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哀江南赋》对六朝文学思想内容的承传

2021-09-10 07:22张欣然
今古文创 2021年24期
关键词:文心雕龙

张欣然

【摘要】《哀江南赋》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作者庾信在吸收了六朝文学中的思想内容之后,融入自身的情感,加入时代的追求。在《哀江南赋》中运用《文心雕龙》中所指明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可窥见于“神思”“风骨”等方面《哀江南赋》于六朝文学之继承。

【关键词】《哀江南赋》;庾信;六朝文学;《文心雕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12-03

六朝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较先秦两汉纯为达意传情,发人深省,多了文学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将文学的意义挖掘到“经国大业”的深度。而《哀江南赋》中,庾信以神思的征引,构建带有审美特征的内容,又以此抒发自身对于离乱之中普通个体的悲悯。

一、 博引旁征的神思

六朝文坛上,作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仅叙描眼前之景,无法满足六朝作家的创作需求,是以“神思”,这一带着联想与想象的创作内容,走进了六朝作家的视野,但同时又与先秦两汉文学中以梦游仙,全文以神思抒怀不同,六朝文学的神思体现为对历史旧典的广泛征引,以旧人旧事自况,婉曲的抒发自身情感。而《哀江南赋》中则将于神思中的博引旁征运用到一个新的高度,将征引与神思中情境的构建合二为一。

“神思”概念源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书中“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①是作者在运笔成文这一发展进程中,神思千里,心骛八荒,开展联想与想象,使原本作者在写作时无法直接触及的人、事、物,在读者眼中与作者同在。六朝文学中运用“神思”这一手法,代不乏人,东晋孙绰之《游天台山赋》,开六朝“游仙”辞赋之端,其序自云“驰神运思,昼咏宵兴” ②;南朝宋鲍照《芜城赋》,以“士马精妍”之旧日与“塞草前衰”之今朝相较,神思奇绝;鲍氏《伤逝》一赋,“思一言于向时,邈众代于古年” ③虽未点明神思之内容,然其思亡妻之景,历历在目,文辞赡逸,平中见奇。

《哀江南赋》的创作背景是庾信在南梁政权败亡,羁留异域,以时间为线索,全方位、多角度叙描,南梁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神思”所及,贯穿全文:

首先是对南梁天监之治的勾勒:疆域是“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 ③,可拟秦汉;文教是“里为冠盖,门成邹鲁” ④,不逊建安。作者身在关陇,其神思却溯洄到了国泰民安,文教昌明的故土,于山软水温中孕育的属于文学的天地,不同于两汉文章作为经学的附属,在建康,文学真正独立于经学,成为文士抒情写志的载体,而作者正是由这片文学天地所陶冶出来的个体。

其次为侯景乱发,上层“陶侃空争米船” ⑤无所作为;小民则成为“沾渍锋镝,脂膏原野” ⑥下的牺牲;庾信虽然身处异国,西魏、北周上层政治斗争较为严酷,然而关中地区的百姓却有相对较为平静的生活。而庾信的神思所忆,皆是于乱世之中,南梁黎庶欲苟全性命而不可得的悲惨命运,作者的神思深入到同胞们的内心,洞悉他们被迫于烽烟四起的环境中生存,所思所想更是茫然迷惘的,作者运用联想和想象,展现的正是时代之下普通个体命若飘萍的生活。

最后是元帝萧绎“鏖兵金匮,校战玉堂” ⑦,戡乱定国,复梁社稷,然其元气大伤,又添“齐交北绝,秦患西起” ⑧:此时作者的神思转入了对于南梁在侯景之乱后,为何迅速败亡的探讨之中,展现心骛八荒,反躬自省的神思,其一是元帝自身“沈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 ⑨,毫不为尊者讳,直接指出君王无法做到团结同侪,一致对外;其二为“周含郑怒,楚结秦冤” ⑩,庾信以跨越时空的角度去神思,点明了北方二国于广大江南的觊觎;其三为梁宗室以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独立之上,即“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 ⑪。庾信于南梁亡国之神思,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反省,点明了“肉食者鄙”,不可不谓鞭辟入里。

总而言之,在《哀江南赋》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六朝文学惯常使用的联想与想象,六朝文学以文学的真实去替代历史的真实,给予《哀江南赋》创作中的基于历史真实的文学化创作,由此《哀江南赋》中的神思会使读者身临其境。

“旁征博引”一语是近人鲁迅评论中国小说时首次使用的一个成语,但其渊源由来已久,早在战国后期屈原《离骚》《天问》中,有不少先人事迹通过作者的神思被旁征博引到文本中。六朝文学中,旁征博引同样在作品中体现,晋仲长敖之《核性赋》征引荀子、李斯、韩非三个人物为己所用,展现自己与先哲的神交;陶渊明之《感士不遇赋》征引袁盎、张释之、冯唐、魏尚等人的事迹,以拟自身之际遇;刘宋谢惠连之《雪赋》征引汉梁孝王、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集会,为自身的作品创造一个历史背景。

庾信《哀江南赋》中,其“神思”中体现的征引,同样贯穿全文:首先是神思南梁和平稳定时,征引汉时王歙、班超二人故事,指明南梁国内稳定时,外交卓有成效;其次为至侯景乱发,作者在神思为维护南梁秩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时,“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 ⑫之語,征引战国时齐为燕军所困的旧典,以形容南梁守军的悲壮;再次,时为湘东王的梁元帝萧绎,戡乱靖国,作者的神思,征引“海潮迎舰,江萍送王” ⑬,以楚昭王这个拨乱之主以喻百姓对于萧绎的期盼,从而使得进军顺利;最后在神思南梁江陵败亡时,“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 ⑭,征引秦末骊山刑徒与两汉之间的绿林军,元帝萧绎利用叛军的力量试图坐稳皇位,作者对此的反省,这是无法获得百姓支持的。

《哀江南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六朝文学的惯常使用的旁征博引,六朝文学以征引作为背景,给予《哀江南赋》在神思中常以征引来形容史实,以充实其历史真实的文学创作,由此《哀江南赋》中的神思会使读者身临其境。博引旁征的神思正是庾信在六朝文学之中的思想内容之中所接受承传而于《哀江南赋》所展现的。

二、知民疾苦的风骨

自魏晋已降,三曹七子于战争烽烟中觉知广大黎庶无力反抗命运的哀戚,纂思成文,始有魏晋风骨,苍凉激楚,力透纸背。到六朝,虽于形式上有趋新竞巧之求,兼以内容上囿于阅历所限,风骨较建安时期有所趋弱,知民疾苦也只是上位者居高临下的悲悯。在《哀江南赋》中,庾信因故国烽烟再起,命若飘萍的生活,生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激愤风骨;庾信自身与黎庶的命运并无本质区别,皆在亡国后,不得不仰胜者鼻息而苟全,自然有更进一步的贴近百姓的生活,更能够知民疾苦。

据《文心雕龙》,“风骨”是“风”与“骨”的合称,“风”喻作品的文辞及其感染力,“骨”譬文辞的内容。六朝文学中,“风骨”虽隐于文辞之后,然细察之,终未坠也:南朝宋谢灵运《伤己赋》抒发痛失挚友,物伤其类的凄苦;南朝梁沈约《郊居赋》抒发遭受君主猜忌,感士不遇的无奈;南朝陈沈炯《归魂赋》抒发烽烟骤起,无计可施的痛楚。

《哀江南赋》蕴含的风骨彰显在字里行间:“风”能表现作者庾信的“志气”,令读者对作者感同身受。因此,庾信抒发悲恨的情感,“风”之一字必不可少,换言之,凡赋家所抒发的情感必然离不开“风”,其次,丽辞是兴观群怨的载体,而“骨”是丽辞的依据,换言之“骨”就是兴观群怨本身。由此,庾信赋采螭文,率先考虑的必然是自身所要抒发的情感,就是“骨”。若缺少了骨,丽辞势必无所凭依、流于空泛,无法起到春风风人的共情效果。

首先是于山川风物见风骨,于《文心雕龙·铨赋》有“情以物兴” ⑮;于《文心雕龍·物色》有“情以物迁” ⑯“物”作为自然景象:在《哀江南赋》中,述家学则以“方塘水白,钓渚池圆” ⑰见清贵;斥大盗则以“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对比其所作所为显悖逆;悲故土则以“桂林颠覆,长洲麋鹿” ⑱叙衰颓;正纲纪则以“月榭风台,池平树古” ⑲昭秩序;哀民生则以“地惟黑子,城犹弹丸” ⑳作铺垫,即物起兴是风雅以来就有的文学传统,四时之景迥异,文人骚客之喜乐悲欢亦无穷,此其一。

其次有于世情变迁见风骨,于《文心雕龙·时序》有“歌谣文理,与世推移。” ㉑“世”,作为时代的指称。“推移”,变化也:在《哀江南赋》中,于天监之治时,以“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 ㉒抒畅意;于台城被破时,以“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㉓悲故国;于收复建康时,以“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 ㉓感兴替;于江陵城破时,以“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㉔哀黎庶,风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此其二。

再次于神思志气见风骨,于《文心雕龙·神思》有“故思理为妙,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㉕:在《哀江南赋》中,思少游则以“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 ㉖况己身;述功德则以“司徒之表里经纶,狐偃之惟王实勤” ㉖彰栋梁;惜文教则以“玉轴扬灰,龙文折柱” ㉗寄哀思,虽风骨反映外物,然终受“志气”制约,此其三。

总而言之,《哀江南赋》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六朝文学惯常使用的抒怀与咏叹,六朝文学基于生活抒发风骨,给予《哀江南赋》在创作中,以历史为主体宏观叙事下,又有属于个体的风骨,属于个体的兴观群怨,使对读者的感染力更上一层楼。

“知民疾苦”一语首次连用是在南宋刘克庄之“此老饱知民疾苦”中,意为了解百姓日常生活的麻烦事,虽正式连用的晚,然风雅已降,文学作品中哀民生之多艰者,不知凡几。六朝文学中,虽因贵游文学生活阅历所限,无法做到真正设身处地地深入群众,但其对于下层黎庶的关心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庾信在南梁侯景之乱前的《荡子赋》表现为国守边将士的辛苦,与家人联系无着;《对烛赋》则以思妇的视角思念征夫,同样饱含作者对于下层人民的关心;萧纲《悔赋》虽以个人际遇为主,然关心黎庶落于侯景之手,同样隐于故实之后。

在《哀江南赋》中最具感染力的内容,莫过庾信对南梁普通黎庶的悲悯,他自觉地、较沈炯《归魂赋》更有意识地,将目光所及投向了底层黎庶,记述他们遭受兵锋所至后的生活,于时代的洪流下,个人悲欢的无力。

在叙描江陵被破,百姓被俘入北周为奴时:率先渲染一个严酷到“水毒秦泾,山高赵径” ㉘的自然环境,直观展现北方的山水让久居南方的百姓极不适应,又以一个“十里五里,长亭短亭” ㉙这样微小的视角,截取一段在胜利者的胁迫下,历时良久,绵延千里的旅程,百姓的衣食行程“饥随蛰燕,暗逐流萤” ㉚,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也只有这样恶劣的旅程,才能起到物竞天择,保证适者生存的俘虏自身有被俘虏的价值。

之后的“秦中水黑,关上泥青” ㉛,点明俘虏中的幸运儿终是背井离乡,来到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上,失去自由民的身份,沦为生死操之于人手的官奴,“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 ㉜,展现在戴着枷锁来到北国的普通百姓面前的,是冬春时节雪雨交加,朔风千里,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 ㉝,彷佛自己身边是国破家亡被征召去敌国首都的陆机,瘟疫后亲人尽丧离乡北上的王粲,对自身的处境,没有一个不如“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㉞,在觉知到自己已然身处于陌生的土地上,且永无归期而潸然泪下。兼有“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㉟这劳燕分飞,破镜难圆,物是人非,骨肉流离等种种由于残酷战争引发的命运悲剧。庾信在赋中表现的便是这般处于身心俱苦却无力回天命运之下人们的生活。

此中抒发的是庾信对与自身境遇相似的个体,或许是国破家亡后,自身亲人确实遭受的凌辱与悲痛,这一切的源头是离乱的时代,而抚今追昔,就可感受庾信文辞背后的风骨——哀于自身身若浮萍的命运;哀于南梁山河破碎的现状;哀于南梁百姓为家国所累失去本就有限的自由。

这悲悯是由于什么呢?在周悦《庾信创作中的儒家文化取向》中,《哀江南赋》是饱含着述而不作的历史使命感与秉笔直书的现实责任感,颇有仲尼遗风,对“源于道”的,即与“天文”相对的“人文”,知天文者,穷天地自然之变换;知人文者,晓宣圣素王教化世人的使命与责任,这样的行为,恰似钟、罄回响之昭宣、显扬。同时庾信还用这些来彰显普通黎庶在山河巨变下的离合悲欢,相应地联结丽辞、情采,以资传播,是以,纵千里之远,万世之久,无不流播,绘天地之光辉,开后学之耳目。由是可知,知民疾苦的风骨与《文心雕龙·原道》中“本乎道”其暗合之处,见于“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㊱

总而言之,在《哀江南赋》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六朝文学惯常体察的民情与民生,六朝文学基于生活关心弱者,给予《哀江南赋》在创作中,以最为贴近的方式书写包括自身在内的亡国之痛。

注释:

①⑮⑯㉑㉕㊱刘勰:《文心雕龙》,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⑰⑱⑲⑳㉒㉓㉔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赵逵夫:《历代赋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参考文献:

[1]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赵逵夫.历代赋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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