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

吕丹红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发展的中国从全球治理现实出发提出的一个宏大时代课题。追溯其思想渊源，可以发现，这一命题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为哲学基石，同时又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外交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借鉴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价值内容，是东方智慧与人类先进文明对话交融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共同体理论;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1-004-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国际形势，以宽广的全球视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中国着眼于人类长远发展和生存提出的全新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崇高追求，对世界制度秩序的转型和中国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它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深入挖掘其思想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神特质，而且能够进一步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哲学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新发展形态。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思想来源。除此之外，列宁关于共同体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点

关于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提出的诸多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现实问题，蕴含着其对构建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种当代表达。

从历史语境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历史继承。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2]199但并非所有共同体最终都指向每个人的完全的自由发展。因此，马克思批判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以及抽象共同体，反对追求私人利益，强调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秉持维护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我们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践形态虽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并非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样態。它是以追寻理想社会，维护全人类利益为价值旨归。

从现实走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接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境遇。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出民族的、地域的、狭窄的人类社会历史逐渐为世界的、普遍的、广阔的人类社会所替代的基本历程和演进规律。而“世界历史的成熟必然形成世界性的共同体基础，而这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不可能以任何民族国家为基础，民族国家无法胜任世界共同体的使命”。[4]即人类社会也会随着地域限制的打破和人类交往的扩大逐渐进入共生共存的时代。因此，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404当今世界是“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5]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3]世界历史的前进遵循着人类交往的民族性向世界性演进的轨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再次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

从未来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逻辑延伸。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的解放理论。他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物质生产的现实境遇中寻找现实的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点——共同体。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应时代之问的大智慧，它指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人的现实发展需要出发，为构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条件。可以说，它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实践，彰显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美好向往的核心要义。

（二）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遵循

意识形态的对立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存的两种制度虽然存在差异，但也为互相借鉴提供可能，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一定意义上为这种可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列宁对共同体思想的积极探索主要表现在“两种制度”共处和共赢的战略。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尝试，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他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利益上的共同性，并且这种共同利益很有可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主要条件。列宁指出：“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从国际的角度，而是从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考察，那是不可能解决的。欧洲没有俄国，便不能恢复元气。而欧洲衰弱了，美国的情况就会危急起来。如果美国不能用它的财富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那它的这些财富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美国积累的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是吗？”[6]为此，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两制”能够和平共处的思想。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参与贸易交往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7]其次，贸易交往是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在相对均势的国际局势下，双方的经济发展对彼此的存在都有着不同的需要，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而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8]，帝国主义必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等对立性问题，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开展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最后，和平共处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出发，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选择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进入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需要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携手共进，打破意识形态的对立，寻求真正利益。如此来看，列宁的这些判断无疑对不同制度形态国家为实现共同目标，也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思想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外交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关注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走向，提出许多具有世界视野的外交思想，为和谐国际关系的构建作出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新中國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谋求依靠力量，重塑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人将独立自主确立为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立场。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三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向世界表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持有的外交态度和底线。他认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9]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战略的立场、原则和方向。此后，独立自主也成为我国外交方针一以贯之的理念赓续至今。尊重世界各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重要价值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独立自主，这与我国一直以来遵循的外交基本原则十分契合。

1954年，为拓展国际交流空间，创设和平外部环境，周恩来同志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此后，他在出席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访问印度、缅甸等外事活动中，多次谈到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认可与支持。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讲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10]时至今日，这一原则不仅是中国与世界有效互动最理想的内在规定，而且也已经成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借鉴、不同文明差异平等协商的重要典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继续延用这一原则作为其理论基调。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深化

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已为世界所认同。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和平外交战略，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1]他认为，这两大问题不仅彼此作为条件相互支撑，而且发展问题即是和平问题。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他强调发展对外关系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非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力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向全世界作出“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树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在适时调整对外战略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开放才能带来长久发展，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12]这些经验做法，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创设经济保障条件，而且被镶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新的格局转换时期，“一两个大国和大国集团主宰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3]。江泽民同志认为坚持和平共处和对外开放还不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14]。同时世界多样性也决定了各国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其后在多个场合，他都提出“相互依存”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念也越来越成为不可否认的国际共识，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同。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为很多国家所认可，“共同”二字将这种相互依存的理念融合于自身，是存异和求同的统一，呼吁每一个国家不分制度形态差异，不分强弱大小，都能主动肩负起谋求共同利益的重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多样性尊重与包容的清晰印证，以更明确的方式向世界传递相互依存的状态和趋势。

进入21世纪，中国以更加包容的胸怀参与世界合作，致力于打破“国强必霸”的陈旧论调，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误解和偏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15]，这种主张深刻回答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怎样融入世界”的重大问题。在国家话语构建中，逐渐变为和平发展，在国际上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广泛的共鸣。国外很多学者也已经指出，中国不仅谋求自身发展，也积极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这一过程中，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这不仅是对国际秩序新理论的延伸和具体化，也是对各国交往理想状态的一种合理追求，为“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问题作出了中国式解答，彰显出中国的世界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6]，这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一脉相承的全球治理战略。

三、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

有关共同体的概念和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则并没有明确阐释，但在其理念中却一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和合思想。这种和合思想倡导“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理论涵养。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而不同”文化包容理念的创新

作为中国古代处理各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要义。“和而不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人文智慧。中国人早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在“和”的状态下事物才能更好地发展，处世治国也以“和”为价值标准，特别是在对待文明差异和异己群体方面，倡导遵循“以和为贵”的文化包容理念，坚持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和合”思想有着精深的理解。他曾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7]中国文化具有延续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主体之间双向平等的交往、交流与沟通，秉持人类和平、文明尊重、合作共赢思想，这是对和合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也进一步挖掘出了和合思想中蕴含的促进文明交流对话的基因和潜能，从而为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可能性选择。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天下大同”社会治理理念的升华

“天下大同”的社会治理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阐述，体现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天下情怀。这一理念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有人安居乐业，要维护天下所有人的利益，为人们描绘了崇高的政治目標和美好的社会愿景，而“天下大同”也由此成为我国众多有志之士的崇高信仰和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就从理论上勾画出“天下为公、一切平等”的大同社会美景，孙中山也曾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力求通过“三民主义”来实现“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思想的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同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创新性发展”。[18]它倡导和衷共济的思想，强调整体先于个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独具智慧的新视角。

四、理论镜鉴：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价值内容

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呈现出全球性、交互性的特点，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并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西方全球治理思想对人类现阶段面临的现实性问题的解决仍具有一定时代价值。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主义思想合理因素的吸收

“世界主义”一词最早源自西方话语，在不同语境中具有多种不同含义，主要用于政治哲学领域。因而，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世界主义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概观已经有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已基本认同世界主义的基本思想，即世界主义倡导关注每一个个体，追求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理想政治共同体的设想。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主义思想是有紧密联系的。它以审视世界的全球视野，强调从共同价值及责任出发，通过增进全球共识，建立全球制度，寻求当今世界面临重大挑战和现实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与世界主义所主张的普遍主义并无不同。

从价值诉求角度来看，尽管世界主义关注的终极单位是个体，但也追求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关怀。作为一种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协商对话以及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的公正性，但其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是谋求人类主体的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体现了超越血缘、国家、社群等一般意义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它不仅着力谋求更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且还积极回应各国的正当利益诉求，这与世界主义之中的全球正义的世界主义又有一定的共同性。例如，学者蔡拓认为：“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内在关联，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与理念，都关注并倡导人类的整体性利益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世界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迫切需要。”[19]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正义主张合理成分的借鉴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全球正义”本身有其演变的轨迹和形式。从演进趋势来看，学术界关于“全球正义”的探讨走向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几乎是一致的，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正义成为人类维护经济秩序和生存环境的基石。关于全球正义的相关理论非常丰富，各代表人物所持有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正义”理论中积极思想和合理成分的借鉴超越。在这个迫切需要加强全球治理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应对重大挑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对全球正义思想合理成分开拓致思的结果。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已向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提供各方面援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20]体现出担当正义，彰显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各国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倡导各主体合作共赢，即一种兼顾思维，这种思维体现在各国交往的各方面，特别是发展和利益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正义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为这一命题的提出提供了相关的理论镜鉴。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面临挑战的关键时期，“人类向何处去”已成为关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作为全球治理的可能性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价值理念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从中西文明的价值内容中汲取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深化与发展的结果，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深化与发展是在现行方案的基础上，将世界各国为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再次紧紧联系在一起，倡议构建更加公正的治理方案。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在基于全球多种问题并存状况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何处去”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问题。从哲学基石、思想传承、文化基因、理论镜鉴等四个方面厘清其思想渊源，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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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2020-03-27（0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