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让游客流连忘返。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县城，竟拥有“世界梯田原乡、世界滑石之都、中国红玉之乡、多民族生态博物馆、康寿养生胜地、党的民族政策发祥地”等多个特色旅游品牌。让人难以想到的是， 2015年底时，全县还有贫困村59个，贫困人口29415人，贫困发生率18.7%，扶贫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在发展路径选择上，龙胜县明确了“生态、旅游、扶贫”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意图将全县2358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成为开放式的生态公园。这一决策，直接导致70多家木材加工厂被关停并转，禁采河沙、禁伐阔叶林、禁止新批建水电站、禁渔等系列措施接踵而至，大刀阔斧的生态治理后，便是大阔步的发展。

梯田是人类田埂劳作的精华之作，龙胜县的龙脊梯田更是享誉世界，不仅因其22.8万亩的宏大规模，如链似带，还源于其差异化的梯田旅游供给产品，如布尼梯田重点打造花海梯田;古壮寨推出彩色梯田;小寨播种植油菜花以延长梯田观景期;张家苗寨推出集插秧、摸鱼为一体的农耕体验……目前，龙胜梯田农耕旅游开发面积已达12万亩，并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龙胜县也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30个中国传统古村落和11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让龙胜县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做足特色文章，龙胜县深度挖掘民族技艺、民族音乐、民族习俗、民间传说等，差异化建设了苗族油茶小镇、瑶族服饰小镇、侗族红色小镇、壮族渔歌小镇四个民族特色小镇，同时挖掘提升了苗族“跳香节”、瑶族“晒衣节”、侗族“冬节”、壮族“梳秧节”等87个民族节庆，成为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如今，全县各民族村寨展示民族文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随着龙胜县生态优势的日益凸显，第一批“全国森林养生基地”试点单位和第一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建成，一批饮食养生、中药养生、温泉养生旅游项目得到开发，具有唯一性和地域性的绿色食品，如龙胜凤鸡、龙胜翠鸭、龙脊辣椒、龙脊茶、地灵花猪、龙胜红糯，竹笋、黄金菊等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和有机认证，目前，龙胜县绿色农产品每年出产1.5万吨，有机食品100吨，产值达17亿元。

以生态旅游兴农富民，为龙胜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8年，百姓参与“旅游合作社”分红高达670多万元，最多一户分得5.6万元，最少的一户也超万元。2019年4月，龙胜县脱贫摘帽，当年全县接待游客更是达到995.40万人次，同比增长15.7%。龙胜县在旅游扶贫工作中正是抓住了资源的特色和内涵，让延续历史文脉的主体活了起来，并以此“穿针引线”，写就了文旅融合的脱贫大文章。

这是硬仗中的硬仗，是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的最后总攻，国家为此制定了清晰的目标，展现了最强的执行力。“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就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的彰显，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区三州”是中国脱贫攻坚史上的特有名词。“三区”，即西藏自治区，新疆南疆的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州，以及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三州”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云南的怒江州。这些地区，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占据了中国西部的大半版图，是中国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攻坚难度越大，越要超常规发力。2015年底以来，中国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资金高达6000亿，展开了一场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大迁徙”，这是伟大的壮举，也是新生活的起点，“三区三州”脱贫之旅正是从易地搬迁开始。

住房安全，是中央要求的“两不愁三保障”的保障之一。回看脱贫前的怒江，98%以上的国土面积是高山峡谷，贫困群众大多居住在山高坡陡、峡谷缝隙、地质灾害隐患点、生态敏感区、交通不便的山区。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大兴地乡自基村村民密珍花还记得，2015年难产，村民沿着泥泞不堪的人马驿道，走了六七个小时才把她抬到卫生院。有一年雨季，山上的滚石甚至击穿了她家的木板房。现在好了，怒江州在沿江最好的地块，修建了易地搬迁安置房，还配套了医院、学校、扶贫车间，受益近10万人。密珍花有了新家，雨季再也不害怕了。她还在社区扶贫车间有了份工作，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

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所以要“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易地搬迁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搬迁对象的识别，到安置点的确定、建设、入住，到后期产业的发展、社区管理、拆旧复垦……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其最终目的是解决山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问题，进而使生态得到修复。

在“三州三区”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批批靠着搬迁寻找脱贫新机遇的贫困群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黑陶艺人们正在当地扶贫产业园的生产车间进行着里忙碌着;甘肃临夏广河县原来和人混居在一个院子里的牛羊，进了牛羊养殖基地里，能吃能睡，让当地群众念起了脱贫“牛羊经”……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甘肃临夏州，是全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植被稀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说的就是这里。

要治沙，就要治水土流失，而大量植树种草才能固沙，在各级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临夏州各地都在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方面做足了文章，推进实施了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临夏州共完成人工造林143.3万亩、人工种草86.55万亩、禁牧草原255.06万亩。

如今，黄土地上的片片绿意，洋溢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蓝天白云、景致盎然，很多群众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吃上“旅游饭”，临夏州如此，甘南藏区同样如此。走进甘南藏区，会发现，大街小巷、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异常整洁，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都在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的牧民放下鞭子，干起农家乐、藏家樂、牧家乐，从“卖牛羊”转向“卖山水”……“好生态也能富口袋”的道理，他们感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

“三区三州”地处偏远，百姓外出打工颇为不易，国家在这些区域重点加强了合作造林模式推广，把贫困户吸引进来，参与“三区三州”地区荒山绿化、防沙治沙、公益林管护等工作，让贫困群众通过参与家乡的生态保护修复，增加收入。

新疆的南疆四地州，贫困人口规模接近“三区三州”的一半，其中喀什、和田地区贫困人口最多。喀什地区所辖12个县市全部为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一个叫麦盖提的县，位于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是全国唯一一个嵌入沙漠的县，沙漠每年以7-10米的速度向绿洲挺进，农户只能在仅剩的绿洲中种植棉花或者红枣、核桃等为生，这是8年前的麦盖提留给人们的记忆。

而今天，麦盖提完成造林36万亩，同时，吸纳周边贫困户参加林区建设和管护，并开辟了红柳、胡杨、沙棘、沙枣等生态和经济苗木实验种植基地1400亩，寄生于22万亩梭梭林的4.5万亩肉苁蓉，已经成为生态林衍生的“金疙瘩”，2019年，仅肉苁蓉收益就达到2000万元，红利被平均分配给全县的贫困户，实现了以林养林，以林促富。

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这个村子就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阿土列尔村，因通往山下的路只有一道藤梯，得名“悬崖村”。 2020年5月，让习近平总书记揪心的“悬崖村”84户贫困户，陆续搬进位于县城附近的新家，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成为凉山州决战脱贫攻坚的生动注释。

四川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70多年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前，这里仍是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全州17个县市中，11个民族聚居县均为深度贫困县。人们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坐在凉山州三河村彝族贫困户家中的火塘边讲，“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时任四川省长尹力曾立下军令状：摘不了穷帽就摘官帽。

为帮扶凉山，四川出台34条支持政策和推动政策落实的16条工作措施，选派5700余名优秀干部，分赴凉山州11个深度贫困县开展为期三年的脱贫攻坚和综合帮扶工作，同时还有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广东、浙江等地的帮扶队，他们和凉山干部一道，同心而向，攻关夺隘，成为脱贫攻坚的一支铁军。同心、同向、同奔致富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凝聚力，在脱贫大考中一次次倾力展现。

大战就要大气魄，中央各部委及所属各单位齐齐聚焦靶心，地方各级领导狠抓落实，抢时间、抓进度……人力、财力、物力纷纷向“三区三州”地区聚拢，形成了一个适应深贫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这是大国气度，更是大国决心。

西藏曾是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是中国“三区三州”中唯一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到2015年底，西藏的贫困发生率还高达25.32%。2019年底西藏74个县（区）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这样的奇迹，在今日之中国，已不足为奇，其再次证明了中国脱贫之路的成功密码——“人心齐，泰山移”。

读过一篇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人员写的手记，令人感触：处里的同事们挑灯夜战，有的翻阅着如山的资料，有的盯着海量的数据，大家分工有序、专心致志……凌晨三点，一组组数据跃然纸上。我们开始进行讨论，如何界定深度貧困线？应考虑哪些指标？是用因素法，还是单一法？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解决，到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时，已是东方露白……这只是打响脱贫攻坚以来几千个日夜中最平常的一天。

这个记录，正是无数一线扶贫工作者工作状态的写照，自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中国以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速度，书写着人类反贫困事业的壮举。同时，也有无数党员干部、驻村队员前赴后继，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战斗在脱贫攻坚的最前沿。他们走进千家万户，千方百计，排除万难，为百姓脱贫致富谋划发展，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信仰光芒闪耀，精神赓续传承，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承载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

消灭贫穷，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敢于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在2020年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国家。特别值得秉笔直书的是，中国成功实施的“生态扶贫”计划，更是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及对全世界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国担当亦然如此。

历史的大潮奔涌向前，与时代和人民一起不断丰富、发展着中国精神的深刻内涵。我们相信，一个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中国，一个历经磨难、不断成长的中国，一个不畏风雨、砥砺前行的中国，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