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

2021-07-29 04:04张晓飞
商场现代化 2021年10期
关键词: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产业结构

摘 要:文章运用基于VAR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北京市1978年-2010年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北京市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动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要素禀赋结构不断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与此同时要素禀赋结构也不断地朝着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我们通常所说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为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为了简化生产模型,经济学主要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实际上是资本和劳动相对比例的不断丰腴,或者说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

有关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主要形成两种观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有着决定和制约性的作用。一方面从两者的归属性来看,某地区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该地区生产要素禀赋及其使用方式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从其互动关系来看,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随着禀赋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得到不断的优化。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观点:以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为线索贯穿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并试图寻找给定时点下的最优禀赋结构。新結构经济学主张运用新古典研究方法来探讨某一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归属于经济结构的因素和其变迁的路径。新结构经济学观点为给定某一时点,某个地区的禀赋是固定不变的,但其结构是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给定时点固定不变的要素禀赋,而且其禀赋结构可以随时间而变化的理念为切入点来分析某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与其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故此,本文基于此理念采用VAR模型有效地分析北京市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尝试进一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产业发展变迁的概貌,以图能够更精确地揭示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力求进一步为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推动北京市经济科学合理发展,更好地为全国树立标杆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国内外已经存在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Ju et al.(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某一经济体给定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当期的最优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如何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不断优化升级。巴拉萨(Balassa,1981)认为某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项要素总体上都是极其稀少的,不能够满足需求,只有劳动资源较为丰裕,但劳动力较为廉价,而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要素都是比较稀缺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地区经济应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等各项要素不断得到积累,会推动经济朝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关于国内学者对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探讨,林毅夫(2009)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主张,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如果要优化某地区的产业结构,首先应该优化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应该随着给定时点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而变化,否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难以维持该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来源于要素禀赋的不断优化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禀赋结构的升级、新技术的引进、基础设施的改善共同决定该国在给定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水平。蔡秀玲(2011)认为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这种趋势会引起产业结构朝着非农化方向变迁。干春晖等(2009)认为不同产业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通常会提高生产率较高的产业的比重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综合现有文献研究,本文选取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两个变量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探讨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互动关系,旨在揭示北京市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而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政策性建议。

三、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大多数文献中,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主要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衡量指标,并借鉴干春晖(2011)的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与此同时借鉴徐现样(2007)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北京市三次产业和北京市的资本存量水平,同时根据北京市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利用其比值计算出北京市的要素禀赋结构。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和《北京市统计年鉴》。从而得到北京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固定资本投资额和固定资本折旧。由此计算出衡量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泰尔指数和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而得到的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考虑到不同数据数量级差异悬殊,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求得北京市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2.分析框架与模型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model),并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VAR模型的定义为:

本文的实证检验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确定序列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平稳性;

第二, VAR模型的建立;

第三, 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两个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

本文所有的分析检验均使用Stata15.0计算分析进行。

3.实证检验与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性是建立VAR模型的必要条件,因此建立VAR模型之前,要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所谓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各种数字特征不随时间而改变,如果单个时间序列经过n次差分后才能变换成平稳,则称为n阶平稳过程,其经过n-1次差分后仍然是一个非平稳序列,也称次序列具备n阶单整。平稳序列成为0阶单整,记为I(0);一阶单整序列指其本身不是平稳的,而它一阶差分却是平稳过程,记为I(1),如果一阶差分仍不平稳,直到该时间序列的二阶差分才是平稳的,则它就是二阶单整序列,记为I(2),以此类推。检验序列平稳性的通常做法是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 and Fuller)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类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水平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不具有单位根。

(2)VAR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VAR模型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确定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p。如果p太小,误差项的自相关效应将会相当地明显,这种情况将会导致被估计模型参数的不一致性;如果p值太大,模型需要估计的参数都会成倍地增加,模型的自由度就会大幅度地减少,这种现象将会直接降低被估计参数的有效性,导致其非有效。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多种判断规则,其中主流的判断规则有LR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斯信息准则(SC)。

本文采用AIC准則,当AIC统计量取得最小值时的p就是最合适的滞后阶数,根据Stata15.0显示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1。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两个变量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0.6745和0.9948,这足以说明它们的拟合程度较好。VAR模型的AR根图见下图1所示,根据图中所示,我们可以发现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证明该模型通过AR根图检验,可以用来建立VAR模型。

(3)格兰杰因果检验

要分析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单向因果关系还是双向因果关系,就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见下表2:

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对北京市经济带而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不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的变迁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了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因此以泰尔指数为指标衡量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已经基本完成,关于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格兰杰原因,需要深入研究第三产业的内部转换才能显示。综合北京市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看出,整体上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伴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优化,资本比重越来越高。我们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迁与要素禀赋结构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符合新结构经济学观点“产业结构变迁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变迁”。

(4)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表达的含义是,扰动项对VAR模型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时,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效应,对于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变动,并且会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系统变量。本文的脉冲响应图可以用如下图所示,从北京市的脉冲响应图像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变化仅能引起要素禀赋结构极小的波动,相对而言要素禀赋结构可以引起自身比较大的波动,在第一期影响上升而在第二期、第三期下降。说明北京市要素禀赋结构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而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能力几乎没有影响,产业结构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其自身几乎没有影响,而对要素禀赋结构具有较显著的影响。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演变对要素禀赋结构总体上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本文选用多变量时间序列VAR模型,对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探讨。我们发现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效应具有较显著的互动效应,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推动了要素禀赋结构朝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脉冲响应图表明,外生政策推动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对要素禀赋结构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区域产业政策来寻找给定时点的最优要素禀赋结构。因为产业政策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意味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优化,所以可以据此给定时点寻找最优要素禀赋结构。

参考文献:

[1]Ju J,J Y Lin, Y Wang.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5(76):244-263.

[2]Balass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y,1965(33):99-123.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蔡秀玲.中国城镇化历程、成就与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1(63):28-37.

[5]干春晖,郑若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9(2):55-65.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7]徐现祥,周吉梅,舒元.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J].统计研究,2007,24(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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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铁梅.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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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晓飞(1993- ),男,河南鲁山县人,研究生,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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