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

金强 熊艳

【摘 要】少数民族在互联网连通和新媒体使用方面，总体上与汉族没有太大差异。少数民族间文化显著的区分度、适应性及自我革新的成长性，都影响到网民对其文化理解的意愿、态度与方法。同时，少数民族对其族群网络文化的自持能力和传播建构，也对其媒介形象树立和文化演进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内外因素交互感应，不确定因素增多，少数民族文化媒介呈现更多生动议题，而不是敏感话题。民族研究学界应给予少数民族新媒体形象传播以更高的关注和更专业、及时的分析研判，促使其在意会、默许与赋能之间实现合理切换和动力生发。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媒体;民族文化;建构;传播

【作 者】金强，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河北保定，071000。熊艳，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澳门氹仔，99907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41-0007

少数民族形象的呈现与传播建构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认知具有自发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特点。正因为如此，一旦出现涉及少数民族形象的媒介事件，少数民族形象的树立、梳理和鉴定工作，应由谁主导？形象判定中，不同方面的数据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在做出结论方面，应由哪方面的专家来提供主导意见？这些都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难题。

民族形象建构与民族关系处理二者紧密相关，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互动与互鉴，在网络时代愈加复杂多变，“文化虽然被人们身体力行，但往往有一部分没有被人们了解，一部分没有被人们认识”[1]412。在具体评判工作中，模糊的族群属性可能超越统一的科学属性，情感血缘的寄托可能冲淡艺术内涵的感知，地域区间的认同可能消解“一族一貌”的想象。其中，涉及到的重要评判指标也是多层互嵌的复杂关系，即：少数民族个体幸福感，源于和谐的少数民族个体交际关系;少数民族的群體幸福感，源于和谐的少数民族族际间关系;少数民族的国民幸福感，源于和谐的民族国家认同及与之伴生的国际交往地位认定和关系保持。概括起来，就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少数民族对自身所处地位和周边关系，产生的良性逻辑推演和关联认知。对于族群特征的把握，具有较强的族群依赖性;对关系本质的认知，具有较强的族群指向性;对关系性质的评价，亦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

一、少数民族间文化显著的区分度与文化“意会”

首先是语言的区分度与文化“意会”。从历史地理环境和族群交往现实来看，语言不通是造成文化理解和认同的主要障碍。中国汉语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约计80种。除汉族、回族、满族通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基本都有本民族语言，有的民族还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是中国少数民族掌握的五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就有藏语、嘉戎语、门巴语、珞巴语、土家语、羌语、普米语、独龙语、怒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基诺语、景颇语、载瓦语、阿昌语等19种语言。印欧语系有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和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综合来看，各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华民族大语言体系中的亲和度与吸引力、学习的难易度、语言的交互性与使用频率，均存在显著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也即少数民族文化间天然的区分度，也一并带来文化理解障碍和文化“意会”的区隔。

其次是节日的区分度与文化“意会”。中国各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特色节日，节日之间亦有相互交织和组配的情况。多数节日的内涵，紧密贴合各少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核心，是保持少数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力量。部分少数民族节日具有展示该族群对“真善美”坚定追求的表征，部分节日还具有情感黏连属性。部分涉及全国全域性的宗教节日，则呈现出对国际通行文化规则和组织仪式的普遍承载力和阐发力。比如古尔邦节和开斋节，在中国的穆斯林中有着明显而独特的习得行为和阐释规范。少数民族节日，是族群外部人士快速浸入到少数民族文化场景中，快速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实质的最直接和简明的平台之一。

再次是禁忌的区分度与文化“意会”。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于禁忌的表达，多体现着深厚的历史情感和文化纵深，也展现出了廓清文化边际、维护民族文化灵魂的信心和决心。具体又表现为：禁忌被外界理解的程度，自身保持禁忌操作的难易程度，族群成员违背禁忌的危害与后果认定等。比如彝族禁食狗、马、熊等动物的肉，蒙古族厌恶黑色，回族禁食猪肉、血液和自死物等都是约定俗成的明确的禁忌。对于禁忌的自持和加持，主要出于族群内部的约定，并成为其文化风格的显著表征。部分少数民族的习俗，不适宜做形象展示和媒体传播。一些习俗如未经任何艺术处理和技术加工而直接公之于众，则可能带来受众的迷惑、厌恶甚至恐惧，从而导致情感割裂、文化蔑视甚至思想对立。当前网络上也流传着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禁忌的说法，部分说法牵强附会且有侮辱诽谤之嫌，其缺乏专业知识且表达生硬，较容易引起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曲解和敌意。

第四是宗教的区分度与文化“意会”。各少数民族对宗教的依托性差异较大，一些民族没有宗教依托且排斥宗教依托，一些民族则有较强的宗教依托，具体来看，依托类型、依托程度和依托方式也均有不同。世界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都有一定的信众，且保持了较长时间独立的自我传承与传播。一些宗教与民族具有天然黏连性，“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羌族的绝大多数或部分群众信仰藏传佛教;傣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景颇族、佤族的绝大多数或部分群众信仰上座部佛教”[2]1～18，而回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塔吉克等10个少数民族，在伊斯兰信仰方面又各具特色。具体到宗教规范、禁忌与操守细节，经过各民族长期的承继、演绎和调适，不同民族在保持宗教信仰方面，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群众性、地域性、社会性和自适性特点。“民族与宗教的黏连性，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宗教问题复杂性的理解和认知。从有关“民族”和“宗教”的百度指数趋势图，可以看出，“民族”和“宗教”在波峰和波谷的出现频率和时间方面，具有高度吻合性，即民族议题和宗教议题多是伴生状态，体现出一定的搜索正相关性，其中对于宗教议题的探讨要略高于民族议题（见图1）。“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搜索正相关性也较高。总体来讲，对于宗教的搜索热度要略高于民族，搜索“伊斯兰教”形成的高峰也较“回族”高很多（见图2）。

二、少数民族文化显著的适应力与交往“默许”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区分度和普遍适应性，是相辅相成的，即文化交往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看到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而成，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要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3]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必须具备环境适应性和文化扩展力，既包括同外界打交道和获得理解、尊重与帮助的能力，也包括自身对于各种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影响因素所具备的应激能力。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既有与不同民族、种族的人和平相处、和谐共生的能力，也能够自觉自主的保持自身特色与传统，并与兄弟民族间相互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少数民族个体的自身民族识别能力和族群内文化适应能力。即在确认自身族属的前提下，能够在一般状态下轻松辨识自己的族群，并以族胞身份进行学习、生活和工作，与同族群成员形成正常的交流关系。对于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形象如相貌、服饰、语言、口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和区分度，并显示出独特的族群集体基因表征和生存印记。这些符号和标识，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加以放大和强化。但其中部分符号可能被刻意强调或歪曲表达，“大众传媒由于受到信息来源、媒介的新闻生产机制以及媒介的所有制等影响，造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刻板印象。这不仅影响了公众的认知，还会影响少数民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实现。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报道时，要注意呈现出全面的少数民族的风采和真实生活，在准确塑造的基础之上实现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4]，因此，被技术和艺术加工过的民族识别符号，经常成为某民族最常使用的核心文化代码。要增强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仅靠应景式的新闻报道活动是不够的，深入的文化专题片和贴切暖心的文化纪录，是增进少数民族个体文化认同的关键。如，一些民族的网络形象与宗教规制紧密结合，对该民族文化识别的难易程度，经常取决于观察者对其宗教文化符号的认知程度。当宗教符号感较强时，则民族文化容易识别;当宗教符号感较弱时，则民族文化难以识别。少数民族的群体分布特点、学习状况、饮食习俗、工作状况、婚姻约制等，也都对民族文化识别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族群成员在媒体使用中可以形成互渗机制，并增强族群内的文化适应力。综合来看，少数民族个体的本民族文化识别能力和民族内文化适应能力的保持和增强，对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间自由交往能力。即少数民族个体与同民族个体间的自由交往能力，以及与不同民族间个体自由交往的能力。民族文化识别是实质性民族交往的前提，“由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区别于其他的文化特征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能够吸引多数人群的目光，对于文化旅游业、特色民族食品等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旅游、饮食、医药等是一些少数民族丰富自身文化内涵、拓展民族交往空间的重要平台。通过商业和文化的混融元素，一些少数民族个体对同民族其他个体和其他民族个体都强化了基本认知。而打交道能力，包括对话能力、交友能力、合作能力，则是重要的民族交往能力表征。再以回族为例，回族大杂居的分布格局，也客观上催生了其在中国各地有较强的民族间交往能力，且其族群个体所从事的商业经营范围和领域，也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一些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间交往能力的显著提升，往往与教育指导、扶贫开发和商业推进有关，即主要通过教育和商业的途径来迅速拓展。

再次是少数民族整体的交往能力与民族生态系统协调能力。即在特定区域和时间段内，该民族针对关涉本民族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类事件，进行自主评判和处置的能力。少数民族的族群主体或者精英共同或趋同的应对态度和处事方略，是其民族交往能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少数民族整体的历史性评价，已经较多出现在学术著作及部分教材中，相关描述多基于国家利益的权衡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其进行宏观定位与理念阐发。对于现实问题，则一般由某些权威研究机构出具调研报告，形成较有信度的认知和评价。少数民族的整体交往能力，与民族个性有关，也与其居住地域的区位和地理因素有关。一般来讲，各民族的交往能力多处在可提升状态，其给外界带来的交往印象也应不断优化。但这种印象也会随着涉民族类事件的处置差异而出现波动起伏，这也就考验了民族生态系统的协调能力。目前，针对单一少数民族的整体性评价，都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调研，要进行多渠道信息采集，并进行广泛的成员沟通，对于民族内部和民族間交往的生态系统都应做到精准把握。

第四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包容力与文化张力。即在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中，其文化包容力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体现的价值。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开放心态如何，允许族群成员自由发展的意志如何，是文化包容力的重要表征。文化包容与文化紧缩是两种并行的现象，“一张一弛”是常见现象。与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观点分享、教育对接和商业合作，是一个整体趋势。少数民族的生存与交往原则，多依靠本民族精英的共识，同时也将族群意志和个体意志叠加。民族文化的再整合能力，受到其文化包容力强弱的制约。对族群文化边缘进行拓展，并在族际间进行高层次文化交流，是族群具有高级交流智慧的表现。族群内部精英，通常可以在不同民族间进行文化互渗，并转换主客体身份，从中寻找更为坚定的文化自信。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持力，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感染力和影响力，即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张力。

三、少数民族文化自我革新的成长性与文化赋能

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我文化认同，是理解其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逻辑起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的发生、演变与成长是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个民族形成的决定性要素中，都包含有重要的价值判断，而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对整体民族文化精神的精准提炼和高度概括。各民族都应秉承“美美与共”的观念，充分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和谐”“友善”“公正”等精神。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文化自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族群内部的群体荣耀和个体自信，即由内而外的民族价值认同与民族精神昂扬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来自于外力推动和氛围熏染，即在国家整体文化自信的背景和前提下，任何包括在其中的民族都必然建立起的相应的自信。伴随着国家战略的部署和调整，少数民族不断融入新的发展思维，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些民族在提升自身文化表现意愿和表现力方面，有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有效度的作为。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新旧符号的交替和部分符号的存废现象，如何正确理解和适当干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是摆在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面前的一个难题。

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在新时代的各种激荡和现实挑战中，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其自我革新能力和文化成长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少数民族生活场景的广阔性、开放性与文化赋能。少数民族更加主动地将自身的生活场景，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观照，以保证整个族群能够充分吸收来自外界的信息，与外界形成较为密切的对话意愿和有效的沟通行动。开放也意味着主动将民族的各个方面暴露于更大的开放环境中，接受来自多方面的观察和检视，承受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赞誉或批评。新媒体时代，完全封闭而不开放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复存在，少数民族生活场景的开放意愿和开放领域，应主动谋划还是被动接受，是群体意识还是精英决断，也常在族群内部形成讨论甚至争议。“抖音、快手App的盛行让不少少数民族同胞利用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范围，让受众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兴趣。但由于许多内容未经过把关筛选就在网络范围流传，容易造成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而部分草根网红为了博取关注度，肆意恶搞民族文化内容，制造低俗、无脑段子。这种低质量内容的流传使网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出现模糊，不利于整体文化的传播。”[6]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越广阔，其获取各方面信息资源的能力也越强，借力革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也越大。但同时，少数民族本身所迎来的文化冲击力和消解力也越大，民族文化原生状态保持也愈发困难。

其次是少数民族生活节奏的自持性、自律性与文化赋能。不同民族间的风俗与禁忌，具有天然的区分度。一些民族在与外族的接触中，尽量保持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体现出了文化自律与自持性。这种自律与自持，主要取决于如何表现文化自信，“少数民族地区在大众的主观印象中，经常会与贫困落后与自然原始联系起来，大家通过个人掌握的信息建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地区形象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目前社会的信息流通速度快、门槛低，导致许多失真内容四处传播，少数民族青年形象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妖魔化”[7]，而对这些形象进行辩解也并非易事。少数民族精英应负责对族胞中容易发生的违禁违规问题发出提醒，并适时正向引导文化交流与民族交往的要点，在保持传统与应对变化之间做出平衡。还应加强营造和夯实自身文化特色，通过特色活动加强媒体正面宣传，不断强化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深挖传统根基、打造生动局面，以确保民族文化发展符合本民族利益与期望，就需要高度的文化自律。

再次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获得感、上升度与文化赋能。物质基础和经济收入，对于少数民族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建构，使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又似乎处于中心的地位”[8]。2020年底，中国实现了彻底的“脱贫摘帽”，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一度是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一些少数民族在营生技能和经济实力方面，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革新能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经济支持有直接关系;其文化发展，能够多大程度获得理解与尊重、响应与支持，也与获得的经济支持有关。“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要有经济来支撑，而文化的繁荣也会助推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是很高，导致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上的不协调。”[9]我国的文化扶贫工作始于1993年12月，当时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全国通用的方式是“万村书库”工程、“手拉手”工程、“电视扶贫”工程、为农村儿童送戏工程、报刊下乡工程等，这些工程多是通过传统媒体渠道，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通过接触实用信息从而改变观念，通过改造思想進而改善生活。目前来看，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文化建设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既是国家相关工作重点，也是少数民族自觉的发展追求，也将最终为文化发展赋能。

四、少数民族文化自我规制的差异与媒介形象的更新

少数民族新媒体的使用，对于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均存在持续的广泛性影响，其中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有即刻影响也有缓释影响。少数民族的媒介使用，是一个自然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多向互动过程，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媒介的使用态度、展示意愿与交际水平，媒介的使用能力、对话水平与舆论死角清理水平，媒介的使用技巧、渠道拓展与群组连接水平等。在具体的使用行为中，主要有涉及民族议题与内容的呈现问题，内容发布频次与更新问题，渠道占有与平台分享问题等。从传播形态来看，既有严肃的、官方的、正规的传统媒体传播，也有个体的、灵活的、非正式的新媒体传播。它们合力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立场的形象建构。

首先，少数民族的外部展示形象与其自我认知存在差异。“国内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借助于新媒体进行包装设计，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是真正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而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进行传播。新媒体传播时是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导致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掺杂了娱乐化成分，致使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以娱乐化为导向丢失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严肃性，削弱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9]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构建的符号表达与识别体系，对民族自认与互认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媒体时代，这些符号作为公共网络资源较容易被加以使用，且使用基本没有门槛。非少数民族以少数民族名义进行相关文化和商业传播也较难被察觉，其中的一些使用行为存在着曲解、误读和误用。因此，涉及民族议题信息的网络监管和治理，仍存在一些漏洞和难题。“新媒体的娱乐性、互动性将海量的现代主流文化直接推送到人们面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定位和判断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出现了趋同或是解构，传统的特色民族文化成为了简单的文化形象符号，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遭遇困境。”[10]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族群内部的认知差异和观点冲突也愈发明显，这些也是民族形象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少数民族的生存境遇存在差异，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也有差异。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广阔，生存的环境具有多样性，在文化基因传承和文化形象树立方面，容易出现多头绪、多领导、声音杂的局面。特别是对一些人口较多、生存地域较分散的少数民族来说，已经难以再呈现出整齐划一的媒介形象，其成员也难以展现完全相似的文化品格。“互联网下半场已然到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无疑已经走到一个分岔口，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推陈出新，怎么样焕发生机，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粹发扬光大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离不开新媒体的帮助，但要提高传播效果，创新传播路径，就必须抓住互联网下半场这个节点，整合现有资源，回归文化本位，打造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播生态链，并通过横向联合语料库，构建数字虚拟博物馆等，达到更好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效果。”[6]应传媒技术的进步，民族意识与观念的升级应遵循本民族共识的总体要求，并使之适应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求，各民族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摸索适合自身的民族文化呈现方式和文化发展路径，并利用好媒介资源，主动适应并努力营造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媒介环境。

再次，民族融合趋势全面加速，媒体应对此加以审慎呈现。“只有在一致的文化心理场中，各族人民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找到精神与情感的归宿，凝结成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的文化共同体”[11]，因此，民族大融合并不必然带来民族间差异的进一步缩小和民族符号的进一步模糊化。不同民族间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正进一步缩小，也应呈现出更高层次的互学互鉴特征，民族符号应更加醒目和立体，以继续保留其辨识度。“当前民族地区的大众传播，无论是传播内容内涵的倾向性、传播范围的限制性还是传播技术的差异性，都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少数媒介形象的呈现效果难以做到客观全面。”[4]新旧媒体针对民族融合议题的报道态度、能力、方式和技巧，应符合民族大融合趋势，但也应注意到整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应该允许这个过程有所反复并有多种声音并存，以便警醒和纠偏。对整个过程和趋势的描述和评判，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把握，及时纠治违背民族发展规律、意志的做法和倾向。“新媒体的出现及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高效性，还实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向全国性的扩展，以及实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元性的转变。”[12]历史中的民族融合，多以通婚为桥梁，即不同民族青年男女基于爱情或相关政治需要而结婚并生育，下一代则天然具有了民族融合的显性基因。子代如再次跨族通婚，则后代的文化基因会更加复杂，更具有多元融合的特征，这也是民族融合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总体来说，民族融合过程中，会有一个文化强弱对比和基因显隐的差异，而不会绝对等分。因此，媒体对此类议题的呈现要更加耐心细致，少做价值评判，尤其要注意观察少数民族的情绪和反应。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应该给予不同的媒介关照，随时追踪和检验传播效果。

第四，涉及民族议题的媒介事件应审慎对待，且做到信息完整有效。涉及少数民族议题的内容相对敏感，尤其是媒介事件发生时，对其传播渠道和过程较难形成全面管控。应理性看待针对同一信息出现的不同声音，也应该理性看待不同渠道和平台针对同一信息达成的“群体共识”。在舆情监测中，要特别注意个别网民的非理性表达与诋毁式评判，要做好舆情疏导和风险把控，特别应对涉嫌侮辱和损毁少数民族形象的事件给予高度关注。涉及少数民族的歪曲式形象传播与非礼貌性对话，较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并形成更具破坏力的舆论裹挟。民族关系和谐的基本前提是民族平等，最终目标是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情感偏向、立场差异和利益冲突等，以情压理、集体藐视法律、普通民事案件“民族化”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为践行民族平等观念增加了现实阻力。民族间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平等对话，普通民事纠纷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无厘头告状与扣帽，矮化或淡化任何一个民族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都应该成为网络治理的重点内容。目前，相关网络治理的任务较为繁重，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应审慎为之且做到信息不“烂尾”，并不断积累经验。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的治理观念和方案正在对国际多方面合作形成一定的正向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与“国家”等概念和表述也逐渐增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媒体传播，越发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已有的传播状况对于沿线国家了解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至关重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媒介形象的专业审视，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同时，媒介对少数民族的形象建构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形象之间，也要进一步厘清关系，如其主次、轻重、偏正、虚实、多寡、明暗等等。少数民族自身认可的文化形象与经“他者”确认过的文化形象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种手段加以弥合，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铃，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2] 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禁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 卞之峣.构建和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体系的文化方略[J].广西民族研究，2020 （6）.

[4] 李雪.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媒介形象呈现的研究述评——中国本土视角[J].传播力研究，2019（17）.

[5] 解志伟.文化治理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合理路径[J].才智，2019（3）.

[6] 夏添.互联网下半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路径探索[J].新媒体研究，2019（4）.

[7] 谢婷婷.《中国青年报》对少数民族青年形象的建构[J].青年记者，2017（5）.

[8] 潘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困境[J].广西民族研究，2020 （6）.

[9] 马金.新媒体时代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探讨[J].西部广播电视，2018（23）.

[10] 刘畅，李影影.融媒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策略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9（2）.

[11] 邓斯雨，杜仕菊.关系理性视角下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0（2）.

[12] 罗琼芳.浅谈融媒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9（5）.

RESEARCH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Jin Qiang， Xiong Yan

Abstract：In terms of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use of new media use， ethnic minorities are generally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The remarkable degree of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adaptability， and self-innovative growth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all affect the willingness， attitude， and methods of netizens to understand their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self-sustainability and dissemination construction of ethnic groups network culture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media image and cultural evolution.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 factors， the cultural media of ethnic minorities present more rich and vivid topics than sensitive and paranoid topics. The ethnic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media im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ke more professional and timely analysis and judgment， so that they can realize a reasonable switch and motivation between attention， acquiescence and empowerment.

Keywords：minority; new media; na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Dissemination

〔責任编辑：奉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