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立足大地，见证时代的变迁

沈闪

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甫一出版，便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反响，获奖无数。这本书以作者自己的家乡“梁庄”为原点，考察了一个普通北方村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及其整个家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命运，激发了无数人的共鸣，也考察了“梁庄”整体的文化状态、道德结构、自然环境和家族状态，里面每一个人物故事背后都蕴含了乡土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遭遇。该书虽然是一本文学的非虚构作品，却因使用了田野调查方法、口述历史以及里面所衍生出的现实问题，而被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广泛讨论。

2011年，梁鸿又作出了更大的决定，去全国各地采访从“梁庄”走出的打工者，因此，她和父亲一起，行走了中国30余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和老乡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作，去体会进城农民的打工生活，最后，出版了《出梁庄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农民在城市如何流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思考他所在的城市，又如何思考自己走出的“梁庄”。这是一份完整的中国当代农民迁徙史。这本书同样引起很大关注，获得了“2013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

“梁庄三部曲”：时间、乡土和命运的流变

距《中国在梁庄》出版十年后，2021年，梁鸿携其非虚构新作《梁庄十年》与大家见面。如果读过前两本书的人便会发现，这本书既继承了前两本书的宏观视野，仍然关注如“土地”“房屋”“回乡”等问题，但是，其中人物的书写更加日常化，更加细致入微，就好像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地行走在大地上，鲜明、鲜活，也非常有历史感。

如贯穿三本书的五奶奶，在《中国在梁庄》中，作者重点写了五奶奶孙子的死亡（在“梁庄”村后的湍水河里溺死），由此带出了五奶奶内心的巨大伤痛以及环境破坏的问题。《出梁庄记》中，作者远赴青岛，采访了五奶奶的儿子，让我们看到五奶奶儿子的工作环境、生存状态及孩子死亡所带来的伤害。在《梁庄十年》中，作者写了一个在村庄里面日常生活的五奶奶，这个五奶奶，乐观、幽默、坚强，又很天真，有点小无赖，让自己的孙女骑电动车带她去吴镇理发，一路上，访亲探友，见自己的女儿，见孙子，见朋友，最后，到了理发店，却说什么也不理，嚷着要回去。

梁鸿的叙述一改前两本书的沉重，变得轻松、自然，即使如第二章“丢失的女儿”这一相对沉重的话题，她也是用闲聊的方式来进入，就好像在一条生活之河中行走，她消融于其中，成为梁庄的一部分，梁庄里每个人的死亡、出生、离家、回家，都是她自己家人的事情，她怀着无限的依恋、担心和深爱去书写。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型背景下迎来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跟随作者笔触，我们看到懷揣梦想干事业的万敏的困境，北漂梁安终返故乡，也看到打工者学军移民西班牙……他们的人生经历看似在意料之外却又处情理之中，让人唏嘘不已，也使得阅读起来，每每欲罢不能。《梁庄十年》写出了漫漫时间长河中人类命运的渺小与复杂。

就“梁庄”书写而言，作者不单单是在内容方面不断建构、充实，使得“梁庄”成为当代村庄的一个“剖面”，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分析、考察“乡土文明”在现代社会的种种际遇，在文学文体方面，作者也在不断开拓。可以说，梁鸿通过她的“梁庄”书写，建立了“非虚构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深刻意义，同时，她自己通过这十年间不断的书写，试图开拓“非虚构文学”的边界，并且，寻找新的可能性。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倾听记录”到“讲故事”的写作策略

当下“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界和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股潮流。作为一名专业的写作者，梁鸿有自己的想法。《梁庄十年》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虽然一脉相承，题材内容也确实多有相通之处，但我们看到了梁鸿在不断对既有写作模式进行突破和尝试，这集中表现在作者试图缝合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间的缝隙，注重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梁庄十年》在探索非虚构的文学性上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在倾听、记录、解析层面进行写作的话，那么，《梁庄十年》则有意识地在倾听记录之后向“讲故事”的方向靠拢。

尽管从《梁庄十年》的章节目录上依然能看到社会学关键词如“土地”“房屋”等，但是，作者在保证真实性的大前提下，更加强调叙述性、个体的复杂性以及梁庄内部更加细微邈远的面貌，这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追求完全不同。如《梁庄十年》通过旁人对张香叶年轻时风流韵事的闲言碎语让读者重新回到故事现场。在简要交代十年来梁庄的发展状况后，作者挑选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入手，快速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

与此同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尽量保持章节联系的紧密有致。这集中反映在第二章的书写中。早在第一章第三节“鼻子眼窝都是房子”中，作者已通过梁庄人对学民与燕子谈恋爱的传言为第二章埋下伏笔。第二章读来着实令人动容，它主要讲述了燕子、春静、小玉等人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忽视、偏见与流言，以此传递梁庄那些“消失女人们”的真实声音。在其他人看来，“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其中，春静、燕子、小玉作为主要讲述者，在诉说各自命运的同时，也串联起清花、仙桂等其他不在场的梁庄女孩故事。章节之间相互勾连，保证了故事内容上的完整与形式上的自洽。

此外，对人物对话的处理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有很多大段实录的人物对话，《梁庄十年》却有意将谈话打散并拣重要关键部分穿插文中。

应该说，梁鸿直到《梁庄十年》才真正开始重视非虚构写作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同一个人物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只会在某一章节集中出现，而在这本《梁庄十年》的撰写中，梁鸿在记事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如何塑造非虚构写作中的人物。同一人物如五奶奶、万敏、明太爷、清立等以不同姿态在作品文本中反复出现。作者通过系扣打结的方式，深化了《梁庄十年》的结构，同时，也塑造了更多人物形象。

有意退隐的叙述者“我”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似，《梁庄十年》同样保留了叙述者“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中国在梁庄》出版后，也收到不少学者对叙述者“我”过度介入的批评。返乡者、观察者与评判者等诸多角色融于作者一身。当作者议论及自我情绪抒发较多时，难免会掩盖文本真正的主角——梁庄村民的声音。因此，叙述者“我”的声音逐渐由外显介入到逐渐隐匿。

实际上，叙述者“我”的有意退隐并非直到《梁庄十年》才完成，而是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梁庄十年》中，这种趋向尤为明显。作者在文本中最大限度地去保留人物在场的诸多鲜活细节。而事关故事的重要材料及个人思辨部分则以脚注的形式呈现在《梁庄十年》中，以保证故事讲述节奏的统一。某种程度上，它既丰富完善了正文内容，同时也规避了文本形式枝节横生的风险。

《梁庄十年》的出版，为剖析当下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一个侧面，总体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第九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