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中的人地关系

2021-08-23 02:08韩茂莉
环球人文地理 2021年7期
关键词:肥力土壤肥力耕作

韩茂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不但是世界上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而且早在一万年前就将野生植物驯化为粟、黍、水稻,也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正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不仅维系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成就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之中,对于土地的保养有着深厚的科学内涵。

翻开古代农书,从春秋战国,到20世纪初期,几千年间古人对于土地的保养,几乎与当代的耕作学关注的措施别无二致。其中,历代农书中涉及最多的是施肥。农业生产能够持续下去,最根本的是土壤之中必要的养分补充。农作物生长过程都会吸收养分,因此无论任何土壤,都需要不断地补充土壤肥力。而养分的补充形式,大概存在两种:内部补充形式,即自我肥力补充;另外一种为外部补充形式,即人工施肥。“内部补充形式”不是通过人工施肥添加肥力,而是依靠撂荒休耕,培育绿肥,达到补充肥力的结果。但凡读过中国历史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历史早期,至少西周时期,土地利用存在一种菑、新、畬的形式,即初耕地以及耕种一年、两年的土地,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休耕一年或两年的现象。那时中国人采取的休耕形式,与欧洲的二圃制和三圃制极为相似。休耕,不仅通过土壤的休息恢复地力,且将土地上生长的野草作为绿肥,补充肥力。

大概从春秋时期,随着人口增多,菑、新、畬这类通过休耕恢复地力的内部补充形式逐渐被淘汰,土地连作成为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的常态。伴随土地连作,以人工施肥为特征的土壤肥力外部补偿形式逐渐成熟。在中国古人的摸索中,施肥成为一种讲究,何时、何地施肥,施何种肥,怎样施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每个年度的农业生产进程中,精心安排在各个时节,用古人的话语来说, “用肥如用药”,多了、少了都不行。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每一项内容,中国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正是中国农业的发展,让中国人口从几千万,到一亿,再到十几亿。中国农业和谐的人地关系,固然不是面向整个自然界,但立足在农业生产体系内部,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肯定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存在科学价值的同时,必然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以农业开垦为前提所导致的环境恶化。

对于这样的现象,若加以社会分析,土地所有权应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自耕农,还是被称为地主的田产较多的农民,都是不同形式的自耕农。土地的主人,自会珍惜和在乎土地,但他们在自己耕作土地的同时,也会将一部分出租给佃户。土地的收成一般有两种分配形式,即分成租与定额租。这两种分配形式牵涉到不同的人地关系。定额租中,无论这块土地是丰年还是灾年,如果地主规定给他的佃户一亩地有30斤的粮食保证,无论是什么收成,他就应该拿到30斤,且不必过多考虑土地保养与增产的问题。但是,分成租就不一样了。不管如何分成,总产量不同,佃户手中分到的数量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在不同的租额约定之下,耕种土地的农民,他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和由此所产生的人地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发展进程与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对于黄河、长江流域而言,以精耕细作见长,但在中国丘陵山区以及云贵高原、秦巴山区,刀耕火种,都属于游耕状态下的土壤肥力内部补偿形式。这样的地区又出现另一类人地关系。

人口学研究表明,明清以来人口不断增殖,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由农业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敏感地带,即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东南丘陵山区、南方围湖造田区。开垦这些土地的人们,很少去想这块土地、这个地区的将来,他们注重的是眼下的生计。也许正是与自己无关,才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顾忌。清人严如熤在 《三省边防备览》中就谈到秦巴山地,一棵棵参天大树在焚烧中轻易毁掉,以致这片山地今天依然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

我认为,讨论人地关系的视角,不应该仅仅是谴责,固然谴责唤起的警醒是十分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农业遗产中的科学内涵,以及人们毫无责任地破坏环境的根源,也许应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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