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在中华水文化中的分量

◎ 文 | 尉天骄 编辑 | 田宗伟

水文化是在人与水发生关系的水事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文化。水，不仅限于淡水，也应当包括海水。我们平时谈论较多的水文化，诸如治水、管水、咏水、亲水的成果和遗产，主要集中于江河湖泊井泉溪瀑，可以称之为“淡水文化”。那么，“海水”在中华水文化中有多大分量呢？

江苏省扬州大明寺鉴真及弟子东渡雕塑。唐天宝二年（713），鉴真大师接受日本僧人邀请率领众僧东渡扶桑弘法，前五次东渡均未成功，最终在天宝十二年（723），以双目失明之66岁高龄成功抵达日本，实现夙愿。 摄影/ IC photo

西方哲学家的论断对不对

纵观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自大禹而始，主要是在内河区域治理河川。传统水利的基本追求是“江河安澜，水润田畴，河通舟楫”。养殖、捕捞是水利的“副产品”，水力发电更是后起的功能。在古代水利的视野里，大海只是“导水”的最后归宿地，而不是治水的对象。因为地理形势的原因，中国社会早期的水利，确实对大海关注较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分成三个区域：高地、平原流域、海岸区域，中国属于平原流域。他认为：“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多么壮丽的政治建筑，他们自己也只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这段话，被很多研究者认可，笔者以前也曾视为“正面论据”引述过。但深入想一想，这就等于说，中华水文化中“海水”的含量微乎其微。这符合历史真实吗？且不马上评判，让我们对历史做一些大致的梳理。

海：中国古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实地描写海的文字资料不太多。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少数地方写到海。《老子》一书中说到“水”的地方很多，但“海”字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澹乎其若海”（第二十章），意即心像海一样汪洋无际，“海”在这里只是一个喻体，并不是言说的本体。另一次是那句著名的“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第六十六章），借用江海接纳众水来表达“善于居下”的人生哲学，“江海”二字并用，只是“水”的借代式表达，并没有独立说“海”。《论语》也只有两次说到“海”，一次是孔子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篇》）。“海”在孔老夫子心目中是一个遥远的、可以遁世的地方，其实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没有到过海边，不然，《论语》里一定会出现如“子在川上曰”一样的“子在海滨曰”。另一次还不是孔子本人说到“海”，而是他的弟子子夏对司马牛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篇》）。这话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古代传统的“地理”观念——华夏大地四面皆为海环绕。《孟子》一书中，“海”字共出现9次，主要是组成“北海”“东海”“四海”“海内”“海隅”等词语，也是建立在与《论语》一样的地理观念之上。对大海有着丰富文学想象和哲学体悟的是庄子，“海”在《庄子》一书中经常出现。一篇《逍遥游》，借大鱼（鲲）和大鸟（鹏）赞誉“北海”的浩瀚博大，夸张“北海”与“南溟”（南海）之间的遥远距离。《秋水》篇里，“河”（黄河）有河神，“海”（北海）有海神，“海”是比“河”更大的水，浩瀚无涯，深不可测，因此，与海神的境界相比，河神“乃知己小”。春秋战国时期的先哲们，可能终其一生没有亲见过实体的大海，但这不妨碍他们与“海”在心灵上发生联系，他们已经把大海纳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不是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吗？名字就包含了“海”，那里有没有关于“海”的真实记载？其实，《山海经》虽名曰“经”，但并不是《水经》《水经注》那样“正儿八经”的地理志著作，而是充满了“怪力乱神”。《山海经》的“海经”所说的“海”，不是中国大海的真实状况，而是神话传说中的“海”，以及“海外”的国家、地形、山丘、河川、奇人、异物。鲁迅把《山海经》称为“古之巫书”，学者基本公认它是一部神话传说。书中对于“海”的记述，与地理学意义上的海差距甚远。如说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海，有学者认为这指的是山海、人海、物海，却没有汪洋大海的含义，因为中国只有东方和南方才有大海。还有，说“瓯在海中”“闽在海中”，即使按照先秦到西汉时期的海岸变化来看，也与实际状况不符合。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在这5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生活在中原内陆地区的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没有亲临这些海域，对海缺乏真实的了解，连与华夏陆地相连的海都没有搞清方位和状况，更不要说全球范围的海。但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却已经和海发生了交集。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总体而言，中国早期的古人，与海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精神向往的领域，再具体说是集中于文学想象和哲学体悟。他们眼中的“海”有一些基本特征：一、中国四面为海环绕，居于“四海”之内，这体现了古代传统的“天下”观。二、海是比河更为辽阔浩瀚的水，百川汇入，深不可测，象征着宏大、崇高的精神境界。三、海是一个不易到达的地方，“海隅”“海角”意味着距离的遥远。四、海上有缥缈的三山（蓬莱、方丈、瀛洲），有海神，有仙人，有长生不死之药。五、“海”是一个可以遁世的去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之，“海”在他们心目中，既具有令人向往的魅力，又充满神秘色彩，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恐怖的意味。今天看来，这些“海观”带有不少臆测，那是受了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但这些史实表明，“海”已经进入了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古代水文化的一部分内容。

以文学想象“说海”，并非仅限于文学创作，也常常用于政治见解的形象性表达，这是中国古代“说理而长于比兴”的文化传统。《战国策·齐策》中有个故事：齐国贵族靖郭君田婴准备在薛邑筑城墙，门客多来劝阻，惹得田婴反感，下令再来劝阻的人一律不让进。有一门客要求接见：“我只要说三个字就行了，多说一个字就请把我烹死。”田婴召见了他，门客急步前来禀告说：“海大鱼。”说完转身就走。这一招调起了田婴的胃口，反而要他留下把话说完。门客说：“您没听说过海大鱼吗?用鱼网捕不到它，用鱼钩牵不上它；可是，它晃动身体时，脱离了海水，小小的蚂蚁、蝼蛄也能制服它。如今齐国也是您的海水呀，如果您失掉了齐国，薛邑的城墙筑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番话终于让靖郭君放弃了在薛邑筑城墙的打算。这段故事里的门客，算是一个“民间思想家”，“海大鱼”的形象让我们想起今天熟知的大海边搁浅的鲸鱼，其中蕴含了一个传统道理：再大的鱼，离开了水就必然死亡。

当然，即使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足履接近过大海的仍有各色人物，但他们并未亲自诉诸文字的表达。那时的哲学家、文学家笔下常涉及海，可是缺乏实地观海的经验。这种情况，到了三国时期，被曹操刷新了。曹孟德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他北征乌桓，途经沧海，亲眼目睹了海的浩瀚壮阔，留下了著名诗篇《观沧海》：

观沧海 手绘/ 张诚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耸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前八句第一次以写实方式展现了大海的真实状貌，改变了以往文字作品里虚幻的“海”形象。后四句展开了对海的文学想象，这想象特别“合情不合理”：按逻辑的道理说，沧海再辽阔，总在天地之间，但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大海可以包容天空，日月星辰都出没于大海，在大海之中运行，壮阔的想象融入了诗人的宏大气魄和豪迈人格。西方文学史上，直到英国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创作于1812～1818年），才有了直接描写大海的诗歌，这比中国文学晚了1000年。近代海禁开放以来，以大海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不可枚举。

以海为用：渔盐取利与“国防屏障”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不仅与海有着精神上的交集（想海，说海），也与大海发生了实用的关系（吃海、用海）。先秦时期，已经有了“水为国之财富”的明确意识，一个诸侯国水域的大小往往成为国力强弱的标志，“水”的含义还逐渐从淡水扩展到了海水。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写楚国的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夸耀楚国的强盛和富有，特别说到“楚有七泽，……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七百里。……”并大力渲染云梦的浩瀚，以及物产的丰富。而齐国的乌有先生则针锋相对，举出齐国的“渤澥”（渤海的海湾）来压倒对方，说可以把八九个云梦吞于胸中，把本国拥有的比淡水更为宽广的海域作为骄傲的资本。

先民与海的实用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始开发利用海中的渔业、盐业资源，从海水中获得物质财富。能得此地利的，当然是临海诸地，典型的要数齐国。管仲为齐相时，重视“渔盐之利”，因此而国力强盛。同时还强调：“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渔业不能搞“灭绝性捕捞”，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观念。古籍记载，齐国沿海百姓“驾方舟而入东海，习与波涛为伍”。他们生命活动的场所，已经由陆地、山川拓展到了波涛起伏的海上。除了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外，“靠海吃海”一直是沿海民众历代沿袭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在“用海”和“爱海”相统一的层面上和谐发展。

“用海”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重视大海的国防作用。《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的一位“国际名嘴”——策士苏秦，在合纵连横的游说中，多次对齐王说到：“齐南有太（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把渤海视为齐国北面的一道难以跨越的天然防线，与大山大河一样保护齐国固若金汤，可见当时的战略家们都已知道大海在国防中的重要价值。

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并不是与大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先民们在“以海为用”方面，有明确的观念，也有实际行动。不仅“用海”，也有对海的治理。东部沿海地区，自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修筑海塘，以后历代延续，“海塘水利”建造了很多重要工程（如宋代范仲淹在苏北修筑的“范公堤”），同时也加强对海塘的守护和管理。近代实业家张謇于1915年创办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水利专业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从校名即可看出，此时已经有了“河海兼治”的水利理念，这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进入21世纪，河海大学成立了海洋学院，研究水的学科实现了由“河”到“海”的拓展。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以海为途：古人有“知”也有“行”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论述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他分析希腊民族的性格时说，希腊境内最大的河流至多也不过一百多公里，其余的只是小溪和激流，但希腊三面环海，这样的地理形势特别鼓励人民航海。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在荷马时代就有这个风俗，这种生活方式特别能够刺激聪明，锻炼智力。证据是古希腊人中最早熟、最文明、最机智的民族，都是航海的民族。

学过世界历史的，应该都记得老师反复强调的话——与古希腊文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地理因素，不是山脉，不是河流湖泊，而是海洋。希腊没有河神，但是关于海神的神话传说很多。“水是文明之源”乃全世界的通则，而海水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关系更为密切些。

前面引述了黑格尔的论述，其实，很多欧洲学者也是这样，他们评价是否与海洋发生积极的关系，着眼点不在精神交集，也不是说海中取财和以海为国防屏障，而主要是指海上交通。他们以航海民族的标准为尺度，认为中华民族在这一方面明显欠缺。

《本草品汇精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由明太医院刘文泰等集体撰辑。 供图/ FOTOE

其实，我们如果注意考察中华民族的“乡土痕迹”，同样也能发现，在海洋交通方面，中国古代也并不落后。古籍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之际，临海的齐国和燕国，在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期，已多次派人到海中寻求三神山。他们并没有把大海看做“陆地的天限”，而是迈开了出海探险的步伐。徐福受秦始皇派遣数次入海求不死之药，且规模宏大，队伍达数千人，不仅见于神话传说，也写在了《史记》《汉书》里，《史记》有十余处言及此事。这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实际行动吗？航海“求仙”，目的固然荒诞，但在行动上却是重视了大海的交通功能，将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场域由陆地扩展到海外世界，留下中国人航海的文字记载。刘邦建立汉朝一统天下，原来的齐国志士田横不愿与之合作，率领五百壮士，渡海到荒岛上落脚谋生，把脚步从陆地延伸到海中（徐悲鸿曾据此题材创作大型绘画《田横五百士》）。汉代以后，山东沿海、连云港一带开辟了多条通往朝鲜、日本的海上航线。三国时期，大批沿海民众渡海到台湾、琉球开发并定居。隋唐时期，以海为通途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繁荣。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历尽艰辛终获成功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更是积极渡过大海的勇敢之行。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隋唐走向繁荣，宋元时期发展到鼎盛。明代郑和首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航程之远，规模之大，超越以往历史，比西方航海家麦哲伦早了一个多世纪，比哥伦布首次远航探险早了半个多世纪。只是后来因为海禁政策，海上交通大大萎缩，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了。

福建省某年高考文科综合历史卷有一道单项选择题：

古代有“闽人以海为田”之说，这种说法突出反映了福建人

A．临海而居的居住方式

郑和下西洋图 制图 /李浩

B．围海造田的生产方式

C．靠海谋生的生存方式

D．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

有人以为答案是C，正确答案应当是D。

题目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专家们用大量史料证明，沿海民众不仅从海中获得生活资料，而且由海出航，走向世界，四海为家。海孕育了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大海培育了人们走向世界的眼光、心胸和追求，这在隋唐之后是逐渐形成了共识。

明清时代确实有过海禁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海禁的前提恰恰是统治者知道海洋能够联通世界，害怕引发内乱，蓄意关起海上“国门”。明太祖朱元璋就明白地宣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故禁其往来。”（这里也含有以海为国防的意味）但从明永乐帝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既有外国人来华，也有闽、粤居民的出海远航。《明史》中就有多卷以“外国”为名的文献资料，记载漂洋过海的华人（唐人）在占城（越南）、爪哇（印度尼西亚）、吕宋（菲律宾）、泰国、真腊（柬埔寨）、浡尼（文莱）、柔佛（马来西亚）等国的生活以及风俗习惯。海外移民们或经商，或种植，或为官吏，有的与当地人通婚，海洋成为他们迈向新天地的广阔途径。而永乐之后，因航海靡费甚多，又恢复了寸板不许下海的祖制，海防、海禁收紧，戚继光抗倭也发生在此背景下。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普遍提高，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民众出海闯荡世界的比例普遍高于内陆，世界各地老一辈的华侨华人，以东南沿海为多。再如，我们说到天津文化时，总会说到“三水汇流”，一是海河，一是京杭大运河，一是大海，大海给天津带来了异域文化，与燕赵文化、运河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天津独特的文化风貌。

概而言之，在中华水文化的历史上，“海”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中国古人与“海”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海”寄托了精神的向往，是物质财富的产地，又是国防屏障、文化载体，更是连接四海、走向世界的通途。世界各国的地理形势各不相同，有的四面、三面环海，有的两面或一面临海，有的就没有一寸海岸线。因此，与海的关系就各有特色，不能要求一种文化的“海水含量”一定要与别的国家完全一样，特别不能把航海民族的例子作为唯一标尺。黑格尔断言中华民族与大海无缘，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弊，只能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不符合中华水文化的全部历史。看来，这位西方哲学家对东方民族的历史还是有些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