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

王蓉 代美玲 欧阳红 马晓龙

[摘    要]传统文化作为乡村旅游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对提升社区农户生计水平与促进乡村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创新性构建了纳入文化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婺源县李坑村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案例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与半结构性访谈，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了量化评估。结果显示：增加文化资本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测度，是对我国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精准表征;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变化显著，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变化差异较大，自然资本存量更为匮乏，物质、文化和金融资本存量则显著增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可持续生计理论，完善了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并为提升乡村旅游地农户整体生计水平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户生计;文化资本;李坑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7-0056-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09

引言

后工业化社会的加速到来，使得人类文明逐渐由物质领域转为精神领域，个人消费需求也逐渐由物质主导转变为精神至上[1]。与工业化时期更加注重物质要素不同，文化要素作为一种精神信念，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愈加重要。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满足乡村旅游者文化消费需求，更与社区农户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文化要素已成为决定农户知识与技能获取、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2]。有形文化载体（如民居古建和农业生产工具）和无形文化要素（如传统民俗和价值观）在乡村旅游中的结合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农户生计改善的重要资本[3]。然而，尚缺乏文化资本介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有效评估与测量的相关研究，导致难以精准把握乡村旅游地农户真实生计结构，更不利于改善农户现实生计状况。因此，迫切需要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状况进行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与评价，以系统回答什么是乡村旅游地农户的核心生计资本？核心生计资本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实现农户脱贫致富？等问题。

生计（livelihood）一词最早由Chambers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4]，是指人类通过能力、资产及生计活动的组合与实施来实现的谋生方式[5]。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认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5个部分[6]。其中，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分析的基础和农户生计结构的核心[7]，指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资本状况，包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5大类型[3]。生计资本决定着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结果，同时也是农户抵御外在生计脆弱性风险及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保障[8-10]。准确量化农户生计资本，精准刻画其组合与配置状况是对农户所处发展阶段及未来发展态势进行识别和判断的基础[11]。国内外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第一，农户生计资本量化评估及空间分异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5类生计资本进行量化测度，结果显示，不同地域范围内的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及组合情况具有显著差异，农户生计资本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11-15];第二，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探讨，认为生计资本是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农户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本组合情况选择适宜的生计策略[4， 16-24]，自然资本对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方式的影响作用更大，而社会资本则是农户从纯农型生计方式向兼农型或非农型生计方式转化的关键因素;第三，农户生计资本对其生活满意度及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计资本不仅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7]，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土地利用[25-26]、土地流转[27-28]、耕地保护[29-30]等行为意愿，其中，金融、社会和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日益凸显，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拓展用于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变迁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在农户生计资本量化评估的基础上，对比分析旅游开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31-33]，并对旅游地社区农户进行生计类型划分[34-37]，还有部分学者立足宏观政策环境，探讨了乡村旅游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发展路径等问题[38-39]。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基本都是延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评价指标限定在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

然而，随着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传统文化背景与价值的忽视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40]。已有学者指出，风俗习惯、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等无形的文化要素与有形的自然、物质、金融等资本同样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影响[41-42]。文化资本作为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深刻影响着农户的生计决策与生计水平[43]。从中国乡村社会实践来看，乡村旅游发展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推动了乡村潜在财富状态的文化资源向显性财富状态的文化资本转变[44]。文化资本的作用發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户的生计状态和幸福感[45]。继续沿用对文化资本价值与作用关照不足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必然会导致文化资本对农户生计贡献表征不足、农户真实生计水平无法得到客观反映等问题。在文化资本对乡村社会发展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文章将文化资本指标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以期有效彰显文化资本在农户可持续生计中的重要性，为丰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升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与对策建议。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

为全面表征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特征，文章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参照以往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研究成果的指标选取与量化赋值[32，34，46]，结合案例地农户现实生计状况，创新性构建纳入文化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1）。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本指的是可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用于创造商品和服务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要素的总称，其主要通过3种形式进行表征：（1）通过社会环境和学习教育获得，并内化为精神或身体一部分的文化资本，如个体掌握的酿酒、雕刻等手工技艺，村里的节庆、礼仪等传统习俗;（2）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物化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包括村里的地方志、族谱、宗祠、民居、古宅等;（3）为正规或合法的制度所确定与认可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如村庄获得的“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3， 40]。由于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为村民集体所有，因此采用农户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与运用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其精神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则通过其对古建筑、古董、书籍、器具等能用于乡村旅游开发的物质文化资源的拥有度来衡量。此外，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森林等自然生态资源，主要由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及人均水域面积3个指标来反映;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是农户用以维持生计、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具体由农户住房情况（包括房屋结构和住房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数量、旅游经营性房屋面积、旅游经营性固定资产4个指标来体现;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是农户用于生产/生活购买与消费的现金及可获得的信贷资金与个人借款，采用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收入的多样性及信贷机会3个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由农户家庭的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及受教育程度4个指标来反映;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农户用来实现其生计目标的社會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及由此产生的信任与支持等资源，具体由社会支持度、社会联结度、区位优势度、当地政府或社区所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及社会福利5个指标构成。

1.2 测度方法

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其优点在于能够避免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专家打分赋权的主观性。因此，本研究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类生计资本指标的权重，权重越高，说明该指标对农户整体生计水平的影响越大。权重确定及农户生计资本测算的过程具体如下。

①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pij=xij-min{xj}max{xj}-min{xj}]

②计算各指标所占的比重：[fij=pij/i=1npij]

③计算各指标的熵值[ej]：[ej=-ki=1nfijlnfij]，其中[k=1/lnn]

④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rj]：[rj=1-ej]

⑤计算指标[pj]的权重：[wj=rj/j=1mrj]

⑥计算农户6类生计资本指数：[li=j=1mwjpij]

根据6类生计资本指数，重复使用熵值法，进而确定每一类生计资本的权重。最后计算农户生计资本的总指数值[l]，步骤同上述①～⑥。农户生计资本的总指数值介于0～1之间，指数值越大，代表农户生计水平越高。

1.3 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国家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且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李坑村为案例地。李坑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秋口镇，建村于北宋时期的1010年，目前村里还完整保存着李知诚故居、大夫第、铜绿坊、申明亭、中书桥等多幢明清古建筑，及傩舞、中秋节龙舞等传统民俗。李坑村乡村旅游起始于1999年，是江西省婺源县旅游开发最早的古村落。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居民生计方式已由传统的水稻、茶叶等农业种植为主、外出务工为辅成功转型为现今的旅游商品售卖、景区竹筏经营及农家乐开办等旅游经营为主、务农务工为辅，旅游业成为居民主要的生计来源。截止2018年初，村内居民230余户，登记在册的农家乐达100多家，90%的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乡村旅游就业，人均年收入由1998年的不足600元攀升至2018年的4.76万元，农户生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1。原生态的乡村风情和独特的徽派古建筑赋予了李坑村“小桥、流水、人家”的旅游形象，传统文化资源在其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最初不为人知的婺源小村落，到旅游发展的大爆发，再到现在的不温不火，李坑村旅游发展过程一波三折，能比较明显且完整地反映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李坑村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案例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与半结构性访谈，以获取研究分析数据。课题组于2018年7月在案例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根据调研期间村内居民的现实居住状况，排除部分长期未居住但户籍仍在李坑村的农户，共发放200份问卷，剔除部分农户回答不完整的问卷，最终回收16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4.5%。户均调研时间约为20～35分钟，调查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年劳动力，调查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包括人口特征、人口结构及从业情况等;二是农户6类生计资本情况，共包含22个题项。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的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此外，课题组还于2019年7月前往案例地进行了补充调研，对被调查农户进行了回访，以进一步完善案例地农户文化资源拥有情况的相关数据资料。

2 农户生计资本重要性评价与量化测度分析

2.1 农户生计资本重要性评价

权重计算结果表明，案例地农户拥有的6类生计资本对其整体生计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影响程度依次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表3）。

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最高为27.8%，说明在旅游发展成熟的李坑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积累主要取决于中国乡土社会中以地缘、亲缘、血缘为关系纽带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资源。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够增加农户对乡村旅游政策及客源市场的认识与了解，还能促进农户积极参加旅游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自身的旅游经营能力，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参与资本积累。

文化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为22.2%，影响作用仅次于社会资本。李坑村农户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取决于其对传统民居、古家具等物质文化资源的拥有程度，还来源于农户对民俗、建筑、宗族、饮食、农耕、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资源价值与内涵的充分认知，并体现于其在农家乐经营、旅游商品售卖等乡村旅游参与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可见，文化资源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开发利用的本质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文化资本的形成不仅能够促进农户经济资本的增加，更成为农户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为18.7%，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各测量指标中，家庭年收入和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在李坑村农户金融资本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乡村旅游经营中的投入能力和经营规模。

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为15.2%。李坑村农户人力资本积累与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能够通过乡村旅游发展契机，迅速获得各种利好政策与职业技能发展机会，有效参与乡村旅游经营，实现整体生计水平的改善与提升。

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为9.4%，虽然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的直接贡献率相对较低，但旅游经营性房屋面积和固定资产是案例地农户参与旅游发展的关键性物资生产资料。

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率最低，仅为6.7%。较之传统乡村地区，自然资本对李坑村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作用明显较小，已不再是其主要的生计来源。

2.2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测度分析

农户生计量化测度结果显示（表3），李坑村农户的平均生计资本值为0.56。以理想化的生計指数值1为基准，表明案例地农户生活水平略高于中间层次。被调查农户中，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一半及以上的农户占比高达52.2%，旅游收入占比不足10%的农户仅为14.8%，乡村旅游已成为案例地农户主要的生计来源。

在6类生计资本中，物质资本指数最高为0.72。李坑村农户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私有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其房屋主要为混凝土结构，人均住房面积达90.64平方米，其中专门用于旅游餐饮和住宿接待服务的人均旅游经营性房屋面积为47.63平方米，各类型接待设施及家庭生活性固定资产较为丰富。

文化资本指数值为0.63，仅次于物质资本。李坑村农户熟知当地传统的徽派建筑文化及傩舞、中秋舞龙等民俗文化活动，并愿意向游客展示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年长者在谈及当地传统民风民俗时拥有较高的自豪感。农户能够将当地传统文化有效运用于乡村旅游经营，如民宿客栈外貌建新如旧，内部装饰古风古韵，保留了传统的白墙、灰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风格，这不仅是旅游者视角独特的旅游吸引物，更成为当地农户重要的文化资本。乡村旅游背景下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提升，加深了农户对乡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强化了农户的地域认同感与自豪感，使得农户对乡村文化资源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传统的建筑景观被积极修缮，饮食文化、民俗文化、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以有效保留与传承。

金融资本指数值为0.56，排名第3。得益于乡村旅游发展，案例地农户门票分红已从2008年的1230元/人/年增加到2018年的2340元/人/年，人均年收入也从乡村旅游发展前的不足600元增加到2018年的4.76万元，远高于婺源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万元1。乡村旅游发展打破了案例地农户原有的生计方式，拓宽了农户的生计来源。农户通过参与旅游经营、从事旅游就业等途径增加了家庭收入和经济储蓄。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与旅游投资商的资金投入，增加了社区农户的经济信贷机会，有效促进了农户金融资本的积累与扩充。

社会资本指数值为0.54，李坑村农户整体社会支持度和区位优势度相对较高，大部分农户获得了良好的政策和人力支持，且距离核心景区或公路较近。然而，地方政府及社区组织的旅游职业技能培训较少，农户获得的技术支持相对不足，且整体社会联结度较低、缺乏可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

人力资本指数值为0.53，相对较低。虽然李坑村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返乡回流，但受现代城市生活价值观的影响，具有高学历的年轻人仍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因此，乡村旅游经营者呈现出人口老龄化严重、旅游经营职业技能缺乏等特点，与外来旅游经营者相比，案例地农户旅游经营能力仍处于劣势地位。

自然资本指数值最低，仅为0.30。案例地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37公顷，林地面积为0.024公顷，水域面积为0.005公顷，自然资产相对匮乏。乡村旅游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户自然资本的流失与闲置，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乡村旅游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征收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如2012年李坑村旅游商贸区建设占用农户水田约0.667公顷、2014年生态停车场建设占用水田约1.333公顷、2014年“精益斋文化博览园”开发又进一步征收土地资源约5.333公顷2;另一方面，案例地农户生计方式的变化降低了其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导致部分土地资源的荒废。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第一，增加文化资本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测度，是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客观精准反映。传统乡村社区固有的维持生产/生活功能的物质文化资源逐渐转化为休闲/体验功能的旅游吸引物。资源功能属性的转变唤醒了农户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认同感，使原本面临失传或消失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保护与利用，农户文化资本得以形成、积累与传承，并成为其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变化显著，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农户内在生存发展的理性需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诱导共同作用下，社区农户生计策略逐渐从传统的务农型、务工型生计向旅游型生计转变，社区农户生计的非农化发展降低了其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第三，乡村旅游地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变化差异较大，自然资本存量更为匮乏，物质、文化和金融资本存量则显著增加。虽然乡村旅游开发建设造成了农户土地资源的流失与闲置等问题，使农户原本匮乏的自然资本变得更为稀缺，但农户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经营丰富了物质资本、扩充了金融资本、增强了人力资本、巩固了社会资本、重构了文化资本，尤其是物质、文化和金融3类生计资本存量显著增加，农户整体生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3.2 理论贡献

第一，构建了纳入文化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丰富了可持续生计理论。现有研究虽已认识到文化资本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40，43]，并認为应将文化资本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41-42]，但却鲜有研究深入解析乡村旅游地农户文化资本的具体表征和测量。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成功辨析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本表现形式并最终确定了文化资本的测量指标，构建了文化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为精准刻画乡村传统文化在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中的内在价值、全面表征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借助乡村旅游发展成熟的婺源县李坑村，论证了乡村文化资源向农户文化资本的转变。文章通过案例地实证研究，证实了现代旅游者消费需求的转变，促进了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基于乡村传统文化所开发的各类旅游商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交易与流通，不仅促进了社区农户经济资本的积累，而且使得隐性财富状态的乡村文化资源逐渐转变为农户显性财富状态的文化资本[3，40]。这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文化资本与其他类型生计资本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乡村旅游地农户文化资本的具体形成过程与机制奠定相应的研究基础。

3.3 管理启示

第一，自然资本是农户生计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然而，乡村旅游发展使得旅游经营成为乡村农户新的生计来源，显著降低了农户对以自然资本为主导的传统生计方式的依赖性，从而导致了部分自然资源的废弃与闲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自然景观的重要基础，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样可以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在后续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改变农户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变传统自然资源为乡村自然景观吸引物，促进社区农户的自然资本积累。

第二，社会资本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作用最大。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良好的社会关系、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是农户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47-48]。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快实施有利于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的各项优惠政策并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积极组织并开展公益旅游经营与服务技能培训，帮助农户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同时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的组织管理作用，加强农户之间的合作，增加农户对乡村旅游市场消费需求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全面强化社区农户社会资本。

第三，文化资本对提升乡村旅游地农户整体生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在乡村旅游经营中的参与度，进而影响其经济利益和社会联系。虽然传统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提升，增加了农户在乡村旅游参与过程中的文化实践，但由于农户自身能力有限，难以实现文化资源价值的充分发挥。景区管理者需要深化农户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积极引导农户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旅游经营之中，向游客有效解说和展示当地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以文旅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文化资源的商业价值，促进农户生计水平的整体提升。

3.4 不足与展望

研究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未能深入探讨文化资本与其他5类生计资本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未来需要通过合适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二是研究只选取了文化资源丰富的中国传统村落李坑村为案例，单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应该在肯定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商业化利用转化为农户文化资本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谨慎，注重文化资源的活态化保护，预防因文化的过度商业化而破坏传统村落的原真性，进而造成农户生计的不可持续之类负面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传统文化在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中的重要性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如何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利用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价值与内涵，实现以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引领乡村社会经济与社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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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Assets with Cultural Capital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Likeng Village in Wuyuan

WANG Rong1， DAI Meiling1， OU Yanghong1，2， MA Xiaolong1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rural tourism， traditional culture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ut also imposes grea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livelihood standards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rural tourism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armers. The effective use of tangible cultural carrier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elements in rural tourism promotes rur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transforms into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capital of household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livelihood statu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al livelihood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which may not help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status of households.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discussed above， this paper incorporated cultural capital into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SLF）， and developed a measurement scale of livelihood assets to accurately measure and characterize the livelihood statu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was us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households in Likeng village， a typical mature rural tourist site in Wuyu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the households livelihood assets was measured from six aspects： natural， physical， financial，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measurement scale of livelihood assets can reflect the livelihood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more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Second， the struc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assets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become the dominate livelihood assets for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ird， the chan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velihood asset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natural capital become scarcer while the physic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increased remarkably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um， the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improved the measurement scale of livelihood asset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addition，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ivelihood standard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natural capital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s. It is necessary to turn rural natural resources into natural landscape attractions， and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households natural capital. Second， social capital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households overall livelihood asset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re should be mor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 for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operations， and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household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social capital. Third， cultural capital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statu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ourism managers need to guide households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daily life and tourism operation， then fully release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households livelihood; cultural capital; Likeng village

[责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吴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