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对湖南行政村地名的影响及其地名文化保护对策研究

萧烽 汪辉

摘 要：地名是一种非物质语言景观，该语言景观可以折射出该地区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地名的命名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从中可以反映出该地的一些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文章以湖南省行政村为例，总结和归纳了新农村建设对湖南行政村地名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原因，并在分析地名与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地名保护对策。

关键词：湖南省 行政村名 影响要素 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4-131-02

从表面上来看地名可以当作是一种符号[1]，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地名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地名属于地域方位符号，代表了某一地区的文化现象，是该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通常情况下地名与当地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民俗习惯等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其拥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由来，可以被当作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发源记实录。[2]地名反映了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论是从宏观层面来说还是微观层面来说，其都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通过对地名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探索到乡村的发展轨迹，还可以探索到文明的开端。地名可以被当作是乡村的记忆，它承载着乡村的文化，记载着乡村的历史，是乡村灵魂的传承体，是乡村价值的记录者。[3]

一、新农村建设对湖南行政村地名的影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地名消失速度在加快，湖南省已经消失的老地名大概有3000～4000个。比如在2015年新一轮强镇并村改革中，合并前衡阳市全市707个建制村，合并后仅367个建制村，老地名的消失，让“三农”文化的传承和记载变得日益困难，对此，正如地名学专家黄淼章所提出的：“希望各地能够尽快展开老地名普查工作，做好地名的记录并出台相对应的细则，对老地名进行保护，为城市历史记忆的保护添加保障。”[4]很多蕴含着湖南历史轨迹的老地名，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已经彻底消失;有的存在时间较长的地名，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彻底结束了传承历史的“职责”;有一些和人们所向往的生活不相符的老地名，如“不吉利”的老地名，也随着“三农”文化建设而被改变;有一些“名不副实”的老地名，从出现开始就“虚张声势”。越来越多地名的西化，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文化不自觉，文化不自信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很多农村的地名命名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地推崇西方文化的特征，以西洋建筑特色为主要特征的大型建筑物和商品住宅区的命名，让历史地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此，我们需要加大对于传统地名文化的传承力度，以先进化、大众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思想，推动地名更名活动的展开，让地名文化拥有足够的能力和世界多边思想之间进行对抗。[5]

（一）过度城镇化扩张的影响

城镇化建设范围的不断扩大，带动了其邻近乡村的城镇化建设。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建设差距问题，有一部分地区已经被开发，并且已经进入了商业化经济发展阶段，有一部分地区的建设还停留在农民自耕自种的阶段，并且在这一部分地区的农田周围，有大量的商业住宅、工厂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够判定城乡的界限呢？怎样的标准才是最为科学的城乡划分标准呢？存在于城鄉结合部中的问题，如果不能够获得及时的解决，很容易就会成长为社会性问题。在这些地区的住户有一部分可以开着轿车，来往于郊区和职场，一部分人仍然靠着家里的土地以种植为生。从湖南省乡村振兴计划的落实情况来看，湖南省乡村振兴计划，不论是规模还是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据相关报告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城镇规模、人口快速扩张集聚，截至2017年，湖南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1.5%提高到54.62%，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了5倍，由1978年的593.86万人增加到3747万人，年均增长80万人。[6]2018年末湖南省常住人口达6898.7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864.69万人，乡村人口3034.08万人;城镇化率56.02%，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7]湖南省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在300～400年内所完成的任务。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的对传统村落发展造成影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长时间问题的积累，逐渐演变成农村“空壳化”，现在农村多以老、弱、病、残留守为主。这一现象的出现代表“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空壳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时间某种特定因素积累之后所出现的必然结果，这些在长时间内所累积的因素包含了特定社会发展时期的必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部分农村在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忽视产业经济发展方面的谋划，忽略了乡村振兴计划最核心的内容，打破了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导致产业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出现矛盾。

（二）新地名的命名问题

地名的命名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经济特点都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所以地名的命名应该遵循用字准确，杜绝重名、同音的原则。基于命名者的不同，可以将命名方式分为由开发单位自主进行命名的方式，和开发单位聘请专家进行命名的方式。其中前者常见于开发商开发农业休闲示范区，后者常见于移民新区地名的确定。比如常宁市培元村对合并后新建行政村进行命名时，提出了很多命名方案，最终选择以名塔古刹作为行政村名称的命名方案，这种命名方案有效地避免了不同地区重复命名现象，同时以名塔古刹作为行政村命名，也更容易被本地市民接受和认可。当时之所以将该方案确定为最终方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该地区属于新城区，能够用于命名的历史地名较少，并且当时命名时间较为紧张，在没有比该方案更好方案提出的前提下，选择该方案作为最终的命名方案。回溯当时的命名决定，似乎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优化，但是长时间的使用，这些地名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所熟悉，在对其做出更改反而不利于地区文化的发展。这种直接利用周围建筑或典型标志物命名的方式，被称为移植地名命名法，这种方法在沿海地区就已经被广泛应用，比如广州的“东山”“芳村”等地名，这些行政村的名字，都是以当地名胜古迹而命名的。经过几十年的流转，认可这些命名的人越来越多，证明新地名的传承和流转，需要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支持。

（三）地名“西化”现象日益严重

一些休闲农业开发商为了促进吸引眼球，给产业园区命名时，选择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比如“山水庄园”“维也纳酒店”等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对于这一现象，政府职能部门已经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民发〔2018〕146号）。根据要求，浙江省杭州市、温州市、兰溪市，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汕头市、惠州市、云浮市，甘肃省金昌市，内蒙古，安徽省合肥市，重庆市，河南省郑州市、三门峡市以及山东省等多地已先后对辖区范围内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进行了公示，并要求整改。究其原因是因为缺少有力的规章支持，光怪陆离的地名逐渐淡化了古城的历史。[8]

二、进一步强化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一是加强对传统地名的整理，做好普查工作以及名录保护工作。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遺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这一资源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员的共同努力，需做好全面性的地名普查工作，要尽可能地了解清楚地名的现状以及地名命名历史，在掌握较为详细地名资源的前提下，规划保护范围，明确保护条例，建立保护名录，制定适应与不同保护期限的保护规划。这方面国内外都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早在1989年加拿大和荷兰就已全面着手整理传统地名，并力图建立全国历史地名数据库。瑞典也都将地名文化遗产列为本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优秀地名保护活动”。我国也在2007年实施“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随后北京开展了老胡同地名文化保护活动，南京将老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上海则规定如果两镇合并，将保留历史长的地名。在传统古村落改造之后应当沿用原有的老地名。比如堡、铺、桥、街等，虽然在改建之后，其宽度长度与原来相比有明显变化，但是因其功能无较大变化，所以其地名可不作更改。[9]

二是在老地名上移接新地名，但需与传统村落特色实现匹配。用移花接木的方式，让老地名能够在新建筑上获得新的生命，根据实际的改建情况，利用建筑物纪念周边的古迹和街道。新地名的规划不仅要凸显当地的特色，还要尽可能地凸显村落地貌、人文特色。尽可能地避免和其他村落之间雷同现象的出现，在确定最终定名之前，做好村落地理环境以及所在区域文化特色调查工作，给出多个预选方案，结合多方面内容，确定最终命名。传统村落命名规划和古村落改建计划应同步展开，尽可能利用老地名的资源，避免当地村民对地区命名产生陌生感的现象。

三是禁止随意命名。在命名之前需做好地名命名规划，避免个人主观意愿对地名命名的影响，坚决杜绝盲目性，随意性命名行为的出现，在制定地名命名规划时，需做好老地名的保护工作，要以强化地名文化底蕴，提升地名文化品位，作为规划的重点目标，在保证能够全面反映城镇规划意图、功能分区和不同区域建设特点的同时，凸显当地历史特色、地理特色、人文特色。打造系统性、整体性的地名规划体系，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支持。

四是做好科学命名规范命名程序。地区名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其和农村村民日常生活以及乡村文化形象的创建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对一些影响范围较为广泛且涉及面较大的片区进行命名时，需采用民主命名程序。收集社会大众意见，并征求专家意见，在形成初步命名方案之后，利用报纸媒介等传播工具征求社会意见，向社会进行公示。待市政府批准之后完成命名。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服务型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还让行政村命名获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五是营造良好保护氛围，为相关宣传工作的展开提供支持。加大相关宣传工作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主动地参与到地名文化的保护中。提升地名文化保护价值，夯实乡村文化传承基础。相对应管理部门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积极发挥互联网、论坛、讲座等常见宣传渠道优势，让社会大众能够对地名文化的内涵有所了解;其次，在一些已经消失的老地名原址上设立标示牌，解释老地名的内涵和新地名的由来;最后，利用专题宣传、新闻专栏的方式，对地名文化进行进一步的宣传，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良好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基金项目：2018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湖南地名信息服务模式研究》（18C1393）。]

参考文献：

[1] 陈政，陈国生，戴鹏飞，等.城市化进程中湖南村镇地名文化保护研究[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5）：117-120.

[2] 郑俏.城市化进程中杭州的地名文化保护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 辛成.长沙地名趣谈[J].新湘评论，2018.20：58-61.

[4] 王国平.城市化，别把地名的文脉割断[N].光明日报，2013.2.5.

[5] 王国平.有此地名就是一部长篇小说[N].中国文化报，2013.2.7.

[6] 陈淦璋.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镇化步入新阶段[N].湖南日报，2018.11.07.

[7] 彭雅惠.湖南常住人口逼近6900万，城镇化率达56.02%[N].湖南日报，2019.03.01.

[8] 6部门发文整治不规范地名：“中央、王府”不能随便用[EB/OL].[2019-06-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671152865420125.

[9] 李栋，何道岚，何有贵，等.广州老地名20年消失近2000个，广州之名源自哪里？[N].广州日报，2010.04.14.

（作者单位：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8）

[第一作者简介：萧烽（1967—），男，湖南常宁人，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通讯作者：汪辉（1983—），男，湖南常宁人，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