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视角下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分析*

龚志民，李子轩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引言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1)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来理解。的形成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和内部矛盾的缓和，“取代”的必然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下，“制度自信”仍未牢固建立的原因。基于此，我们需要以严谨的逻辑和规范的方法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其理论支撑是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原理和福利经济学定理，它们构成西方经济学的基准定理，其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是有效率的。但本文的研究表明，西方经济学的基准定理存在内在逻辑矛盾。这仅仅是“破除迷信”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构建“制度自信”的学理依据。为此，本文借鉴马克思“供求均衡”的思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的基准命题，并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既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同时又吸收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益成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基准定理的内在矛盾

(一)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

产品由人类所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即由人类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这样创造出来的产品构成拥有这些生产手段的人的收入(萨伊，2010)[1]359。这是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起点。萨伊(2010)[1]58-478、瓦尔拉斯(1997)[2]30-460、马歇尔(2005)[3]3-564以及克拉克(1997)[4]9-385等代表人物的观点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比较完整的体系，其核心观点是自由的市场竞争是有效率的，此时的要素定价——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形成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果。

马歇尔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把边际效用理论与边际生产力理论统一起来用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分析。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每种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产出相等，其二是每个消费者支出在每种商品上的边际效用相等。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析，构成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比如，工资作为劳动者的报酬，是劳动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它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同时它又与劳动力的培养、训练与维护成本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人按照其边际生产力获得工资，资本按照其边际产出获得利息收入，如果尚有剩余，就是企业家的利润。马歇尔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扩展为生产四要素，他认为企业家的部分利润实为其劳动的报酬，也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的要素均得到边际产品之后，剩余为零(2)“在这样的静态情况下，没有利润的地位”[4]183；“企业家的利润和余额是同一语。本章所假定的情况，排除了企业家这种收入的存在”[4]185-186。。

(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悖论

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结论是，完全竞争均衡下企业的利润为零，即如果所有的生产要素获得边际产品，则全部产品刚好分净。应当指出的是，按照萨伊等人的逻辑，企业利润是总产出减出所有要素(包括企业家的劳动)的报酬之后的剩余部分(3)马歇尔认为利润是资本家经营管理企业和组织生产以及承担风险的报酬[3]472-480。，即使利润为零，企业家也得到了自身劳动的报酬。这样我们便能解释，当企业利润大于零时，便会出现消灭这种利润的竞争。

问题是，当所有要素获得边际产品时，全部产品刚好分配干净吗？结论是否定的(4)克拉克给出了最明确的肯定性结论，但他并未给出严格的证明。当然，结论是错误的[4]179-186。。我们可以证明，按照边际生产力的分配原理，产品是不能被分配干净的，除非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我们有如下论断：

命题：如果所有要素均获得边际产品，全部产出刚好被分享，则生产函数必定是规模报酬不变的(5)如果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且所有要素获得边际产品，则所有产出刚好分配干净。这是众所周知的命题。本文的结论是该命题的逆命题，据我们所知，这是本文首次提出并证明的。。

这里只考虑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情形。

证明：由假设，对任何t>0，

于是，h(t,K,L)=c(K,L)+lnt，故c(K,L)=0，从而f(tK,tL)=tf(K,L)。因此，生产函数必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在现实中，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形是极少的，这也意味着西方经济学的基准定理存在内在逻辑矛盾，因为“帕累托最优”的前提条件“要素获得边际产品”不成立，这使得竞争性均衡的有效性不能实现。

三、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一)按劳分配与资源配置

劳动力分配是资源配置的组成部分，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构成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汤在新，1994)[5]26-3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具有丰富的资源配置的内涵。商品交换本质上就是劳动的交换，劳动交换以社会分工与协作为前提，不同部门劳动量的比例的合理性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源配置问题。由于“价值的牵引”，劳动流向社会需要的部门。这是依靠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来实现的。等价交换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它引导社会用最适当的劳动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的商品。等价交换关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如果这种分工是合乎比例的，那么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6]716简而言之，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定与价值规律蕴含了资源配置原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竞争来实现，竞争体现在商品交换的过程，因此仍然可以借用“价值”的范畴。按劳分配使得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实现了最好的对应，是对劳动最大的激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马克思的均衡思想与相关概念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关于资源配置是否有对应的命题？即，对应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原理以及说明竞争效率的福利经济学定理，我们是否有相应的论断？回答是肯定的，并且我们有更加简洁的命题。

1.马克思的“均衡”思想

我们需要一个“均衡”的概念，马克思关于供求均衡的分析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起点。其实，马克思对于“均衡”概念是有明确界定的，并且是更本质的：“如果供求之间的比例，使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如果局部市场实现了等价交换，则局部是供求一致的，如果所有的市场都实现了等价交换，则整体上是供求一致的。这就是均衡。为什么说它是更本质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中，竞争性均衡是指存在一组价格使得供求相等，没有揭示供求两种力量达到均衡点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对照，用“等价交换”刻画“供求均衡”抓住了均衡的本质。现实市场的交换媒介是价格，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的价值通过市场价格得以体现，通俗地说，商品中凝聚的劳动就是商品生产的“难易程度”，等价交换意味着商品生产的难易程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6)“每一件东西对于想要得到它的人的实际价值，是获得它时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7]41。，即商品生产的难易程度与消费者对其使用价值的评价达到一致。供给与需求是两方面的力量，两个力量平衡时就达到供求均衡。决定供求两种力量的均衡点的本质是什么？西方经济学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而马克思指出了它的本质特征：商品交换过程中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以呈现。

我们将证明，等价交换是实现资源配资最优的基本前提(7)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必要条件”。。

2.内在均衡与帕累托改进

定义1：如果全部市场实现了等价交换，即价格等于价值，称市场状态为内在均衡(8)“价格等于价值”的本质含义是：价格之比等于价值之比。。

定义2：如果一个配置使得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称该配置为资本优化配置。

定义3：如果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且全部市场实现了等价交换，称该配置为双优均衡配置。

定义4：如果存在另外的配置，使得至少一个劳动者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其他劳动者的状况没有变得更差，称既定的资源配置存在帕累托改进，那么，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配置称之为帕累托最优配置(9)这里的“帕累托最优”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西方经济学以生产者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效用为基准(分类原则存在重叠性问题，这就无法保证“帕累托最优”是局部最优)，本文的帕累托最优以劳动者所得为基准。。

(三)政治经济学资源配置的基本命题

1.基本假设

为了简化后面的叙述，在此列举我们需要的基本假设。

假设1：消费者偏好保持恒定，即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调整时，消费者的偏好保持不变。

假设2：生产函数是连续函数，即当各种生产要素发生微小变动时，产出的变动也是微小的(10)严格的表述是：产出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连续函数。。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是递减的。

假设4：在两个部门的情况下，部门1的产品αA与部门2的产品βB相交换(α、β分别是两部门商品等价交换的数量，A、B是商品单位)，如果αA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βB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劳动在部门1的边际产出小于其在部门2的边际产出。

假设4的直观含义是，如果劳动在部门1的价值较低，则劳动力向部门2的少量转移是有利可图的。

由定义1和假设4得到：

推论1：市场是内在均衡的，当且仅当劳动在每个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

本文所指的资源配置均指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如果涉及更多种类的要素的配置，相关叙述与证明没有本质的差别。

引理1：假设全部产出归劳动者所有。对于给定的配置，如果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产出不相等，则存在资本优化配置作为原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证明：这里只讨论两部门的情形，用数学归纳法可以推广到多部门的情形。假设在原配置A下，资本在部门1的边际产出较低。从部门1减去数量为δ的资本并转移到部门2，当δ足够小时，增量资本在部门2的产出高于它在部门1的产出(按交换比例计算，也就是按价格计算)，这显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适当补偿之后，每个劳动者获得更多。让资本从部门1持续流向部门2，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为止，此时的配置B是资本优化配置。每一次资本转移，都是帕累托改进，从而B是A的帕累托改进。

引理2：假设全部产出归劳动者所有。对于给定的配置，如果劳动在不同部门的边际产出不相等，则存在内在均衡配置作为原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证明：这里也只讨论两部门的情形，容易推广到多部门的情形。假设在原配置A下，劳动在部门1的边际产出较低。从部门1减去数量为ι的劳动(必要时可以用时间计量)并转移到部门2，当ι足够小时，增量劳动在部门2的产出高于它在部门1的产出(按交换比例计算)，这显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适当补偿之后，每个劳动者获得更多(或每个劳动者所得没有减少，但部分劳动者获得更多)。让劳动从部门1持续流向部门2，直到劳动在两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为止，依据推论1，此时的配置B是内在均衡配置。每一次劳动转移，都是帕累托改进，从而B是A的帕累托改进。

由此可得：

推论2：假设全部产出归劳动者所有。如果一个配置不是内在均衡，则一定存在一个内在均衡配置作为它的帕累托改进。

推论3：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必定是内在均衡。

2.基本命题及其证明

定理1：如果全部产出归劳动者所有，则存在一个资本优化配置的内在均衡。即，存在一个配置使得价值等于价格(11)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商品交换中价格之比等于价值之比。，且资本在各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

这样的均衡称为双优均衡。这是双优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从形式上看，它对应于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

定理2：双优均衡是唯一的。

它对应于西方经济学均衡的唯一性定理。

定理3：双优均衡是任何一个其他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双优均衡不仅是帕累托最优，而且是整体最优的。

它对应西方经济学的效率定理，但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是局部最优。

定理4：按劳分配原则下的竞争性均衡必为双优均衡配置(12)所有人均得到劳动报酬的前提下，这里的竞争就是每个劳动者力争使自己的报酬等于或超过自身的劳动量(通过劳动类别和努力程度的选择)。。

这是优越性定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优势的学理依据。

以上定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基准定理相对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源配置的基准命题。

推论4：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充要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和等价交换同时实现(双优均衡)。

直观上说，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机制是资本流向利润最高的地方，劳动流向资本最需要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资本的逐利扭曲了劳动的配置，进而也扭曲了资本的配置。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劳动力流向劳动价值最高的地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少)，资本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资本按需要配置，劳动者获得自身劳动的价值(13)这里指所有的劳动者，指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即依靠劳动获得报酬的人。另外，为了简洁，我们忽略了社会必要的扣除。，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力配置与资本配置实现了最优匹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理论的“整体最优”，是对西方经济学“帕累托最优”的超越，且解决了西方经济学“帕累托最优不可比较因而无法选择”的难题(14)西方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表明，满足普遍性、弱帕累托准则、无关性和无独裁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直观含义是，在众多帕累托最优中，无法确定最好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验。

定理1的证明：只讨论两部门的情形，超过两部门的情形可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基本思想是，对现有的配置不断进行优化，最终得到双优均衡配置。直观上说，资本流向边际产出最多的地方(按市场价格)，劳动力流向劳动价值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价格与价值之比最高的部门)。

首先，劳动力流向劳动价值较高的部门，劳动价值相等时劳动力流动暂时停止，此时是等价交换(内在均衡)，但此时资本的边际产出一般是不相等的；然后，资本流向资本边际产出较高的地方，资本边际产出相等时，资本暂时停止流动；重复上面的过程，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交叉进行，前者流向劳动价值较高的地方，直到等价交换实现为止，后者流向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如此循环往复，极限点就是我们要找的点。

初始配置为：

不妨假设：初始时刻资本在两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且部门2的劳动价值更高，从而劳动在部门2的边际产出较高。劳动从部门1流向部门2，在这一过程中，部门1的产出下降，部门2的产出增加，两部门产品的价格之比与价值之比逐步接近，直到等价交换实现为止。假设劳动力流动量ΔL1>0，因为如果ΔL1=0，说明原配置已是双优均衡，证明便完成了。此时的配置变成：

(1)

(2)

再一次，劳动从价值较高的部门流向价值较低的部门，直到等价交换实现时为止。劳动的流动量记为ΔL2。配置变为：

(3)

接着，资本从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流向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为止，资本流动量记为ΔK2>0，配置变为：

(4)

如此循环往复，如果某次劳动力流动量或资本流动量为0，证明便完成了。因此，不妨假设，每一次劳动与资本的流动量均大于零。

以下证明OC和IE是同一个配置。

定理2的证明：同样只讨论两部门的情形。首先证明双优均衡的唯一性，使用反证法。假设有两个双优均衡配置：

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形：

每一种情形下，经过推论，都存在矛盾。

情形1：部门1的单位资本在配置A下的产出高于配置A′下的产出，分别记为p1、p1-δ1(0<δ10)，由于配置A是双优配置，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且是等价交换(供求力量正好抵消)，p1=p2体现了消费者的偏好。由于A′也是双优配置，p1-δ1=p2+δ2也体现了消费者的偏好。这是矛盾的：与A比较，配置A′之下部门1的总产品更多，部门2的总产品更少。

情形2：配置A是双优配置，部门1和部门2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品αA和βB的价格相同(等量劳动相交换)。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即单位资本在两部门的产出价格相等，故存在t>0使得单位资本在部门1和部门2的产出分别为tαA和tβB。从配置A到A′，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在部门1是增加的(资本增加，劳动力减少)，在部门2是减少的，故在配置A′下，单位劳动时间在部门1和部门2的产出可以分别记为αA+ε1、βB-ε2(ε1>0,ε2>0)，由于A′也是双优配置，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这两个产出的价格是相等的。再根据资本在两部门边际产出相等的假设(价格相等)，存在s>0使得单位资本在部门1和部门2的产出为s(αA+ε1)、s(βB-ε2)。从配置A到配置A′，单位资本在部门1的绝对产出是减少的，在部门2的绝对产出是增加的，即下面两式成立：

s(αA+ε1)tβB

即：(s/t)(αA+ε1)<αA,(s/t)(βB-ε2)>βB

这显然是矛盾的(这样的s、t不存在)。

情形3：两种配置都是内在均衡，其商品价格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供求对价格的影响正好抵消。也就是说，消费者和生产者均没有动力改变当前的购买决策或生产决策(因为价格等于价值)，这就意味着两类商品总量的比例体现了消费者的偏好。从配置A到A′，部门1的资本和劳动同时减少，部门2的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从而部门1的商品总量增加，部门2的商品总量减少。两种配置均为内在均衡，交换关系正好体现消费者偏好。但两类商品的相对多寡正好相反，说明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与假设矛盾。

情形4和情形5的证明类似。

唯一性得到证明。

定理3的证明：由定理1的证明过程及引理1和引理2即可证明。

定理4的证明：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劳动流向劳动价值较高的部门。另一方面，构建资本激励机制：资本获得超过平均边际产出的收益，这将促使资本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由定理1的证明过程可知，双优均衡配置能够实现。

对于部门数多于两个的情形，以上命题可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即对部门数量m使用数学归纳法。

(四)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跨越Pareto最优

1.帕累托最优的局限性

“帕累托最优”对于经济状况的比较分析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帕累托效率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当然，实现这一最低标准也并非易事。进行局部分析时，“帕累托最优”常常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进行总体分析时，这一概念又存在明显的局限。实际上，对于没有包含生产的分配问题，“帕累托最优”变成一个平凡的概念，因为任何分配方案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对于大小固定的“蛋糕”，任何两个分配方案都是难以比较的。所以，包含生产的分配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关于竞争效率的论断和竞争结果的福利分析。从分散决策到“秩序”的形成，说明存在某种机制使得私利与共同利益相融合，斯密(2001)[7]502-503用“看不见的手”来形象地形容这种机制，也表明斯密对自由竞争的推崇。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基本结论是，竞争性均衡是存在的，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定理，也是“竞争导致秩序的形成”的现代经济学术语或者说数学表达，并且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达到最大，也就是说，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当然是帕累托效率。

对于资本和劳动的配置，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给出的见解是，各种要素配置的原则是边际产出相等，这是与“要素获得边际产品”的分配原则相对应的。这一分配原则既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准则，又是各种要素获取最大报酬的准则，其前提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本质上就是局部达到最优的条件，它不能保证整体最优。也就是说，它是“企业获得剩余产品”这一既定规则下的“最优”。问题是，如果有剩余存在，那么要素获得边际产品便不能成立，帕累托最优也不能实现。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资本的竞争导致了效率的损失。也就是说，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效率是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报酬”这一约束条件下市场选择的“最优”。由于资本的竞争，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17)“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就会转化为生产价格”[6]218。，每个部门得到的剩余价值不是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利润)，而是与资本的比例相对应的剩余价值[6]177。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报酬”这一资本竞争的原则使得等价交换不再成立，此时的均衡不可能是内在均衡，必定存在“帕累托改进”。所以，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

2.“双优均衡”配置的效率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按劳分配原则下的资源最优配置不仅能够实现，而且是“双优均衡”(18)本文的“帕累托最优”是以劳动者的“所得”为标准的，这与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不同的，后者以生产者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效用为标准，存在分类“重叠”的问题，所以不得不假设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同一个人是独立决策的。。就是说，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能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或者说，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市场竞争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这是本文基准命题的含义。关键是，“双优均衡”配置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配置，因为它是所有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同时也是唯一的。所以，跨越帕累托最优的关键是解除“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报酬”的约束条件。因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重要制度安排，理论上说，按劳分配是对劳动者最大的激励，因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另外，让资本获得超过平均边际产出的利润便可以形成对资本的激励机制(19)这是实现问题，不便展开。。双优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不仅是数学上的“形式美”，而且是内在均衡的概念抓住了“供求均衡”的本质，揭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资源配置最优的第一要义是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优，即实现内在均衡；同时，财富创造离不开资本，资本的“恰当配置”是资源配置最优的应有之义，没有利益的“羁绊”，资本的自由流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满足人民的福祉提供支持，最好地满足社会与消费者的需要。这就是“双优均衡”揭示的本质。

3.按劳分配是对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公平是相对的，公平的概念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8]448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并且关乎效率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观有着本质的差别，对于它们的比较，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是以“福利最大化”为基准的。理想的状况是，确保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目标，即以市场竞争的手段实现社会目标，这样便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但福利最大化要求收入分配满足边际效用相等的条件即收入均等化，这与效率要求“要素收入等于边际产出”相矛盾。所以，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公平与效率是无法兼顾的，只能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为缓解“过度的不公平”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两者的关系的演进中考察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公平观的历史性，并不意味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平性是不能比较的，正好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的历史演进中，人类所实现的公平与形成的公平观是不断进步的。马克思心中的终极平等是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事实上的平等”(陈学明，2011)[9]5-13，159，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但前提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这一条件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基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准则，资本主义替代封建社会在早期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解决。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的公平观的历史性表现在，生产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阶段性公平的基本依据，而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是效率的核心，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制度安排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

按劳分配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公平”，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来说，按劳分配是对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它既是对劳动最大的激励，又是现阶段所能实现的公平。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37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

本文的的基准命题既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阐释。这也说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邹升平，2010[11]1-5；余金成，2016[12]53-64，[13]17-28；李斌,1988[14]14-17)，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起点。如果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实践的参照，那么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20)马克思并未使用“按劳分配”的术语，而是“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5]15。的设想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准。

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要求与实现它的条件与途径存在矛盾(谷书堂、蔡继明，1988[16]133-135，129；李斌，1988[14]14-17)。更大的理论突破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讨论，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是可以相容的，但要把按劳分配原则与按劳分配模式区分开(李斌，1988[14]14-17；胡培兆，1993[17]35-39；邹升平，2010[11]1-5)。还有人提出，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按劳分配(李斌，1988)[14]14-17。这里的按劳分配显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分配模式，而是按劳分配原则，或者说是转换了分配模式的按劳分配(李斌，1988)[14]14-17。固守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模式，中国按劳分配的实践是不可能展开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本质上是按劳分配原则，是符合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内核的(21)按劳分配的内核就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与“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也是列宁对按劳分配的概括。在马克思按劳分配的模式中(产品经济)，“等量劳动相交换”需要通过统筹的形式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等量劳动相交换”则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的融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它的意义在于，我们既坚持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内核，又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探索在中国的实践取得成功。

(二)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

如果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济形式、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与市场经济都能为社会主义所用，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回答：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8]26-38，这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前者以人民为中心，后者为资本服务。两种基准命题的对照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报酬”使得“等价交换”扭曲为“按生产价格交换”，内在均衡不能实现，本质上就是劳动力配置无效率，从而导致资本的配置无效率，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服务”的必然结果。“按劳分配”是对“为资本服务”的根本性矫正，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又是激励劳动的制度保障，是人力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前提。

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陷的同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吸收了资本主义制度有益的成分，作为手段的“市场机制”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以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没有市场竞争，把异质性劳动折算成同质劳动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必然要求，这种折算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对劳动的“市场检验”意味着，“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存的。一方面，劳动的比较不能“一锤定音”，按劳分配就不能一步到位，劳动的部分报酬不得不通过人力资本、专利等收入形式来体现；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获得适当的报酬也是对资本合理运用的必要激励，同时，为了保障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22)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做深入讨论。。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劳动的主体地位或资本的统治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野，是两者优劣的根源。按劳分配原则实现了手段(激励)与目标(共同富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