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院419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周伟 马天宇 娜荣华 代亚军

[摘要]目的探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我院）419例药品不良反应（ADR）的发生特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20年度上报至国家 ADR 监测中心的419例 ADR 报告，对患者的性别、年龄、给药途径、药物类别、ADR 涉及的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419例 ADR 中，女性患者数量（224例）高于男性（195例）;60～69岁年龄段的患者 ADR 发生率最高（111例，占26.49%）;口服给药途径 ADR 发生比例最高（199例，占47.49%）;ADR 涉及药物品种主要为抗感染药物（116例，占27.69%），其次为抗肿瘤药物（80例，占19.33%）;ADR 累及的器官/系统以消化系统最常见（136例，占29.82%），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结论抗感染药物及抗肿瘤药物是 ADR 监测重点药物类别，老年人是 ADR 重点监测人群，口服给药是 ADR 重点监测给药途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是提示 ADR 发生的重要信号。

[关键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用药安全;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0616（2021）24-0151-05

Analysis of ADR reports of 419 cases in a hospital

ZHOU  Wei    MA  Tianyu    NA  Ronghua    DAI  Yaju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entral Hospital of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Xilinhot 02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 in 419 cases in Xilingol League Central Hospital （our hospital）， and to promote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Reports of 419 cases of ADR in our hospital in 2020 reported to the National ADR Monitoring Center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d the gender， age，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drug category， organs/systems involved in ADR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Among 419 cases with ADR， the number of female patients （224 cases） was more than that of male patients （195 cases）. Patients aged 60-69 years old had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ADR （111 cases， accounting for 26.49%）. The proportion of ADR related to oral administration was the highest （199 cases， accounting for 47.49%）. The main drug varieties involved in ADR were anti-infective drugs （116 cases， accounting for 27.69%）， followed by anti-tumor drugs （80 cases， accounting for 19.33%）. The digestive system （136 cases， accounting for 29.82%） was the most common organ/system involved in ADR， and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were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Conclusion Anti-infective drugs and anti-tumor drugs are the key drug categories in ADR monitoring， the elderly are the key population in ADR monitoring， oral administration is the key administration route in ADR monitoring， and digestive tract reaction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are important signals of the occurrence of ADR.

[Key word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Monitoring; Medic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藥品在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领域为人类健康带来益处[1]。但在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常因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而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可能对患者造成生命威胁[2]。为了解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我院）ADR 情况，笔者回顾性分析我院2020年度上报至国家 ADR 监测中心的419例 ADR 情况，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ADR 相关的给药途径及药品种类、ADR 累及器官/系统和临床表现等，以探讨 ADR 发生的相关因素，了解 ADR 发生的特点及规律，为临床合理、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我院2020年度上报至国家 ADR 监测系统，并经上级 ADR 监测中心审核通过的 ADR 报告。

1.2方法

将 ADR 报告中患者的性别、年龄、药品种类、给药途径、累及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等信息录入Excel 表格并统计分析。药品分类方法参照第17版《新编药物学》的药理分类目录，ADR 累及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严格按照《WHO 药品不良反应术语集》规范定义。

2结果

2.1患者一般资料

419例 ADR 中，男195例，女224例，女性患者数量高于男性;患者年龄范围2个月～112岁，平均（58.76±18.39）岁，其中60～69岁年龄段患者比例最高，为111例（26.49%），见表1。

2.2 ADR给药途径

419例 ADR 中，涉及药品给药途径6种，其中

口服给药引起的 ADR 最多，为199例（47.49%），其次是静脉滴注给药，为172例（41.05%），见表2。

2.3 ADR药品种类及名称情况

419例 ADR 中，抗感染药物、心血管系统药物、抗肿瘤药物相关 ADR 数量居前3位。其中，116例抗感染药物中抗结核药、头孢菌素类药物引起的 ADR 分别为52例（44.84%）、21例（18.10%），见表3～4。

2.4 ADR累及器官/系统情况

依据 WHO 药品不良反应分类方法将419例 ADR 按累及系统/器官和临床表现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以消化系统损害最常见（136例，28.81%），其次是皮肤及其附件损害（81例，17.16%）和血液及造血系统损害（74例，15.68%），见表5。

3讨论

3.1 ADR发生人群的特点

由表1可知，419例 ADR 中女性患者数量高于男性患者，性别比例为0.87∶1.00。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胃肠中转时间较男性长，胃排空速率较男性慢，且胃酸分泌较少，导致药物在女性体内的生物利用度更高[3];其次，男女在体格、血流量和代谢酶等方面的生理差异也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药代动力学过程，最终直观地反映为患者的血药浓度，而患者的血药浓度水平往往与其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直接相关[4];最后，这可能与女性在月经、妊娠生理周期时对药物的敏感性高于男性有关[5]。

在年龄方面，患者最小年龄为2个月，患者最大年龄为112岁，平均（58.76±18.39）岁。其中，60～69岁年龄段患者 ADR 发生率最高，其次为50～59岁、70～79岁年龄段，发生率依次为26.49%、23.39%、15.51%，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可能有以下原因：①我院中老年患者居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生理机能及脏器功能逐渐减退，对药物的代谢与排泄能力降低，致使体内药物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参数也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导致 ADR 发生率较高[6];②多种药物联合使用。老年患者常伴有一种或多种基础疾病，存在多种药物合并使用的情况，药物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导致 ADR[7]。因此，在药物服务工作中，针对老年患者用药需更加小心、谨慎，尽可能遵循个体化用药原则，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微信群、智能手机平台等高科技手段，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与疾病防治管理结合，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为老年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延续性健康管理服务[8]。

3.2 ADR与药物给药途径的关系

419例 ADR 中，口服给药引起的 ADR 为199例（47.49%），其次为静脉滴注给药172例（41.05%），远高于其他给药途径引起的 ADR。相关文献[9-12]报道，静脉用药是引起不良反应的主要给药途径，其次是口服给药，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静脉给药的特點是药物可以迅速进入人体循环系统，虽然避开了肝脏首过效应，但其对人体的刺激也随之增强，导致 ADR 发生率随之增加。相比于静脉给药，口服给药虽然不能使药物立即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但依然会刺激胃肠道，致使患者发生胃肠道相关的一系列 ADR[13]。导致口服给药引起的 ADR 多于静脉给药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临床医护人员以准确判断 ADR 存在困难、报表填写麻烦、不了解程序、工作忙、怕造成医疗纠纷等为由漏报[14]，而药师本着“可疑即报”的原则上报工作中发现的所有 ADR。综合分析深层原因是管理部门对 ADR 监测的管理、宣传及培训不到位，致使医务人员懈怠 ADR 上报工作。因此，建议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建立培训宣传及奖励机制，通过开展培训考核、发放宣传手册及资料、绩效奖励等多种方式，加深医护人员对 ADR 的认知，提高其对 ADR 的上报率。

3.3 ADR与药品种类的关系

由表3～4可知，419例 ADR 中，共有146种药品。其中，抗菌药物引起的 ADR 为116例（27.69%），其次为抗肿瘤药物80例（19.09%）。在我院抗感染药物所致 ADR 中，以抗结核类药物最多（52例，44.84%）。为减少抗菌药物 ADR，监管部门需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督促医生严格遵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 ADR 的发生。其次为抗肿瘤药物，其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能会对机体的正常组织、器官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引起消化系统、血液系统、皮肤以及神经系统等的不良反应，使得 ADR 发生率提高[15]。然而有研究发现[16]，因患者之间存在个体化差异，其对抗肿瘤药物的反应不同，部分患者对化疗药物的疗效不敏感，部分患者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因此建议使用药物敏感性基因检测实现个体化用药，降低毒副反应的发生，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3.4 ADR与累及器官/系统和临床表现的关系

如表5所示，419例 ADR 中以消化系统损害最常见，发生率为28.81%。其次为皮肤及其附件系统以及血液及造血系统，发生率依次为17.16%、15.68%。这主要是因为：①药物口服经胃肠道吸收后在全身发挥作用或直接作用于胃肠道，因而药物最容易引发胃肠道不良反应[17];②多数药物都会与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引发过敏反应，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18];③抗肿瘤药物引起的 ADR 在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较为常见，这主要是身体为防止药物毒副作用产生的防御性现象[15]。因此在临床用药时，临床医生和药师可根据患者的基本情况、肝肾功能、用药情况、住院时间等因素建立风险列线图模型，以筛查出 ADR 高风险的患者，并做好针对性规避措施[19];而对于慢病“累积”状态的老年患者，需告知药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预防意识，便于提供及时、连续、高质量的管理服务[20];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基于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医院药物警戒系统，使 ADR 监测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医护人员 ADR 报告的效率及质量，为药品安全评价和科学监管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提升医院的药物警戒及合理用药水平[21]。

4结语

ADR 是药品的固有属性，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减少 ADR 的发生。通过对我院2020年度 ADR 发生情况的回顾性分析，总结如下：用药前临床医生和药师应充分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实施个体化给药;加强用药监护，尤其对于老年患者，用药过程中应仔细观察患者用药反应，发现异常则及时停药，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ADR 的监管，预测 ADR 高风险人群，及时采取规避措施，以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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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