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底层写作中的“迷失”现象

郝焱 张丽军

内容提要：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作家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注和书写底层群体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状态。底层写作一跃成为当代文学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但也存在着某些被遮蔽的问题。本文在梳理新世纪底层写作的概念与特征的同时，从“故乡迷失”“身份迷失”和“叙事迷失”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对底层写作中的“迷失”现象进行探询。种种“迷失”现状，源自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乡村消逝、阶层固化，也源自作家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如何为底层写作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当下依旧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  底层写作  故乡迷失  身份认知

关于底层写作的定义，至今尚未有明确定论。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底层群体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文化资源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①。在这一意义上，底层写作的特征可以表述为：选取底层题材，利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现状;其所表现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城市打工者、无业者等弱势群体，以及一些作品所塑造的“失败青年”等形象。

追根溯源，“底层”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早在上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著作《狱中札记》中就使用了Subaltern Classes（即“底层阶级”）一词，指向欧洲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无法占据主流话语权力的社会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底层”概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在中国，对底层的关注最初是从文坛开始的。自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作家就有意识地关注农村问题，朦胧的“底层意识”开始萌芽。20世纪末期，随着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底层”研究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文学界人士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底层。文学评论家蔡翔于1996年发表文章《底层》，在回忆自身的底层经历的同时，对19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展现在读者面前;1998年，《上海文学》第7期刊登文章《倾听底层的声音》，高调倡导作家们要以强大的人文关怀与普世价值进行“底层写作”;2001年，李师东在小说集《生活秀》的序言中指出，在“底层写作”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的视角开始下沉，自觉地将目光深入生活的内里;李云雷则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中指出，自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已经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作家和学者的积极探寻，促使“底层写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一跃成为当代文学领域一个全新的关注焦点。而在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中，一种“迷失”现象格外引人注目。

一、故乡迷失：日暮乡关何处是？

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透露出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作品所描绘的群体，都可以概括为“告别土地的一代”或“失乡的一代”。底层群体告别乡村，来到城市，在繁华城市的边缘寻求开启新生活的机会，却因为种种原因四处碰壁，经受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这些告别了土地的人自然而然生发出了一种思乡之情，在自我生命体验中画上了一抹浓重的“乡愁”色彩。

“乡愁”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中国人的乡愁情结向来浓厚，受传统宗法秩序的影响，“落叶归根”的思想早已被内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概括而言，新世纪底层写作中的“乡愁”有两层含义，一是思念故土，二是思念故人，底层群体在对故土与故人的思念中获得精神慰藉，弥补心灵空虛。在诸多作家笔下，底层群体眼中的城市与乡村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城市是文明开放、富裕繁华的，乡村则是贫穷落后、闭塞无知的代名词。但对于游荡在城市的底层群体而言，尽管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金色的美梦，但这美梦似乎与他们无关，或者说，他们只是造就美梦的工具而已。他们始终是不被城市接纳的，他们的“根”自始至终都虚浮在空中，当看清了城市生活的冷漠与残酷，在城市车水马龙的街巷中迷失方向、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容身之所时，这一群体就会把目光回转到生养自己的乡村。因“无根”而乡愁更浓，在此刻，乡村代表着静谧与安心，甚至承担起一定的洗涤心灵、净化灵魂的功能。

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以一条叫做“太平”的狗作为线索，讲述了神农架丫鹊坳的农民程大种进城打工的遭遇。“太平”原本是一条神农架的赶山狗，它在森林里成长起来，曾对着野兔、锦鸡狂吠，与凶猛的野猪厮杀，在属于它的丫鹊坳自由散漫而奔放地生活着。流淌在血液里的忠心，让它选择跟随主人在城市中冒险，经历了城市中的人情冷暖和九死一生之后，“太平”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乡村，主人程大种却在城里的黑工厂死去。小说多次提及这一人一狗因被城市拒斥而生发出的对家乡的思念。程大种被城里的姑妈扫地出门，无处可去，只好带着“太平”在高架桥下抵御寒潮：“城里的风像刀子，因为你没地方可去，没有一个可躲避的茅棚或山洞。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房子，可你进不去。高楼高得望断颈子，无数个窗口和门，那不是你的。”②“丫鹊坳的家没有这么明亮，可温暖，家中四壁被烟熏火燎像刷了一层黑漆，特别是厨房旁边的火笼屋。”③偌大的城市，却没有属于程大种和“太平”的一方天地，每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他们总是会借着风，将思绪吹向隐藏在神农架森林中的丫鹊坳，在梦中重温故乡的亲切与家的温暖。在“太平”逃离黑工厂后，作者写到：“它的身子上沾上了地气，就会从死亡中活过来。地气有一种让生命复活的伟力，只有在大地和山冈上生长的狗，才能接受这种地气的灌注，死而复生。”④程大种在残酷黑暗的城市森林中迷失了，幸而“太平”带着瞎掉的眼睛和开了岔的耳朵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太平”的归乡，就是程大种魂灵的归乡，在漂泊无依的城市边缘，这些从土地上走出的底层群体最思念的，是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苦苦等待的妻子儿女，“乡土”是迷途之人最后的心灵慰藉。周述恒在小说《中国式民工（一）》中，借打工少年小林之口，写出了城市底层务工群体对家乡的浓浓思念。城市的车水马龙与流光溢彩，让刚刚踏入新世界的少年应接不暇，在都市华丽的灯光中，小林脑海中浮现的是顶着烈日、低头劳作的父亲，在灶台边制造出袅袅炊烟的母亲，还有在田间地头追逐打闹的小伙伴的身影。罗伟章于2005年发表的小说《我们的路》，同样向读者展示了底层群体对故乡的怀恋。流连在城市的打工者们，穴居于狭小逼仄的工棚与城市边缘摇摇欲坠的烂尾楼中，为了在城市中获取生存机会，他们出卖时间，出卖力气，甚至出卖肉体，出卖尊严。十六岁的春妹沦为有钱人的玩物，大宝被工地老板看作是赚钱机器，没日没夜地遭受折磨，小贺更是为了要回自己应得到的工钱丢了性命……当这些身处底层的打工者的心灵在城市遇冷，对家乡的思念便也不可遏制：“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⑤故乡的人情风物是民工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庞大城市中生发出的孤单落寞，都因对故乡的一份牵挂而有了寄托。

除了对故乡的思念与牵挂，底层群体所生发出的另一种“乡愁”之声，是“故乡迷失”。如果说，能够走出乡村，却无法走进城市，是造成底层群体“无根”生存焦虑的重要原因，那么“乡村的失落”，则直接导致了无数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无家可归、无故乡可思。底层群体在城市中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都奉献给了一座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但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几乎无法得到相应的价值肯定与人格尊严。在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无数人将故乡当成是心灵的依托，但却悲哀地发现，曾经让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早已回不去了。有些人在走出乡村、走出大山之后，却眼见留守在故乡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城市向来路回望，看到的只是一间空空荡荡的房屋，甚至连老屋也不在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对这一“失乡”情境进行了描摹。小山村里飞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涂自强，满载着全村人的希望去武汉求学，渴盼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造化弄人，在涂自强准备考研时，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选择了匆忙就业。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的生活即将走上正轨时，家乡的老屋突然垮塌，母亲被砸伤，涂自强放弃了工作，并将母亲接到城里加以照料。对于离开家乡的涂自强和母亲而言，“故乡”已经仅仅是一个记忆中的符号，父亲的离世、老屋的倒塌，彻底封死了他们回乡的道路，故乡已经没有能够让他们记挂的人或物，因此，他们只能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底层尽力谋生，无奈地掩藏这份乡愁。而涂自强在查出绝症、独自一人踏上死亡之路时，母亲也就永远失去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故乡”。孙慧芬创作的小说《民工》，同样塑造了一个失去了精神故乡的底层打工者鞠广大的形象。鞠广大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代表，他勤奋朴实、正直善良，靠着自己的双手和使不完的力气在城里工地上赚钱。他扛住高强度的打工生活，扛住城市的排外与冷漠，为的就是跟妻儿过上好日子。可是当鞠广大得知妻子柳金香意外去世的消息时，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一切努力也失去了意义，悲伤到无法哭泣的鞠广大，无可奈何地失去了精神上的“奶与蜜之地”。

隨着城市化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乡村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乡村将土地出卖，换来的是一座座工厂，尽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无疑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工厂飘出的废气污染了乡村的蓝天白云，空气中飘浮着化学物质的味道;河流因工业废水的任意排放日益浑浊，又因违规挖沙而变得处处是暗流，不知夺走了多少孩子的生命;成片的农田被荒废，从前满心满眼的绿意渐渐消失;曾经四季美丽的群山，也因为无限制地砍伐树木和开采石头而变得光秃，下雨时甚至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美丽静谧的家乡已经成为只能留存在回忆里“回不去的远方”，“乡愁”变得无处寄托。吴君创作的小说《亲爱的深圳》中的主人公李水库，对此就有着深刻感触。深圳的美丽确乎是迷人的，但却让他感到无所适从，都市的发达与现代气息带给他的是无处安放心灵的惶惑，李水库的内心依旧怀恋着故乡带给他的安稳静谧。农村的新鲜空气和一望无际的庄稼，让整日穿行在都市迷宫般的高楼大厦之间的李水库无比想念，张曼丽却一语戳破了他的美好幻想：“现在农村还有新鲜空气吗？到处都在挖山挖石头，大片大片的土地荒掉了，你在哪儿见到了美丽的庄稼？你真是一个臆想狂。”⑥赵德发在小说《人类世》中，同样描写了古老村庄的消逝：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让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只能选择成为城市边缘的拾荒者。孙参自小失去父亲，母亲靠捡垃圾为生，将他们姐弟俩抚养长大。受尽同行欺凌的孙参，靠着自己的智慧与凶狠，在“垃圾王国”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在姐姐的点拨下了确立了做“人上人”的目标，终于走出了垃圾场，创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然而，为了牟取更多财富，孙参用尽手段填海造陆、开山取石，甚至将村庄变成了回收城市废品的垃圾场，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已黯然消逝，离乡者又能如何妥帖地安置这份“乡愁”？

不单单是自然环境的改变，转型时期的“人心之变”更是令人无法忽视。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在城市中发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也在对财富与权力的狂热追求中渐渐异化、失去本心。在胡学文的短篇小说《命案高悬》中，尽管处于权力最底层，护林员吴响还是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工作职权，威胁村里的女性与之发生关系，尹小梅却是一个例外。尹小梅在乡政府离奇死亡，而她的丈夫却选择拿了八万元赔偿后缄默不言，吴响便怀着对尹小梅的歉疚踏上了寻凶之路。在吴响寻找真相的过程中，胡学文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态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权力被当做是纵容欲望、伤害他人、遮蔽真相的工具，乡村普通民众面对权力遮罩无力逃脱，曾经的美丽乡村不知何时堕落成了“底层陷落之地”，吴响的执着追问，最终也因多方压力下的命案高悬而归于“无响”。曹征路的中篇小说《豆选事件》，同样讲述了乡村渐渐消逝的传统与复杂纠缠的生活现实。方家嘴子的村长方国栋家族背景显赫，在乡里横行霸道，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一次菜花地开发事件，彻底引起了退伍军人方继武的不满，他鼓动村民，联络方继仁和他的老婆菊子，要求在方家嘴子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即豆选），却敌不过方国栋多年来在村中的势力和软硬兼施的手段。就在选举结果看起来毫无悬念之时，菊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吊死在方国栋办公室的门框上，使得乡亲们怀着愧疚将票投给了方继仁。所谓的“民主选举”被权力操纵，家族势力竟然能够左右党政权力，甚至将权力变为“世袭制”。底层民众失去了应有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权利，只能屈辱地在权力的压榨下求取生存的机会，当“民主”的可能呈现在他们面前，屈服与忍受却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积重难返。曹征路用这样一个看似荒诞又真实的故事，赤裸裸地揭露了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野蛮生长。记忆中温暖安详的故乡消逝了，每一个想要回到故乡的城市“无根者”，都失去了心灵最后的避风港，在城市街道上孤单徘徊的背影中，多了些“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凄凉与无奈。

二、身份迷失：“我到底是谁”的

认同追问

社会身份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⑦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体是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因此，人对自我形象的感知与认同，离不开社会与集体中某些已经被塑造完成的理想形象的参照，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与参照中，个体才可以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所处位置作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从而在社会认可中得到满足。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几乎在每一部作品的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渴望认同”的心理需求，但无一例外，这种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的，抑或是徒劳无功的。

陈应松在小说《马嘶岭血案》中，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关于尊严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故事。“我”和九财叔为一支来自城市的金矿勘探队做挑夫，看似简单的事情，却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血腥杀人事件。勘探队员与“我们”的生存境况可谓是天差地别：他们住在温暖的帆布帐篷与鸭绒睡袋里，我们却住在四处漏风的塑料棚子里，徒劳地用一床破棉絮御寒;他们拥有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住在城市明亮宽敞的大房子里，每个月有多达几千元的收入，“我”与九财叔从未走出过这个闭塞落后的村庄，“我”赚钱是为了养活心爱的女人水香和未出世的孩子，鳏夫九财叔则为养活三个女儿日夜忙碌，扶犁、背篓、赶集、担柴、照秋收秋……所有的活计都需要他一个人做，生活的重担几乎要把他压垮，却总也看不到哪怕一丝希望的微光。在与勘探队员相处的过程中，两种生活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逐渐在当下生活体验和自我身份确认上产生了认知偏差，“我们”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渴望着得到勘探队员们的尊重和信任。但这些“城里人”打心底里看不起“我”和九财叔这样的“乡下人”，甚至对“我们”进行捉弄。在这样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自卑、惶恐与愤懑，“克扣工资事件”无疑更加激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最终将陷入绝望境地的九财叔和“我”逼上了作恶之路。《马嘶岭血案》的悲剧，恰恰反映出了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对等关系，城市不曾想过真正接纳来自乡村的底层群众，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缺乏同理心，甚至呈现出高高在上的冷漠姿态;底层群体想要在他者对自己的尊重中完成对自我形象的感知和塑造，却在一次次的失落中导致心理失衡乃至畸形，最終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人性。

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使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沿袭已久的户籍制度，一度被看作是农村与城市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转型的来临，体制壁垒日益消弭，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此刻也成为农民背离乡土最原始、最直接的驱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被看作是一次巨大的人生飞跃。由此，城乡迁徙成为了一股时代大潮，无数农民怀揣着“城市”绮梦，从单调的乡村走向富丽繁华的城市，去寻求更多的机会，获取更多的财富。受到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种种限制，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方法较为单一，要实现“农转非”，更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通过“招工”，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是当时许多农村青年的共同追求，农村女性更是以嫁给正式工人为荣，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稳定和体面，更意味着可以以“工人家属”身份进城。刘庆邦《家长》中的主人公王国慧，便是一名惹人艳羡的“工人家属”。她的丈夫何怀礼在城里的煤矿工作，借着煤矿出台的新政策，王国慧和儿子把户口迁到矿上，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村里人陡然对她生出了许多羡慕与尊重。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农村姑娘麻玉华以嫁给王国慧的傻儿子为筹码获得城市户口，更加说明了“城里人”的身份标签对于农民群体的巨大诱惑。但拥有了城市户口，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社会的交往之中，人的身份大多数情况下要以社会作为参照系。户口身份的转变只是一个门槛，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是缩小乃至消弭城乡之间的文化与习惯差异，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认同，否则，户口的转变永远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这一群体则会始终处于既无法融入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的精神“无根”的生存状态。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同样描写了底层群体在城乡之间无处归属的无奈徘徊。城市打工青年郑大宝，在春节过后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为此他丢掉了工作，并被老板克扣了两个月的工钱。当他怀揣着漂泊的游子对家乡的思恋归来，却发现故乡已然失落。记忆中生机勃勃的故乡受到外来事物的冲击，如今只剩下荒芜破败;而见识了城市的繁华兴盛之后，“郑大宝们”又难以再次融入故乡的芜杂和贫困之中。正如罗伟章在小说结尾所揭示的：“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巨大泡沫，打开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无穷幻想。商品成为了新的价值符号，消费观念与消费水平的不同，甚至可以将社会划分为几大阶层，经济实力正逐渐代替政治因素，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重要价值标准。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兴》中，借小饭店老板老铁之口揭开了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城里人认为，打工者的确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成为了城市治安的巨大威胁：“偷盗、抢劫、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富人温柔，人穷了就残忍。”⑨在消费社会的逻辑里，财富居然成为了衡量道德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无疑是对底层群体的傲慢与偏见，荒诞又讽刺。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则书写了这样的情节：从农村来到都市的陈金芳，由于自己的土气受到同学们的嘲笑与排挤，为了寻求城市的接纳，她努力改变自己的外表，上学的时候偷穿姐姐的衣服，在班级里抹口红、打粉底、穿耳洞，用烫红了的烙铁烫头，却依旧被同学们用“虚荣”二字排斥在外。长大之后的陈金芳改名为陈予倩，首先在姓名符号层面上割断了自己与“土气”的联系，而她身上堆砌的卡地亚丝巾、古驰坤包、昂贵的高跟鞋，以及她所拥有的代表着文化与财富的英菲尼迪越野车，无一不显示着她与这座现代化消费型城市的高度融合。过去土里土气的陈金芳，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了。她听高端音乐会，开party，在艺术投资界似乎也做得风生水起。陈金芳用这些标志着社会身份的商品，将属于过去的自己的印记和自卑遮蔽起来，通过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期盼得到城市的认同与肯定。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浸染中，陈金芳已经认定，要在这滚滚红尘中寻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应该拥有无数的金钱财富与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这样畸形的价值观念，早已为陈金芳自我身份迷失的悲剧作好了注脚。

但恰如石一枫所言：“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⑩底层群体在城市中获得容身之所与谋生之法并不困难，可是要获得城市的真正接纳谈何容易？阶层的日益固化，使得陈金芳这类人始终徘徊在城市围城之外，她们为了挤进这座围城气喘吁吁、头破血流，到头来却发现她们仅仅是在城市中苟且“生存”，体面“生活”的理想依旧远在云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尽管经历了艺考失败、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却依旧可以依靠父母和熟人的关系在社会上混得不错，甚至可以充当陈金芳与“b哥”之间的介绍人;而陈金芳一路从农村走来，想方设法留在北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自己的身体乃至道德都作为可以出卖的对象，却始终处于被城市拒绝的状态。表面看来，“成功”以后的陈金芳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如鱼得水：“同时和几条脉络上的人打得火热，许多圈子之间原本相互排斥，但提起她却都颇为认可;不管在哪儿，她一出场就能成为核心人物，几乎不用抢，风头自然而然地转向她了。”在陈金芳变成“陈予倩”之后长袖善舞、风光无限，但这样的“风光”是建立在虚幻的金钱泡沫之上的，当陈金芳破产之后，身边的人对她弃之如敝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与第一代进城人员相比，王国慧、陈金芳等第二代进城人员的人生追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前者所追求的更多是经济利益，是在城市中赚钱之后回到故乡，安安稳稳过日子;而后者在追求金钱的基础上，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更大的野心，希望自己转变身份以融入城市。但城市固化阶层的排他性，导致他们实现理想的道路荆棘密布，对“陈金芳们”而言，“活个人样儿出来”几乎要竭尽一生的努力。渴望认同的欲望渐渐膨胀开来，不甘心回到做“陈金芳”时平淡灰暗的日子，又无法真正成为“陈予倩”，“我到底是谁”的追问久久在天空回荡，在重塑和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底层群体就这样迷失在庞大城市的灰色角落里。

三、叙事迷失：“被想象”

“被建构”的底层

李云雷认为，处在弱势地位的底层群体，并非是社会发展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它不仅要打破意识形态、市场、精英在文学上的垄断，讲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而且要以文学的变革为先导，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真正体现出底层的利益与力量，从而改变现实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底层群体可以被看做是影响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也许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作家与学者将目光投向底层，掀起了一股“重视底层”的文艺思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底层写作波澜壮阔的大潮中，一些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其中最不能被忽略的，即底层写作逐渐走到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灰色地带”。一些作家开始在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上迷失方向，有意无意地制造“想象共同体”，这些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群，无奈地成为了“被建构的底层”。

受文化水平、生存压力和社会地位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底层群体很难有机会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绝大多数时候，只能让专业作家群体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与发声筒。但作家终究还是距离底层太远了，有些已经从壅塞穷困的底层环境逃离出来的作家，或许的确经历过切实的苦难，但当他们抽离出来，习惯了城市生活之后，再对那段苦难的历史进行回望时，却发现已经无法准确、深刻地把握这份沉甸甸的苦难。正如贾平凹所言：“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于是，他们只能依靠残存的苦难记忆，对底层群体的生活进行失却了真实的描述。另一类作家则从未体验过底层生活，他们从小生活在城市，在象牙塔中接受教育，尽管想要关注底层、反映底层，却无法真正地深入底层、了解底层。他们对底层群体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书写仅仅依赖于想象，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始终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书写。“底层”对于他们而言，或许仅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存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当代作家的底层书写，在诸多细节的处理上，都呈现出一种夸张的失真，甚至为了达到强调苦难、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奇观化书写模式。例如，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勤劳、刻苦、善良的底层青年涂自强，似乎这短暂的一生都浸泡在苦难之中，始终都在命运的安排下随波逐流、无法反抗：考研时，父亲意外去世;步入社会投身工作时，公司老板携款逃跑;将年迈的母亲接到城里后，为了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拼死拼活地工作，却依旧逃不开“徒劳自强”的宿命，最终积劳成疾，查出癌症……面对苦难，涂自强的确从未认输，但令人不解的是，涂自强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他的人生似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在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却作出了与一般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无甚差别的职业选择——依靠体力劳动在这座城市安身立命。试问，这样的情节设置，是否符合現实逻辑？此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小说也难以让人信服——上过大学、参加工作后的涂自强，为了省钱而去大学舍友出差住的酒店洗澡，却因为不会调节淋浴器而慌忙给舍友打电话求助。极端化的叙事方式，看似强化了涂自强生于底层、长于底层、却又无法从底层脱身的悲惨命运，实则经不起读者的细细推敲，反而弱化了小说的可信程度与叙事张力。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底层写作中可被挖掘的新题材的数量越来越少，不少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种题材类型上的同质化倾向。例如，将城市与农村进行简单而激烈的二元对立，常常是作家进行底层写作时容易陷入的一大误区。在作家笔下，“罪恶”极易成为城市的一大标签，弱肉强食、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似乎是常态，冷漠与轻蔑写在每一个城里人脸上。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一旦进入城市，不是受到城市的影响之后发生心灵异化，就是在城市中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成为“罪恶”城市的牺牲品。这样的书写模式，在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的主人公程大种从丫鹊坳来到武汉打工，本想投靠城里的姑妈，却遭到姑妈泼妇一般的白眼与鄙夷：“人到了城里就没个尊严了，就把脸皮取下来让人当茅厕板子踩。自己的亲姑妈都这样对待自己，还能指望城里什么人？”程大种所在的施工现场泥泞难行，工棚肮脏不堪，天天泡在施工处污水里的双脚红肿瘙痒;因工地塌方受伤的工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不得不将双腿锯掉;而最后吞噬了程大种生命的工厂宛如人间地狱，被工厂主剥夺自由，没日没夜如奴隶一般工作，人的个体生命在那里卑微如草芥，更遑论尊严？人尚且如此，作为狗的“太平”在城市之中则经受了更多恶意。被主人卖给屠狗匠之后，“太平”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同类展开了生死决绝的斗争：“老狗、疯狗、伤狗、白痴狗、残狗、饿狗，大家共同要学会的就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如何显示自己的自私和暴虐。”陈应松笔下的城市是暴力、残忍、血腥的，我们极少能看到城市给予底层群体的善意与尊重，看到的只是他们在黑暗城市中的无可逃遁、无法抵抗。

在城市的罪恶被放大的同时，部分作家又对乡村给予了无限宽容与超脱现实的美化想象。乡村客观存在着的贫穷落后、愚昧封闭等被刻意遮蔽了，留下的只有古老而朴素的真善美传统与浓厚温暖的人情味儿。我们能够理解，作家想要通过这样泾渭分明的对比书写，突出和放大底层群体所经受的苦难，在增强作品感染力的同时，将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注入到作品中。但正如洪治纲对“苦难焦虑症式”书写的批评：“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此外，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示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例如，部分作家在表现底层群体中女性命运的沦落时，将小说推向俯瞰底层社会伦理道德崩溃的高地：曹征路的小说《霓虹》《那儿》、刘庆邦的《兄妹》、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贾平凹的《高兴》以及孙慧芬的《天河洗浴》等作品，几乎都涉及到了底层女性出卖肉体、成为娼妓的情节，有的是为了应对家庭的经济困难，有的是因虚荣心而没有抵挡住诱惑，尽管她们的出发点不同，却走向了同一种命运——底层女性似乎无法逃离既定的命运，一切生活的困难与不幸，都需要经由肉体的堕落来救赎。这样的情节设置的确渲染了作品的悲剧气氛，但却将其带进了单一性和过分戏剧化的死胡同，似乎是为了表现苦难而故意设置苦难、夸大苦难。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底层苦难而陷入极端化书写的窠臼，底层文学作品将丧失自己的独特性与生命力，很难带给读者深入灵魂的感动与理智的思考，仅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出现，只能让读者感受到同情、迷惘与无奈。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重视底层、书写底层，坚持底层视角与底层立场，关乎对社会平等和重建人文精神的吁求。在蔡翔《底层》、刘旭《底层能够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以及蔡翔与刘旭共同书写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等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底层群体生存状态与生命诉求的努力：“知识分子对底层问题的关注，不仅在满足于对底层悲惨生活的发现和揭示，而是意在由此来激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并由此重建知识分子立场及其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在底层群体逐渐走向“被建构”的命运之途时，有些“不一样的声音”为底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陈彦的《装台》、梁晓声的《人世间》写出了身处底层的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担当，乔叶的《拆楼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最新出版的《梁庄十年》，则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介入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同样涉及到从农村去往城市的底层群体坚韧而隐秘的生存现状，为这些徘徊在城市与乡村、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群体提供了“为自己发声”的机会，这对撕掉长久以来存在于他们身上的“被建构”的标签而言意义非凡。或许，作家们可以沿着这一路径，开创底层文学的全新书写模式。此外，“打工文学”的出现，更意味着真正意义上“底层”批判力量的增强。这种由城市打工者进行的文学创作，无比真诚地记录了处于城市底层地带的他们所感受到的酸甜苦辣、离合悲欢。他们以文学的力量介入自我主体，在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学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关怀、疏导与慰藉，让社会听到底层群体的动人心声。这些“不一样的声音”，或许恰恰可以为正在“迷失”的底层写作指明新的前进方向。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作家群体以直面社会人生的勇气、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以及宽厚博大的人文关照，书写城市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困境，挖掘、展现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现实矛盾，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时代的飞速发展，敦促着无数的作家与学者为底层文学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发挥文学映射现实、关照现实的作用，用饱含深情的文字，为底层群体发声，在对现实主义传统和自我的继承与超越中，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底层写作与底层文学的发展仍旧没有完结。感知黑暗之痛楚，是为了寻找新的通往光明的路径。如何纠正在底层写作道路上的偏離与迷失，破解新世纪底层群体面临的种种生存迷茫与心灵挣扎，则是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②③④陈应松：《太平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第13页，第48页。

⑤罗伟章：《我们的成长·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⑥吴君：《亲爱的深圳》，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⑦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社会》，2004年第5期。

⑧罗伟章：《我们的路》，《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

⑨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⑩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第65页。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贾平凹：《秦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2页。

陈应松：《太平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第19页。

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晋海学：《文本的选择与偏爱——新世纪文学批评与曹征路、李锐的底层写作》，《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