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旧人物”的精神悲剧

朱萌萌

摘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在新的大好形势下暗藏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从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物进入新时期后有种种不适感，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交织在这类人物群像的内心。对于与社会变革潮流处于精神对垒的这类人物形象，在文学中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刻挖掘与新时期格格不入的这类群体，对于研究经济变革的深入影响与经济变革中他们的矛盾心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旧人物”;矛盾心理;精神悲剧;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9-0017-02

一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经济变革、政治政策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经济变革的历史，生产关系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关系改革的过快过猛，导致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中国是农业大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自然在农村经常引起大的轰动，农村题材的长期写作传统也经久不衰。而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显示出种种的“不适应”感。处于新旧交错时期，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国人难免要经历“阵痛”和担忧，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此类典型的人物形象。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发表于1982年《人民文学》第1期，矫健的《老霜的苦闷》发表于同年《文汇报》第1期，这两部短篇小说均获得该年度优秀小说奖，是研究新时期社会的快速行进中的“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改革的历史潮流中是感到痛苦无助的，相应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这样的群体形象，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历史境地之中。

1不仅仅是“留恋”的矛盾心理

在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中，作为“合作化的带头人”和“人民公社化的举旗人”的巩大明，鬼使神差地走到了生产队的牲畜分配到户的场面中来。他与整个院子里热闹欢腾的和谐气氛是不相融合的，脑海中历史镜头的切换，徒增了巩大明的悲哀和愤怒。而在矫健的《老霜的苦闷》中，老霜则沉浸在过去的荣誉里，每每内心不快时就用小厢房里的奖状安慰自己。在与老茂的终日周旋中，形成了“看与被看”模式，老霜在新生活里甘愿做一个“监视者”。他们对经济变革都是充满着忧虑和不安的，“集体意识”、“社会主义”这些观念被他们固执地坚守着，显得与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格格不入;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身的优越性渐渐地隐没起来。

巩大明作为老资格党支部书记，对于上级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记不了那么多，但他觉得所有理论的‘老根早被他抓住了：集体——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主义。[1]”他成长在“左”的理论熏陶下，对眼前分配牲畜的做法厌恶极了，但是他又不能不支持这一重大决定。在巩大明心里，“社会主义”是大于一切的，他容不得别人对它进行“分割”，破坏它的完整性。巩大明的内心除了懊丧、烦恼之外，更多的是他对这个“破烂大家”的留恋与不舍，因为他在之前的生产关系里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同感和存在的价值感。现今一下子将他苦苦打拼大半辈子的根基给抽掉，把他赖以生存的“大家庭”给拆散掉，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立刻荡然无存了。可以说他是“与时代变革潮流处于精神对垒的复杂人物”[2]，同时也是受极左思想毒害的牺牲品。

老霜同样是老党员、老干部，监视着隔壁老茂的一举一动。他明知“溜墙根”是不光彩的事情，却又执着于此。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始终在践行着“为大伙”“为集体”的坚定信念，“我干的事，正大光明。总有一天，大伙都会知道的，知道我的心”[3]。作者像是在层层剥笋，一点点地解剖老霜的灵魂内核。而他有着与阿Q相似的“精神胜利法”，用过去的荣誉当成解救自己的灵丹妙药，得以有暂时的心灵宽慰。这便使他陷入思想的循环之中，迟迟不能与这世道和解。他过去的“财富”不但不能增值，反而成为老霜人生的重担，他走得步履蹒跚、颤颤巍巍。“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正直的心啊！然而，一个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走错了方向，这种愿望还有多少价值呢？[4]”作者也并非完全在批判他，话语之间透露着为这样有血性而又正直的人感到惋惜和悲哀。

以巩大明和老霜为代表的这类农村群体，他们像是这时代的旁观者，内心的抵触使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不仅仅是“留恋”，还有忧郁、烦闷、失悔、痛苦、茫然、无奈、悲凉等无法排遣的情绪。在农村历史大变革面前，他们已找寻不到使他们安身立命的支撑点，“他们的失去自我和找不到位置的悬空感，孤独感，他们的无法排遣烙刻在心上的历史传统幽灵的重压感，不正是犹如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了吗？这是一组特殊的人物，用‘落伍者‘怀疑者‘反对派来形容他们，都不尽准确。因为他们并不表现为理智的、自觉的反对改革，也不是暂时的怀疑彷徨，一度的失去平衡;他们主要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精神悲剧”[5]。

2在人物形象中揭示社会问题

中国农民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八十年代前期的农民群体正是社会建设中所亟需的一支主要力量，大批的农民先后响应国家的政策积极投入到一家一户化的生产中。而对于思想转过不来弯的农民来说，想要纠正他们偏执的思想并非易事。这两位作者正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真实而敏锐地审视着中国农村存在的痼疾，在文学的发展中突出社会变革的问题。

巩大明和老霜两位老党员受极左思想毒害至深，他们一心一意地跟着党的脚步走了二十多年，迷恋于之前的大锅饭生活，因为那里承载着他们的闪光记忆。当生产关系发生调整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他们却无法驱除内在的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势必成为孤独的“过时者”。巩大明二十五年来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和儿子巩清在与刘五婶交换牲畜的事情上发生口角上的冲突，年轻时被父亲责骂、年迈时又不被儿子所理解，但他以革命的名义在坚持着自己的初衷。作者将标题定为“不仅仅是留恋”，除了在说明掺杂在巩大明内心的复杂情绪之外，还暗示着对这位老汉的态度也是难以说清的。虽然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不是特别地有弹性、立体化，但是作者没有明确地要批判这样一位“势单力薄”的老汉，不是对于留恋的否定，反而趋向于肯定。作者处在那样的时代之中，深知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的思想是难以撼动的，然而“要一个繁荣幸福的大家，而不要‘破烂大家是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6]，这种相悖的选择暗含着在历史转折点他们是要被冷落的，只能“孤芳自赏”。作者没有把巩大明简单地处理成反面人物，结尾之处给读者直观的感受是作者是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来对待巩大明的，因為巩大明的形象在那一刻变得高大起来。党的新政策刚刚下达的时候，多数人是持观望态度的，半信半疑中往往夹杂着担忧不安的心情。老霜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持久的、难以愈合的，“老霜心灵上的悲剧在于，明明是在极左思想的桎梏之下却不自知，反而坚持要在自认是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即使是遭罪受苦也不想回头;明明党的新政策在他面前展现了灿烂的前景，他却视为歧途，不敢越雷池一步”[7]。他“自欺欺人”地从过去的奖状中汲取能量，但社会发展方向的错误判断使得整个家庭的气氛是压抑的，小孩子也奚落他，他是新时代的“零余者”。农村经济的变革反倒使他失魂落魄，“《老霜的苦闷》可说正是写了一只古旧的负载过重的破船，已经无力跟上乘风破浪的船队的悲哀和苦闷”[8]，他主动将自己搁浅在时代潮流里。作者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注入了复杂的内涵，字里行间都是在探索老霜的秘密、探究其性格的成因、打开老霜自我封闭的心理。在对有了老霜深入的了解之后，作者放弃了劝说这个顽固的老汉，他的态度不是特别明朗，对老霜既有所期待又充满同情。

3结语

“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都有落伍者。他们在精神上属于过去的时代，因而常常迈不过横在前面的一道历史的分水岭。不是历史有意遗弃他们，而是他们从精神到行动，都变得僵化、呆滞、卑琐，再也不愿或不能跟上极速前进的行列。”[9]无论是巩大明还是老霜，他们不是贪恋于过去的权力和荣誉，而是在迈进新时代的门槛时，他们的无所适从感和顽固而又卑怯的心理使他们不愿意跟随着时代的潮流迈向前去。现在看来，以他们为代表的人物群像是可悲的，但不能完全用现阶段的眼光来窥测八十年代前期的历史形象。历史的前进是一种错综交叉的合力，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落伍者”视为经济变革中的阻力和消极因素，应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关怀并使之与历史共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金河.不仅仅是留恋[J].人民文学，1982（1）：16.

[2]雷达.当前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J].小说评论， 1985（3）：11.

[3]矫健.老霜的苦闷[J].文汇报，1982（1）：46.

[4]矫健.老霜的苦闷[J].文汇报，1982（1）：48.

[5]雷达.当前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J].小说评论，1985 （3）：11.

[6]李清泉.以《不仅仅是留恋》为例[J].小说林，1983（9）：68.

[7]翟德耀.现代中国作家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83.

[8]雷达.当前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J].小说评论，1985 （3）：13.

[9]何西来.历史分水岭的那一边：论变革大潮中落伍者的艺术形象[J].小说评论，1985（3）：18.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