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首八洞”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探析

黎 青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

在湘西保靖县比耳镇扶贫工作中，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优秀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课题组展开了对土家文化的深度调研。在考察湘西土家族文化重要发源地“首八洞”八部大王神庙的过程中，一对石雕神兽引起了笔者的高度关注。

当地村民称之为“吞口”，说它什么（灾难性的）东西都能吃掉，具有辟邪、消灾之功效，当地小孩哭闹时，大人就用“吞口”来吓唬小孩。“吞口，是民间艺坛面具的变异，起源于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教，是古代图腾文化与巫文化相结合经历漫长的岁月后嬗变而成的一种民间文化的产物。它是绘有狰狞怪兽的器物。怪兽绘太极八卦图，豹眼怒视，龇牙咧嘴，犬齿突出，血口洞开，好似能吞掉一切灾祸和妖魔鬼怪，保佑风调雨顺，辟邪救灾免疫。”有某高校的教授曾经推测这对石雕神兽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至今并未得出进一步的研究结论。

据保靖县人民政府2013年8月设立的“湘西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部大王神庙遗址碑”记载：“根据庙碑文载：首八洞，历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咸镇八洞，一洞为一部落……乾隆二年立庙于此，嘉庆年间，曾其式廓，规模宏大。道光庚子年，又复曾修。咸丰四年十月修复。现残存神道，布局均可辨识，殿前一对石兽保存尚好，石础、碑刻、墙基等保存较好。残存大量宋、元、明、清等各朝残砖。遗址周围分布有竹科堡、水扒、阳对门、荒地坪等战国、汉代遗址和战、唐、宋墓葬。”

如果仅凭碑文，我们可以简单定义：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神庙，神庙的所有建筑及雕塑也都应该在此前后打造。然笔者初见此神兽，却对此有所怀疑。无论是神兽的艺术造型风格还是雕刻手法，都不应该是乾隆年间的产物，乾隆年间的被人戏称“农家乐式的审美”，受西方传教士影响而具有强烈的西方“巴洛克式、洛可可式风格”。即使是相对于雍正年间秉承宋代理学“庄重、规范、严谨、大度、秀美”的艺术风格，这对石兽也相去甚远。面对这对石雕神兽，恐怕最重要的研究问题有两个：一是雕刻内容（是什么），二是雕刻时间。通常而言，基于“事件、经历和神话”的考察，是三种常用的历史研究方法，但相对于文物研究，还应包括工艺、材料、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综合研究内容。

一、石雕神兽的风格技法分析

（一）简约、粗犷、质朴的艺术风格

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的艺术风格总体而言，造型简朴，艺术风格属于粗犷型的，尤其是头部的扁平型造型在传统石雕发展历史长河中都独特而少见。由于其头部扁平，鼻子似猪鼻，两眼如半球，笑容憨态可掬，两耳就只有两团凸起的块状物（如图1），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石雕“神兽”（狮、虎、蚩廉、麒麟、貔貅、朝天犼等）相比，非但不具有中原地区“传统图腾”所必备的威严、肃穆、敬畏感，反而平添了几分趣致和平易近人的感觉。

图1 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全景、细节图

（二）几何形体的意象化表达

这两尊神兽的整体艺术造型语言偏重于意象化表达，与传统中原神兽类石雕相比较，缺乏特定动物的特征参照和借鉴。例如，中国传统图腾文化中的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由诸多的动物特征整合而成，麒麟、貔貅等其他传说中的神兽也都大致如此。而这两尊神兽扁平的头部呈圆盘状，眼睛为两个标准的半球，鼻子为半圆柱状体，鼻孔为标准的两个圆洞，咧开微笑的嘴为标准的月牙状，牙齿排列整齐划一，身体呈圆柱状，两前足也是简单的圆柱状处理，连脚爪都没有雕刻，雄兽与雌兽左右对称摆放，以对称方式各踩一石球，都有项圈和铜铃，但雄兽口中严实，有獠牙，身披两根绶带；雌兽口中空洞，无獠牙、无绶带。从整体艺术造型风格来看，非常类似远古文明的造型风格。

（三）不加修饰的雕刻刀法

将两尊神兽与汉代霍去病墓的系列大型石雕相比较，发现两者虽然都采用了粗放型的雕刻技法，刀劈斧凿痕迹得以保留，但后者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其自然，突出对象的神态和动感，风格粗犷古朴、气势豪放、浑厚深沉、简练传神，而前者则更古朴、稚拙。虽然神兽雕像整体平整度、圆滑度都不差，但与四川博物馆的一些雕刻作品相比，整体雕像乃至重要的局部（面部）都遗留了大量的线条状的斧凿纹。通常而言，传统经典石雕不管艺术风格如何偏重写意，但关键局部还是多采用细雕的写实方式来凸显重点的。

二、石雕神兽的具体属性探讨

（一）非朝天犼

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有一篇介绍该旅游景点的文章称：“庙身毁于战争，现仅剩台地遗址，以及一对造型古朴的朝天孔。”“朝天孔”应该是笔误，难道真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朝天犼”吗？据查，犼为明清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根据中国古代见之于史册的神话故事和流传于民间的少量传说证实，它的出现晚于大部分神兽、凶兽乃至瑞兽，最早只是一种似犬的野兽，直到明清时期才成型为一种怪物。关于犼的描述，说法不一。《集韵》解释为：“犼，兽名，似犬，食人。”《道书十二种》记：“东海有兽名犼，形如兔，两耳尖长，仅长尺余，狮畏之，盖吼溺着体即腐。”如此看来，从时间上而言，如果属于明清石雕，那么艺术风格绝不会如此粗犷质朴。但就造型而言，兔、犬也好，龙、马也罢，怎么样都无法相信“犼”和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有任何相关之处，更何况“犼”的神话概念更加盛行于北方，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上的两只面南而坐的石犼那是何等威严肃穆，与此神兽可谓毫不相似。

（二）乃狮虎兽

1.头部“类虎”

依据一：既然不是朝天犼，那么神兽是否有可能是土家“白虎文化”中的白虎呢？土家神话中，与“白虎”相关的为数不少。《后汉书》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 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1］在传统历史认知中，老虎不仅能辟邪，还能吃鬼，深受人们敬重。“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2］“这表明在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氏族消亡、父系氏族兴起之际，‘白虎神’崇拜已经产生了。但显然可见，这种崇拜体现着明显的祖先崇拜的色彩，显示着‘人神合一’的性质。”［3］由此看来，土家族的白虎崇拜已有很长的历史。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吞口门神木雕（如图2），也是以虎头为吞口原型。

图2 湖北长阳土家族吞口木雕

依据二：这两尊神兽雕像基本上不具有传统石狮的典型特性——狮子头部的鬈毛。通常而言，在封建社会这种鬈毛疙瘩不得随意雕刻，鬈毛疙瘩叫作螺髻的数目，是封建官府等级的标志，其数量越多，则主人官位品级越高。一品官或公、侯等府第前的石狮头部有十三个鬈毛疙瘩，谓之“十三太保”，一品官以下的石狮鬈毛数量则要逐级递减，每减一品就要减少一个疙瘩，七品官以下人家的府第就不能安放这种石狮了。由此可见，不论艺术造型风格怎么变化，鬈毛疙瘩是古代神兽与狮子的重要鉴别依据。而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头部扁平，光滑无物。纵观汉、唐直至明、清时期的石狮雕刻，无不存在各式各样的鬈毛造型（如图3）。而历朝历代的石虎，则大多“头部光滑、两眼呈圆球状突出、两耳扁圆、鼻子直挺、鼻孔为两圆洞”。有趣的是，研究过程中还发现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现存的15—16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叶）朝鲜王朝时期的一对石虎，和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无论是造型手法还是石虎的神情气质，简直一模一样，并且头部也比较扁平，材质为花岗岩。综合来看，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的头部造型手法、神情态度与明朝时期的石虎雕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图3 历代石虎、石狮对比图

2.身体“类狮”

依照上述论断，既然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具有“虎头”的属性，那么身体为何不是“虎躯”，而是“狮身”呢？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狮子这个历史上的外来物种是如何融入中华传统图腾形象中的。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从此以后，各朝都有西域进贡狮子的记载，《前汉书》就记载了西域各国关于狮子的传说。“自东汉起，中国雕刻的狮子不但和真狮形象有差异，而且各个时代具有各自的特色……再说，‘辟邪’二字梵语Vasimha的译音，其意是‘大狮子’。所以笔者认为这种盛行于汉和南北朝时期的‘辟邪’，实际上就是‘狮子’。至于再加上角和翅翼，只是人们想象的神奇化的艺术表现。”［4］与唐代身形高大、身躯饱满、筋骨强健、屹立不拔的雄狮雕刻风格相比，宋朝狮子雕刻风格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形象既威严又可爱，姿态多样，开始出现母子狮嬉戏之状……并形成了雄狮执绣球，雌狮抚幼狮，成对配置的雕造形式。狮子的脖颈上还配有项饰，项饰上挂着铃铛和缨须，有的项饰上还系有精致的链条，表示狮子的野性收敛，已被驯化。”［5］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宋代石狮的研究中，都将“绶带、缨须、铜铃、（雄狮）彩球、（雌狮）幼狮”等装饰性细节当成宋代石狮被驯化的典型特征，在此不赘述。

三、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研究推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第一，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石狮雕刻都没有任何“项圈、绶带、缨须、铜铃、（雄狮）彩球、（雌狮）幼狮”等细节特征，只有宋代及以后的石狮雕刻中才有。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的身体部分不管造型是否真实，但 “项圈、绶带、铜铃、脚踏圆球”这几个细节特征，足以说明其是“狮身”。

第二，到了明代，由于石狮不再局限于朝廷命官的爵位高低身份之权标，而普及到了民间，一般住宅门口皆可放置石狮，更可以广泛应用于桥梁建筑的装饰需求，多采用“双狮对称蹲立”的姿势，采用透雕的方式，利用绶带、绣球或幼狮与底座相连。再加上前文“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虎头造型”的相关论证和艺术风格比对，笔者认为，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应为明朝期间雕刻的、虎头狮身的“虎狮兽”。

第三，基于以上内容可以进一步推断：该神庙也许明朝中叶已经初见规模，乾隆年间才大规模修建的，现收藏于湘西州博物馆的“八部大王”龙纹石匾，从“上龙头、左右各一条龙”的形制来看，也比较符合清代牌匾格式。清朝的龙纹额头饱满，龙头比明代短，龙鳞更写实，龙爪也有三爪和五爪之分，纹饰琐细且较为呆板，相比较前几个朝代的龙纹，清朝的龙纹雕刻刀法普遍缺乏豪迈雄浑的气韵（如图4）。

图4 明清石碑龙纹对比图

第四，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的雕刻石材为红砂岩，而红砂岩在中国的主要产地为云南、四川、山东和广东，湘西境内也有红砂岩，但查阅湘西传统石雕史料后，发现湘西民间石雕多以水冲石雕、杨柳石雕、菊花石雕、塔卧石雕等艺术形式为主，所采用的石雕材料也全部都是湘西境内的特色石料，除了吉首司马河发现了以红砂岩摩崖刻字的艺术形式以外，再无红砂岩圆雕、透雕作品问世。另外，湘西石雕艺术样式的诞生时间都比较晚，大多在明末或者清末以后诞生，而永顺塔卧石雕最早起源于明初，是最有可能雕刻这对“虎狮兽”的雕刻流派，但经收集查阅塔卧石雕作品后发现：塔卧石雕主要以青灰色“石灰石和大理石”为主。“这里山脉纵横，物产虽不多，但藏有极为丰富的石灰岩和大理石。特别是这里的石灰石，质细、品优、不脆、软硬适中……民间称为‘明矾干’。”［6］再加上塔卧石雕和鄂西南传统石雕（恩施石雕、利川石雕、咸丰石雕）都兴盛于1735年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塔卧镇并不是“虎狮兽”的原产地。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八部大王神庙原址大门的“八部大王”龙形石碑（现藏湘西自治州博物馆），其雕刻的材料为灰白色石材，采用了龙的形制，说明该神庙建立之时，是得到了“清朝”皇家许可的。但该神庙包括了石牌在内的其他建筑材料均不是红砂岩，唯独这一对石兽为红砂岩石材。反观四川境内的安岳石刻、大足石刻、乐山大佛等摩崖石刻，都以红砂岩为主要雕刻石材，且数量庞大，有着悠久的石雕历史。“石窟、摩崖造像数目之大，内涵之丰富，为全国盛唐以后各省石窟、摩崖造像之冠。”［7］“廪君率众西迁‘君乎夷城’后死去，他的嫡系后裔多留在清江流域，而存有不臣之心的黑穴四姓则得到了解脱，多数向西入川，板循蛮即其后裔，后又迁入湘西……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8］由此可见，无论从湘西土家族迁徙历史还是石雕材质选用来看，酉水河边的八部大王神庙石雕神兽具有极强的巴蜀属性。毕竟酉水河自古以来就是湘、鄂、渝毗连的武陵山区之“高速公路”（比耳村村主任语，他曾经也是酉水河上的船工），用船从四川运两尊不太大的石雕到湘西也不是太难的事情。退一步而言，即使“虎狮兽”的雕刻师就地采用了湘西的红砂岩为雕刻材料，其雕刻技法或造型理念都应该与巴蜀文化有着莫大的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过渡艺术风格”。

四、结语

首次见到这两尊“狮虎兽”石雕神像，笔者也是激动不已。最初的直觉判断也与那位未曾谋面的教授一样，觉得这两尊石雕神兽的年代也许应追溯到周、秦时期，毕竟它显得如此古朴，雕刻手法也非常原始。但随着挖掘史料并深入研究后，又只能做出以上结论。自古以来，土家族的文化开放性、接受性和自主融合性都很强，从“敬白虎”到“赶白虎”现象来看，其文化变异性也很强。在其接受外来汉族文化等族群文化的同时，也存留了一些本民族的“白虎文化”情结，从“坐堂白虎”到“过堂白虎”的图腾认知变迁中，将白虎的正面性（除妖、辟邪）与汉族主流图腾——虎、狮的文化属性（力量、吉祥）相融合，将湘西土家族的宗教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