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现代体验与投射民族意识

摘 要：张资平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作品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更加复杂。通过展示现代女性魅力，在恋爱中带给留学生们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并带领中国青年感受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小说中的日本女性触发了主人公们逐步深入的现代体验，让他们建构起更为完整的自我认识。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日本女性常和中国男性构成一种性依附关系，通过对日本女性的性征服，小说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综合来看，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这一形象系列投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从中也可窥见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张资平 日本女性 现代体验 民族意识

一、日本女性：现代经验的触发者

1912年，张资平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日本，开始十余年的留学生活，其留学体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和日本女性接触的经验。在其自传中，张资平表达过对日本女性美的理解：“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a他提出了与女性美相关的两个因素：第一是接受现代教育，这教会了日本女性基本的社交礼仪，因而在男女公开交往的场合，她们表现得非常得体，落落大方；第二是保留女性的自然美，“自然”非野蛮生长，而是教化后体现出来的女性的独特魅力，此即张资平亲身体验的“淑”的温柔性格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张资平欣赏和推崇的是现代女性，她们的美离不开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日本为其提供的丰富的社会资源。借助这些资源，日本女性出入于公共场合，与男性公开交往，使用特有的化妆品和清洁品，穿戴展现女性自然美感的服饰，展示现代女性魅力。

现代日本女性亲切、温柔、自然，与她们接触的经验也成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留学期间，他在《约檀河之水》《冲积期化石》等多篇小说中写到了留学生和日本女性的恋爱，这不仅是一段情感经历，更是留学生们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的重要过程。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张资平常以一种近似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描写恋爱带给主人公的生理刺激——“他的呼吸给一种有沉重的压力的温柔气息压逼着，即时乱了律调。他的气息像接续不来，他虽苦闷，但他一方觉得有一种快感。但望这种快感的瞬间再延长下去”b，“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的微微的呼吸，觉得全身发酵了似的，涨热起来”c。张资平在《文艺史概要》中介绍过自然主义思潮，其重要特征之一即作家对人物生理状态的关注，自然主义文学强调除了心理活动，生理状态同样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和心理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d这不只是一种写作方法或一种文学思潮，更关涉作家对于人的理解。这一理论也贯彻到张资平的创作实践中，恋爱让留学生们不断感受到异性带来的刺激，感知自身生理上的变化；与日本女性亲密接触的经验让主人公们进一步了解个体的生理状态，并深化对于自我的认识。

除了生理刺激，恋爱同样让留学生们感受到复杂的心理体验，既有喜悦甜蜜，也有悸动紧张。《约檀河之水》中，主人公收到芳妹的来信时，“他像感受了电气，全身麻木。又像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马上拆开来读，好知道她近来消息，恐怕再迟一刻，那封信要飞了去似的。可怜他双手没有半点气力，去开拆信封，双目也闪眩得利害，再认不清白封面的字”e。这样的心理体验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即使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多少也能接触到这一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等相关理念，并和五四文学存在互动关系。“五四”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个性解放，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被发现和被认知，不再是家庭、纲常伦理的依附物。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思想也有着契合之处，恋爱中的两个人不是作为两个家庭或是两个族群的代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出于个人情感和個人偏好选择交往恋爱的对象。钱理群曾论及“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多重意义：“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f在此意义上，恋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主人公们的社会关系，更释放了主体的情感，帮助他们打开了情感认知。留学生们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在恋爱中感受到多元复杂的心理体验，由此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情感和情绪同样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心理层面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

1928年，张资平定居上海，此后他的小说多以这座城市作为背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g，张资平的小说就写到青年男女在上海享受到的消费生活。

小说中，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女性便是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她们常常和中国大学生一起吃法餐俄餐，带领他们看电影、去回力球场，体验时尚的娱乐生活。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青年的爱》中，林海泉和鹤子夫人一天约会的经历——中午两人一起坐小轿车前往梵王渡公园，碰到教会的野外宣教队传教，鹤子夫人议论教会的虚伪和活动的功利性；傍晚两人欣赏大上海的夜色，霓虹灯与三大公司的屋顶花园的彩色电光给海泉留下极深的印象；随后去大马路T茶楼吃晚饭，其间两人讨论了艺术与文艺的定义；最后，在鹤子夫人的提议下，一同前往M舞场，鹤子又大谈中国人的鉴赏力和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深夜，两人一起回家。林海泉和鹤子夫人这一天的出行地点和娱乐生活——从公园、大马路到跳舞场，其实是上海时尚都市生活的缩影。这样的都市生活和以大马路为核心的“把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的现代消费环境”h是在西方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享受的也是源自西方的新型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对此林海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坐小轿车花费的一块五角大洋让他心疼不已，舞厅在他眼中也是吞噬钱财的金窟，林海泉的财力不足以让他享受都市的消费生活。正因如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各类现象和上海的时尚话语——跳舞的常识、宗教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现状等，他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与林海泉相比，鹤子夫人显得特别成熟老练，俨然是都市生活中的老手，她有财力享受上海的娱乐和消费生活，对都市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十分熟悉，并且掌握了时尚话语，灵活使用“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根追亚”等最新术语，对宗教问题、文艺批评的现状乃至阶级理论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一天的约会经历和交流过程对林海泉而言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的内容是上海的都市生活和时尚话语，而老师就是他的情人鹤子夫人。作为大学生的林海泉尚没有财力充分享受都市的娱乐生活，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分析各类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后来者，面对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中的一切——哪怕只是上海夜色中的霓虹灯和彩色电光，他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和畏惧感。但是已经进入社会多年的鹤子夫人，经济实力远强于林海泉，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她对上海的消费文化活动和各类时尚话语都非常熟悉。因而对于林海泉而言，与鹤子夫人的恋爱不仅是一段感情经历，更是鹤子夫人向他传授都市生活方式、时尚话语的重要过程。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不是孤例，《无灵魂的人们》中王少彬就是在野村爱子等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去回力球场。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已经充分融入了上海的都市生活，并充当了中国青年都市体验的老师和先导者。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隐隐折射着作家理解的现代机制的发生过程。日本女性触发了中国青年的现代体验，青年们最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女性受过教化但又保持自然属性美的女性魅力，而后在与她们的恋爱中，青年们感知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逐步建立起对自我较为完整的认识。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消费生活和娱乐活动已非常发达的现代性大都市上海，日本女性又成为引导者，带领他们感受都市生活，传授时尚话语。中国青年感受到的现代体验是逐步深入的，从对女性的认知到以恋爱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最后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公共生活。他们的现代体验也是复杂多维的，从认识现代女性美到建构较为完整的自我认知，最后逐步融入上海的都市生活。

二、焦虑心理到想象性征服：女性形象与民族意识

虽然张资平在自传中表达了对日本现代女性的向往和倾慕，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也触发了留学生们的现代经验，但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几部长篇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及小说主人公面对日本以及日本女性时的焦虑心理和征服欲望。

在其自传以及《无灵魂的人们》的序言中，张资平多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有多个，包括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带来的危机感、张资平留日期间作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体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加剧的现实，等等。焦虑心理不只属于张资平个人，而是在一代青年中蔓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指出这是初期创作社作家的心理共性。i这一心理体验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之长，从留学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都能看到张资平面对日本时的焦虑心态。

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这些人物表现出对于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王少彬称自己是“大中华民国的青年”，林海泉也自认为是“中华大国民”，并强调“自己是有为的青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未来的主人翁。自己要励志做一个模范的青年！自己要保持纯洁的人格”j。这些称呼可以看出青年们的民族意识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动将自己与中国联系起来，并要求自己承担起对于中国的责任。

但是与自我认知相悖的是小说人物怯懦的性格和滞后的行动力。青年们有着远大的报国理想，林海泉和同学成立文学团体办文学刊物，王少彬的朋友们呼吁他加入“被压迫妇女解放会”，他们经常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拜访教授或名作家，探讨当前中国文壇现状、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等重大课题。但到了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被压迫妇女解放会”的成立大会为了流程到底是先做祷告还是先宣读孙中山遗言闹得不欢而散；文学团体想要做一期“九·一八国难特刊”，但每个人只关心稿酬和可获取的收益，不愿真正贡献一篇文章；与教授或者文艺家们的谈话也只是空泛地批评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发展建议……主人公的一切行动都只是空有计划，并在幻想中营造自己是精英的假象，当青年们真正面对日本人的欺侮时——王少彬曾遇到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他们没有胆量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只敢在心里表达愤怒。这些青年大多是“无灵魂的人们”，这也正是这部同名小说的题目之意义所在。

当小说人物不能为改变现实做出贡献时，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日本女性身上。中国青年常用“东洋货”称呼日本妓女，借货比三家和“抵制日货”之名拒绝去日本魔窟，明确表现出自己对于日本人和日本妓女的轻视，但是日本妓女又是主人公们最好奇、最爱谈论的对象。在与日本女性的实际交往中，女性对中国的态度又引起主人公们过度敏感的关注，日本女性会不会说中国话、以何种态度看中国都被过度放大。面对嫁来中国近二十年的日本夫人裘太太表达出的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的同情，王少彬恨不得要感恩戴德，而若林鹤子对于中国人好吃爱赌、爱背后议论别人长短的恶习的批评——即使是合理的——也引起了王少彬的愤怒。主人公也非常关注细节，可能表明女性日本人身份的细节都能引他们的心理波动。如《青年的爱》中鹤子夫人在说“支那料理”四个字时用了日语，林海泉就感到“像突然受了毒蜂的一刺”；《无灵魂的人们》中日本舞女嫁给中国人后仍自称为“我们日本人”，也引起了王少彬的不满。过度敏感反映出主人公面对日本自卑焦虑的心理，也暴露了自身的懦弱无能。他们拥有报国之理想，但是能力不济，也缺少行动的勇气，成为有为青年或模范青年往往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时他们便将注意力转移，转而关注日本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当主人公们面对现实感到乏力的时候，和日本女性的关系，尤其是买卖和性征服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男性内心的焦虑。其1930年之后的四部小说中，日本女性的身份和前期小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前期多是日本女学生、住家的女儿或是留宿地的下女，而后期基本是在中国生活的日本妓女、舞女以及嫁给中国人的姨太太。身份的变化会引起男女两性关系的改变，如果说前期小说中日本女子和中国男性的交往主要是因为真实的情感，后期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往往和中国男性形成一种性依附或性买卖关系，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主人公们不断强调日本女性个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如林海泉围观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时曾想“那些东洋人是鹤子夫人的同胞”k，邓质如想到青芙与深川医生暧昧的关系时提示自己：“她在昨夜里明明是给那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她的同胞——拥抱过来。我真惊异她何以脸上不会表示出一点的羞愧。”l青芙、鹤子夫人、野村爱子、若林鹤子……这些女性都是单独的个体，她们的行为不一定全部都能和日本产生联系，而小说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犯也不是个体的罪过，不必由女性个体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小说主人公不断暗示用日本女性个体替代真实存在的、对中国做出侵犯的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再代表她们个人，而是转变成日本的象征，主人公和她们的交际、恋爱甚至是性关系，也就不再是局限于两个个体或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上升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由此，男女两性间的问题往往被放大，例如邓质如发现青芙和深川医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就像有一件东西给那个日本人争夺去了般的”m。这本是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但邓质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将青芙夺回来，这里强调的不是男性和女性的私人交往，而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这一由两个个体代表两国的错位的关系认知中，在这个中日两国另类博弈的战场上，主人公们的对手是依靠性依附关系为生的妓女、舞女、姨太太，而他们本人则占据着男性和购买者的双重优越性身份。通过身份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对日本妓女、舞女们的性征服，以及自己的心理暗示，青年們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的征服，并获得了幻想性的补偿。这样的征服和补偿无疑是低级而廉价的，但对于懦弱的青年们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并给他们带来短期内极大的心理安慰。日本魔窟、日本舞女的住所往往是青年在现实中受挫后寻找安慰和庇护的首要选择。青年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对于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都在日本女性身上——尤其是在从事性工作相关的日本女性身上，获得了暂时性的安慰和满足。

三、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既触发了青年们的现代体验，受到其追捧，同时也是他们想要征服的对象。试图理解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之处，必须要分析张资平对日本的态度，因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n，因此在分析张资平对于作为“他者”和“异域”的日本的情感态度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

留日十年给张资平留下的主要是带有创伤性的回忆，《资平自传》中多次描写作者在留学时期的经济压力、学业负担和对日本的不适应，这是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一班冗员的生活》《绿霉火腿》等即以留学生的艰难生活为内容展开。但这些是被张资平刻意放大的，他同样体会到日本这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令人向往的一面，张资平称赞过日本国民“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o的勤勉精神，享受日本的现代都市生活，去过银座等商业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p。令张资平印象深刻的日本女性魅力同样离不开日本的强大国力和女性在日本得以享受的现代资源，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清洁产品、化妆品和服装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如何能给张资平留下“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q的极佳印象？日本女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国力的具体化表现，对日本女性的追捧也体现出张资平对日本现代化一面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张资平对这些体验表现出一种回避的态度，因为日本时时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国家，直接承认日本国民性及其国力上的优势就意味着要面对中国处处落后的现实，这给他带来极深的焦虑和危机感。

张资平对日本的复杂态度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有所流露。表现出现代特征的日本女性对于张资平及其小说人物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日本女性的恋慕暗含了他们不愿承认的、对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日本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受到民族意识影响，日本女性又是他们想要征服、试图压抑的对象。现实中快速缩短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并非易事，但是小说通过人物关系的建构或情节的设置可以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满足，由此借助对日本女性的性买卖和性征服关系，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这其实更进一步突显出主人公的无力以及面对日本的焦虑心理。这一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形象系列投射了张资平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aq 张资平：《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第125—126页，第125页。

b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泰东书局1927年版，第165页，

ce 张资平：《雪的除夕》，中华学艺社1925年版，第130页，第143页。

d 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时中书社1925年版，第73页。

f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23页。

g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h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i 童晓薇：《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jk 张资平：《青年的爱》，合众书店1948年版，第148页，第118页。

lm 张资平：《明珠与黑炭》，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02页，第102页。

n 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o 张资平：《资平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p 张资平：《资平自选集》，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页。

作 者： 李佳涵，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