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权建设的核心理念

张峰

【关键词】政权建设  人民江山论  统一战线  自我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人民江山论”，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1]在中国的传统语言中，“江山”是“政权”的形象表达，与其相近的概念是“天下”。政权问题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百年的伟大社会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完善政权的历史。“人民江山论”是老一辈革命家关于政权认识的深刻总结。1999年国庆时，习仲勋在天安门观看焰火，陪同的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习仲勋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2]“人民江山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权建设的核心理念。正是秉持这一核心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打江山坐江山”[3]，“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打下的红色江山能否永不变色”[5]的新课题，在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岿然不动、坚如磐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6]“人民江山论”破解了事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系列重大难题，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破解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率难题

“人民江山论”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理论的创新成果。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工具理性的局限，不是把人民当作打江山的工具，而是视之为目的，把人民看作江山本身，建立的政权就是人民政权，以此来跳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兴亡周期率。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是1945年7月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中提出来的。黄炎培用《左传》和《新唐书》中“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一段话，结合自己六十年的见闻，概括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他认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他问毛泽东，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由此表明了政权要由人民通过民主监督和政治参与来掌管的思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就成了现实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一批执政的共产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丧失执政地位，甚至解散，这一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为此，江泽民重提历史周期率，重申“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以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8]胡锦涛强调：“明确把人民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10]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历史周期率的内在机理，即“四个不容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11]这涉及到建立政权、执掌政权、巩固政权、改善政权的四个环节，涉及到创业精神、勤俭理政、反腐倡廉、革故鼎新诸要素，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与封建王朝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差异。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共产党要办的事称为“换朝”，但这个“朝”不是封建王朝，而是社会变革的“朝”。他提出，共产党要换两个朝，一个是“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12]这个“朝”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其根本不同于封建社会万变不离其宗的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无一例外都是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人民民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會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1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历史巨变。基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人民政权，毛泽东提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主张：“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14]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15]

人民政权这一基本定位，决定了新中国要建立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形式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工农政权不同之处在于其表明了人民的广泛性。为此，毛泽东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16]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建立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向世界昭示中国国家政权的人民性。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人民性，就必须使人大代表结构适应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客观状况，保证作为人民主体部分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的应有比例。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毛泽东在设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就指出：“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是不是都要选成代表？不一定，也不必要。如果各部部长、办公厅主任，甚至连科长都要选成代表，那下面的人就会说，你们开干部会就可以了，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所以多数的代表还应当是下面的人，像郝建秀、李顺达这些劳动英雄。”[1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出一定贡献后，在各级人大对他们作适当的政治安排是必要的。但他们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过高，甚至有些人以拉票贿选手段挤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代表的比例，则是不被允许的。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拉票贿选是形式，身份失真是实质。他们大多以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或农民身份成为人大代表，但实际上都是私营企业主。这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极坏。如果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一些身份失真的人，自称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其实都不是，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还能代表人民利益吗？人民群众还能相信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吗？这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大问题，一定要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党委换届还是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都要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要保证基本群众代表比例，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要挤占应该给基本群众的名额，不得搞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欺骗手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18]按照这一要求，全国人大来自一线工人、农民的代表比例偏低的状况开始扭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共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上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共468名，占代表总數的15.70%，比上届又提高了2.28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虽然占代表总数的33.93%，但比上届降低了0.95个百分点。这是体现我国国家政权人民性的一个可喜变化。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19]毛泽东深谙这个道理，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20]他概括出一个普遍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21]特别是就中国的特点来说，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2]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3]随后领导秋收起义，进行三湾改编，创建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和湘赣边界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24]“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5]为此就要解决“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26]的问题。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7]由此明确了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回顾这一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28]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出于为建立人民政权而掌握兵权的考虑。辛亥革命以来，蒋介石甚至一切军阀“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都知道“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道理，甚至在中共党内，也发生了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挟兵自重另立中央闹分裂。究其实质都是为一派一己之私而谋兵权。为表示与他们的本质区别，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29]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0]由于军队在政权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处理好党政军关系，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指出：“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31]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了人民军队听从党的指挥，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通过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新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后，人民军队执行的政治任务是维护祖国统一，保障全中国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形象地说，“也就是用枪杆子巩固政权、捍卫社会主义江山”。[32]这种巩固政权的作用，既有隐性的，也有显性的。所谓隐性的作用，就是军队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上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政权保证。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毛泽东指出：“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3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和平时期，军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34]甚至说：“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35]所谓显性的作用，是指在国家发生内乱和动乱使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人民军队听从党中央指挥，采取强制性措施，发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的作用。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这次动乱中看得更清楚。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36]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危急关头军队袖手旁观甚至倒戈。有鉴于此，应十分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为实现其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而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论调。在世纪之交，面对举世关注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能不能扛下去的问题，江泽民指出：“一个国家的军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始终是关系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人民打下的红色江山能否永不变色，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兴旺发达，同我们党能否真正牢靠地掌握军队紧密相关。我们党把军队真正掌握住了，国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乱子，遇到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什么风浪，都比较容易对付。”[37]胡锦涛也指出：“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肩负着神圣使命，具有重要作用。只要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人民，牢牢掌握人民军队，国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乱子，我们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3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39]推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将宪法规定的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军委工作规则，并建立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三项工作机制。他指出：“我们党的制度是党的领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就是为了确保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对这项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从党、国家和军队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做，就是为了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就是为了我军长远发展着想，防止再出野心家、阴谋家，防止我军建设再次遭受重大损失。”[40]在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实现形式。这些重要规定为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充分发挥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作用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为人民政权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式，但背后发挥根本作用的是人心的支撑。毛泽东指出：“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41]革命战争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顾说：“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42]中國共产党靠什么获得人心呢？靠得就是统一战线这个屡试不爽的重要法宝。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实行“三三制”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与此前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统一战线性质。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43]这种统一战线政权成为新中国建立的全国政权的雏形。毛泽东说：“目前是部分的统一战线政权，将来应该是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44]针对有人提出共产党得势之后，会不会学俄国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的疑虑，他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将产生的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45]

争取人心，需要运用统一战线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着力解决“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46]问题。他举例说：“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47]蒋介石失去了民心，使得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48]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付诸实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务院和政府各部门，党外人士都占半数甚至多数。而且地方政府也具有统一战线性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毛泽东说明了其中的道理：“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49]“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50]

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毛泽东经过好几年的酝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觉得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为什么非要让民主党派存在下去并监督共产党。周恩来就此解释说：“我们有一部分党员觉得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不错，共产党是有一份，但是，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对，人民就拥护，做得不对，人民就不拥护。民主党派参加了革命和建设，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劳，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权来说话。你要他监督，有什么不好？”[51]

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在这个问题上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确，容易发生右的或“左”的错误。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的储安平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反感，成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一个动因。但由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对国家政权的人民性质也开始形成偏狭的理解。毛泽东说：“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52]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致统一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挫折。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民主党派性质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将民主党派界定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53]。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统一战线在巩固人民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54]他还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55]胡锦涛指出：“人心向背对一个执政党具有决定性意义。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权在手不一定人心在握，不掌握人心最终难以保持政权。”[56]他还提出要“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把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责”。[5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一是着眼于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提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58]二是着眼于党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提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59]三是着眼于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提出“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60]四是着眼于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提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61]

在新时代，为巩固人民政权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就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2]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在中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古人云，“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出于巩固和完善人民政权的长远考虑，党中央部署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提出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在中国协商民主体系中，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对人民政协新的定位，进一步凸显人民政协在广泛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63]这种巨大的磅礴力量是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稳固基石。

打铁必须自身硬，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执政七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64]

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即将取得的胜利，党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65]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6]他把掌握全国政权形象地称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7]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警示的必要性很快得到了证实。毛泽东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68]为此，党中央决定进行整党，开展“三反”斗争，实现“防止腐蚀的方针”[69]，查处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并将他们处以极刑，对全党起到警示作用。经过整党，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防止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70]毛泽东主张将官僚主义者“革掉”，这实际上就是自我革命的精神。为防止官僚主义，毛泽东提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认为：“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7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條件下，党的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更加突出，其严重程度远非新中国成立初期可比。当时，邓小平提醒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72]为了扭转这个势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提出：“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73]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在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比较集中地提出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尽管这个口号对某些别有用心人来说只是一个陪衬，但邓小平仍然主张要当好话来接受。他坦率地承认：“对惩治腐败，过去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趁此机会把自己的队伍纯洁一下也有好处。”[74]他要求：“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75]“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76]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旧转换过程中，由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政务活动，让腐败现象有了可乘之机。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77]他提出要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指出：“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78]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进入新世纪，反腐倡廉的任务更加艰巨。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听任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即使取得政权后也不可能保持政权稳定。”[79]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被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制度不完善、管理有漏洞，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坚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他概括了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提出增强“四自能力”，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党提出“自我革命”作出了理论准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2016年他在“七一”讲话中正式提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80]后来又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81]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勇于自我革命”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党的自我革命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来说，就是要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解决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过滤杂质、清除病毒、革除毒瘤，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不良因素。自我完善解决的是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问题，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解决的是优化党的执政环境问题，坚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彻底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解决的是增强党执政本领问题，坚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新时代巩固和完善人民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82]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3]“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4]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还是国家机关施政，都必须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经常检视自己，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对人民群众利益危害最大的是在社会和党内形成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被他们绑架、成为他们的俘虏。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成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党就会被人民抛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坚决防止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危害党的团结、破坏党的集中统一。”[85]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和人民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一旦输了，失去的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打下的红色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86]

党的自我革命，适应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把党打造和锤炼成人民政权的坚强领导核心。彻底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性。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87]社会革命是重建社会，自我革命是完善自己，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已经领导人民进行了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要把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从来是自己。”[88]中国共产党有着九千多万名党员，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党。大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89]打铁必须自身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9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面对党的自我革命已经取得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91]为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必须一以贯之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92]要继续“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坚决惩治腐败、纠治不正之风，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93]确保人民江山繁荣昌盛、永世长存。

注释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习远平撰文忆父亲习仲勋往事》，《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11日。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1269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5]《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5页。

[6]《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7]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156～157页。

[8]《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頁。

[9]《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

[10]《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1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0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136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8～126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60～261页。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8页。

[20][21][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547、543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24][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86页。

[26][2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81页。

[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11页。

[29][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54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69页。

[3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487页。

[3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95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3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455页。

[38]《胡锦涛文选》第二卷，第256～258页。

[39][40]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2、17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6页。

[4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8页。

[4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9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2页。

[46][47][48]《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1、12、23页。

[49][5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14页。

[5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0～351页。

[5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51页。

[5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54][5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9页。

[56][5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6、546～547页。

[58][59][6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56、557、73页。

[6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页。

[6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38页。

[6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93页。

[6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6页。

[65][6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1438～1439页。

[6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0页。

[6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7页。

[6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90页。

[7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4页。

[7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7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7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页。

[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75页。

[75][7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313页。

[77]《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319页。

[7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84页。

[7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92页。

[8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55页。

[81][8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5、326页。

[83][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413页。

[8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03～804页。

[86][90][91][92]《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第152、172、178、179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88]《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8页。

[89]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7～328页。

[93]《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月14日，第1版。

责 编/陈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