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大环境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温彬 冯柏

2021年年初以来，全球经济整体走向复苏，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通胀预期忽上忽下、有效需求频繁波动、债务风险有所加剧、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等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不平衡因素明显增多，实际经济走势以及市场预期中的分歧加大，宏观政策调控的过程中面临更多掣肘。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向好，但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复苏动力有所减弱，稳增长压力逐渐加大。下一阶段，不均衡的复苏仍将是内外部经济走势的主要特征，为此，要按照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不均衡

进入2021年以来，主要经济体整体呈现加速复苏态势，但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均衡，既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等不同类型经济主体之间，又体现在经济不同领域的复苏进程的不一致上，还体现在经济复苏进度与预期的差距上等诸多方面。

群体免疫与疫情演变

疫情暴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采取了相对差异的抗疫策略，新兴经济体主要以严格的隔离防控措施为主，而发达经济体对疫情的控制更大程度寄希望于群体免疫的实现，疫苗接种的覆盖比例成为衡量群体免疫的重要标准。截至8月13日，全球23.4%的人口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马耳他、阿联酋、加拿大、以色列等国的完全接种比例超过60%，居于全球领先位置;新兴经济体接种进度偏慢，巴西的完全接种比例为23.2%，印度仅有8.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完全接种比例超过50%，正在向着群体免疫所需的接种水平接种，这部分经济体是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动力，何时能实现群体免疫以及群体免疫的效果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见图1）。

然而，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等疫情变种的出现，群体免疫的信仰再次遭受冲击。以色列经常被作为研究疫苗接种和群体免疫的一个样本，并从中推演出美国群体免疫的实现路径，从而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进行预判。进入2021年4月以来，以色列完全接种疫苗比例超过55%，并于7月中旬突破60%，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明显回落至百例以内，这期间，至少从疫苗接种和新增确诊病例数据上观察到的群体免疫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出现，导致7月下旬以来以色列新增确诊病例开始快速上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4000例。至少以色列的实例表明，群体免疫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病毒的变异为疫情走势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发达国家能否出现群体免疫、何时能出现群体免疫等尚未可知，疫情仍然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变量（见图2）。

经济复苏与就业波动

2021年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保持了较高预期。美国、欧

元区、日本的制造业PMI指数虽然月度之间有所波动，但基本延续了较高的景气度，表明市场对其经济的复苏相对看好。然而，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与预期存在分歧，反映经济实际恢复情况的指标还存在较大波动。

一方面是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6.5%，略高于一季度的6.3%，但远低于8.5%的市场预期;7月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1.1%，降幅超出市场预期，说明实际经济复苏并没有预期的强劲。另一方面是就业数据反复波动。就业状况是反映实体经济复苏程度的关键变量，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2021年二季度以来，美国就业反复波动。2021年4月和5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明显不及预期，美联储认为就业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维持每月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就业不及预期且波动较大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发放失业救济金补贴，导致就业意愿下降。随着补贴发放的结束，因领取救济金而不工作的民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美国就业状况有了改善，6月新增非农就业85万人，7月新增非农就业94.3万人，均高于市场预期，但就在最新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公布之前，7月新增“小非农”ADP就业仅有32.99万人，创下2021年3月以来的新低，一度引起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状况的疑虑和担忧。美国实际经济数据的不及预期和就业数据的反复波动，体现了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经济复苏的实质性改善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确认（见图3）。

大宗商品涨价与通胀预期回落

2021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一轮较快上涨。2021年价格最高点时，相对于2020年的价格低点，布油上涨235.2%、铁矿石上涨139.8%、伦铜上涨125.9%、动力煤上涨96.7%、螺纹钢上涨94.7%（见图4）。5月以来，相关品类价格上涨动力减弱或已经见顶回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推升了通胀水平，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5.4%，PCE同比上涨3.99%，均创近13年的新高;核心CPI上涨4.5%，核心PCE同比上涨3.54%，均创近30年的新高。7月，CPI涨势放缓，同比上涨持平于6月的5.4%，核心CPI回落至4.3%。

各方对通胀走势的预判仍存在分歧：一部分认为通胀指标高企且屡超预期;另一部分却认为通胀势头已经放缓，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通胀指数国债（TIPS）收益率之差衡量通胀预期，已经有所回落。其中，美联储对通胀持相对乐观态度，不仅提高了对通胀的容忍度，而且始终释放了通胀是“暂时”的信号。其认为，所谓“暂时”意味着通胀进程将会停止，虽然目前通胀远高于政策目标，但有望降至长期目标，而何时会下降却很难判断。

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的原因在于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价格传导尚不明朗。一方面是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能否持续。大宗商品供给限制逐渐减弱，但全球经济复苏增加需求，供需错配能否缓解以及缓解程度还存在不确定性。从近期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动力已经减弱，铁矿石、螺纹钢、动力煤、伦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落;OPEC+达成增产协议，计划从8月份开始每月增产40万桶/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压力;但整体来看，近期美国商品调查局（CRB）现货综合指数仍在震荡上行，且芯片持续短缺、国际运费屡创新高等，依然会给生产价格带来上涨压力。另一方面是价格上涨从上游向下游的传导是否通畅。目前来看，美国能源、交通运输价格涨幅最明显，其余消费价格涨幅相对温和，但居住、服务、能源等项目在CPI中都占有较大比重，这意味着其价格传导将更加顺畅，因此不能低估其價格传导能力和通胀风险。

美债收益率下行与美元升值

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是影响全球资产价格的重要基础变量，其走势备受市场关注。进入2021年以来，美债收益率走势整体呈现先加速上升、后震荡下挫、加快下行的阶段性特征。年初至3月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持续较快上升，从0.93%升至年内峰值1.74%，原因主要是美国疫情形势好转，经济开始加速修复，通胀预期较快升温。3月以来，美债收益率开始震荡下挫，并于5月下旬开始加速回落，与市场普遍预期相悖。主要是由于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美国财政部削减其TGA账户（Treasury General Account）余额，导致大量资金流入金融体系。6月10日，美债收益率跌破1.5%，虽然当月16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点阵图释放了可能提前加息的信号，短暂提振了美债收益率，但仍未能扭转下行趋势。7月初，美债收益率开始加速下行，一度降至1.19%的阶段性低点，除了前述的流动性宽松，还反映了市场对德尔塔变异毒株引起美国感染病例再度反弹、通胀预期降温以及制造业PMI等指标走弱所预示的经济基本面弱化的担忧（见图5）。

由此可见，2021年美债收益率走势不易预测，反映了疫情反复、经济复苏前景和通胀走势不确定等带来的市场预期出现分歧，是多空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近期，美元走势与美债收益率走势也出现一定的分歧。在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美元走势与美债收益率走势基本一致，年初至3月末为美元震荡上行阶段，创下93.2860的年内峰值，升值3.7%，反映了经济复苏加快，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较足。3月至6月中旬，通胀预期升温，对美元形成压力，美元开始震荡下挫，并一度跌破90点位，回吐了年初以来的全部涨幅。然而，在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之后，美债收益率进入加速下行阶段，但美元指数却开始走强，并一度升至93，反映出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较多，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担忧加剧，以及避险情绪的升温。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不同步

疫情后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复苏不同步，美国复苏步伐领先于其他国家。经济的不同步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不同步。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通常引起美元升值，对于那些外债依存度高、国际收支失衡、风险抵御能力弱的新兴经济体，将会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新兴经济体为维护本国金融稳定，通常会被迫跟进实施紧缩政策，在经济状况不佳时可能进一步引起对基本面的损害。一方面，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或启动加息，将推动美元升值，导致非美元货币贬值，引起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或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美国实际收益率的提高，将驱使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对外债依存度高和外汇储备薄弱的新兴经济体形成冲击。此外，美债收益率、美元等价格变动，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重新定价和金融市场波动，对于资产泡沫比较严重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主要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力度空前，2020年初至2021年7月末，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分别扩张4万亿美元、3.3万亿欧元和150万亿日元，扩张幅度高达96%、70%和26%。在大规模流动性宽松的影响下，主要大类资产价格持续攀升，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上升，金融脆弱性加大。美国就业改善和通胀上升的进一步确认，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提前的担忧。为应对通胀、汇率贬值、资本外流等压力，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经济体的央行已经提前开启加息进程。近期，美联储部分官员接连发表鹰派言论，预示着其货币政策转向可能提前，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见图6）。

国内经济复苏中的不均衡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2021年年初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但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本文认为，不均衡主要表现在：生产复苏领先于需求，供需动能逐渐减弱;外需恢复势头较强，内需恢复势头偏弱;投资需求结构分化，消费需求仍然偏弱;PPI较快上涨，CPI涨幅有限;大中型企业复苏基础较牢，小型企业复苏常现波动等。这些结构上的不均衡影响着下一阶段的经济复苏走势，需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

生产与需求的复苏不均衡

疫情后期，我国经济复苏整体呈现生产恢复快于需求恢复的特征。随着复苏逐渐接近疫情前的水平，生产的动能逐渐减弱。近期，生产的预期指标波动较大，也出现了预期与实际发生背离的情况。从景气指数上看，2021年3月以来，生产PMI指数整体上呈现回落趋势，7月回落至51%，为疫情以来的新低，说明生产扩张放缓。从实际生产情况上看，剔除2020年基数较低的影响，2021年1～2月至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自2019年以来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8.1%、6.2%、6.8%、6.6%、6.5%和5.6%，可见工业生产增速基本上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但近期开始明显降速。

生产的放缓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上涨对部分企业形成冲击。通常而言，上游企业规模相对大，更容易通过提高定价等方式将原材料涨价的影响转移出去，而中下游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产品定价自主性较弱，原材料涨价挤压了这部分弱势企业的盈利空间，甚至引起企业亏损、停工停产、供应链中断等。另一方面，近期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国内传播，导致部分地区重启隔离防控措施，或对生产形成一定制约。此外，近期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导致生产中断。

需求转弱是生产放缓的主要成因。从先行指数上看，2021年3月以来，新订单PMI指数整体回落，与生产PMI指数趋势一致，与内需和外需相关的进口订单PMI指数和新出口订单PMI指数均已回落至荣枯线之下，说明进出口订单萎缩。反映到实际经营中，企业融资需求和资本开支意愿减退，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结构明显变差，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规模为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的次低，票据融资新增规模加大，表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变弱。随着2020年基数的逐渐走高，生产增速将继续回落，但剔除基数效应，反映生产的真实动能的变化趋势还需进一步观察确认。最新数据显示，投资、消费都明显不及预期，表明需求有所乏力，仍然无法追平生产的恢复进度，生產和需求的不同步复苏将延续。

需求结构复苏的不均衡

疫情后期，我国三大需求复苏进度出现明显分化，经济修复呈现“出口+地产”双轮驱动的模式。2021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2.7%，其中，净出口拉动2.43个百分点，投资拉动2.44个百分点，消费拉动7.84个百分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明显高于疫情之前的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明显低于之前的年份。需求结构性差异的总体原因在于：2021年上半年受全球疫情形势好转，主要国家经济加快复苏，外需保持较强增长态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升高;内需处于持续改善中，投资和消费恢复进度亦有差别，由于上半年稳增长压力较小，财政发力相对克制，政府债券发行慢于预期，投资对经济的托底作用有所弱化。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走势将取决于出口拉动能持续多久，以及房地产调控升级后内需如何发力（见图7）。

对于出口而言，上半年我国出口金额保持了较快增速，但由于疫情反复、集装箱紧缺、航运不畅、恶劣天气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月度之间出口增速波动较大。剔除基数效应影响，2021年1～7月，出口金额2019年以来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10%、23%、10.2%、16.7%、11.1%、15.1%和12.9%，7月的两年平均增速相比6月回落2.2个百分点，但基于过往数据也具有较大波动的特征，尚不足以判断出口拐点的到来。

对于投资而言，从增速上看，剔除2020年基数较低的影响，2021年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自2019年以来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为4.3%，这一增速比1～2月、1～3月、1～4月和1～5月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快2.6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但比1～6月慢0.1个百分点，反映出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后有所放缓。从结构上看，三大投资领域呈现分化走势。制造业投资持续改善，在外需向好的带动下，1～7月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3.1%，比1～6月加快1.1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有所降温，在政策调控从严约束下，1～7月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8%，比1～6月回落0.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快回落，1～7月同比增长4.6%，两年平均增长回落至0.9%，比1～6月回落1.5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的回落原因在于稳增长的压力不大，财政发力有所收敛。2021年政府债券发行节奏明显慢于以往，以实际新增规模除以全年计划新增限额来衡量发行进度，2021年前7个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进度为37.1%，明显慢于2019年的78.4%和2020年的60.4%（见图8）。

对于消费而言，上半年消费整体延续稳步复苏态势，2021年1～2月至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19年以来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3.2%、6.3%、4.3%、4.5%和4.9%。但7月消费出现明显降速，两年平均增长仅有3.6%，比6月回落1.3个百分点。一方面，由于近期疫情持续演变，部分地区重启隔离措施，对消费复苏进程形成阻碍，旅游、住宿、出行、餐饮等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受到较大影响，制约消费的整体恢复。另一方面，消费复苏不及预期，可能是疫情改变了部分人群的消费习惯，消费场景的制约可能不是主要因素，关键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制约。例如，五一和端午假期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基本恢复至疫情前同期水平，但国内旅游收入较疫情前还存在差距，仍有较大恢复空间（见图9）。

PPI与CPI走势的不均衡

在国家多次作出保供稳价部署后，国内大宗商品涨价势头放缓，一部分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了回落，PPI于5月开始在高位波动。CPI走势处于低位震荡中，5月份以后持续回落。PPI向CPI传导不畅，二者剪刀差达到8个百分点，为有数据以来的新高。市场对于价格走势的讨论存在较多分歧，主要集中在PPI向CPI传导能否实现、通胀是否会高企等（见图10）。

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在于，不同领域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对于PPI而言，漲价的部分主要在上游生产资料。PPI走势与生产资料PPI走势高度相关，2021年5月以来，生产资料PPI同比涨幅持续超过10%，涨价幅度从上游向中游及下游传导，力度逐渐减弱。其中，采掘工业PPI同比上涨30%以上，原材料工业PPI同比上涨超过17%，加工工业PPI同比上涨超过7%。生活资料PPI持续保持温和水平，2021年年初以来历月涨幅不超过0.5%，这就导致了工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而生活消费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对于CPI而言，食品CPI同比涨幅处于持续回落中，7月食品CPI同比下降3.7%，创2017年4月以来的最大降幅。非食品价格却处于持续上涨中，7月非食品CPI同比上涨2.1%，创下2018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说明价格从PPI向CPI传导是存在的，而食品在CPI中占有较大权重，持续对CPI形成拖累，导致CPI在低位震荡。这样来看，虽然实体经济需求有所减弱，但价格总体上是上涨的，特别是观察除去食品之外的价格，已经初具上涨特征。

企业复苏的不均衡

不同规模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存在差异，在面临冲击时，表现出分化的复苏走势。总体来看，大中型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强，复苏基础较为牢固，而小型企业面临的自身和外部冲击因素较多，复苏基础不稳，表现在PMI指标上就是反复在荣枯线上下波动。从波动上看，大型企业PMI指数最稳定，从2020年3月份开始就持续在51%以上，月度之间波动较小，中枢在52%左右。中型企业PMI指数波动有所加大，自2020年3月份以来，曾在2020年5月和2021年2月回落至荣枯线之下，中枢接近51%。小型企业PMI指数波动最大，在2020年3月份以来的17个月中，有10个月低于荣枯线，中枢仅略高于49%，未超过荣枯线。从趋势上看，自2021年初以来，各种企业类型的PMI指数整体呈现稳中趋降的走势，大型企业PMI指数回落至52%以下，中型企业PMI指数已经回落至50%，小型企业PMI指数从5月起回落至50%以下，到达48.8%，并进一步回落至47.8%，创下疫情以来的次新低（2020年8月为47.7%）。从原因上看，小型企业复苏反复波动，既与小型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自身条件有关，也与近期生产成本增加、需求整体走弱等外部形势的变化相关（见图11）。

对下一阶段经济走势的研判

下一阶段，全球经济将在不均衡中继续走向复苏，我国经济也将在波动中恢复向好，短期的具体恢复情况除了取决于疫情走势，还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生产动能的维持水平、内外部需求的恢复状况以及通胀走势等。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全球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事件。美国经济基本面、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走势有望逐渐明朗，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几成定局，从目前形势上看，美联储大概率将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给出明确的削减购债安排，削减购债或在2021年四季度或明年初启动，进一步收紧的加息操作将在2022年或2023年启动。由于影响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势的分歧有望逐渐缓和，就业持续恢复、高通胀很难逆转，美债收益率继续下行的空间有限，年内有望在震荡中逐渐企稳回升。随着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的临近和落地实施，美元大概率延续走强趋势。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和美元的升值，都将为全球资产带来重定价风险，金融风险也将有所上升。

外需方面。发达国家疫苗继续普及和经济持续修复将是大趋势，有助于维持外需稳定。疫情反复冲击经济复苏进程，在降低外需水平的同时，也将减缓全球供应能力的修复进程，使我国出口仍面临一定的机遇。但是，随着主要国家经济的复苏，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对我国出口形成一定的替代。综合来看，下一阶段我国出口仍然可能有较大波动，预计下半年出口面临边际放缓的压力，但至少在年内有望继续对经济形成支撑，对经济的拉动力度减弱。

生产方面。目前产能基本上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生产进一步加快的可能性不大，生产增速已经出现回落迹象，下一阶段能否延续较高水平，还取决于企业盈利修复情况、内外需增长情况等多重因素。而随着2020年基数的走高，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呈现回落趋势，生产结构的改善将是提升内生动力的关键。

投资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压力的加大，投资有望加速，发挥稳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其中，制造业投资受出口影响较大，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份额等因素决定其短期内仍将以平稳运行为主，难有突然的较快增长。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房地产投资将逐渐回落，靠房地产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向其他动力切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望发挥托底经济的作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有关部门表示，一批重大项目陆续推进，6月份新入库的5000万元及以上的大项目达1万多个，环比增长11.6%。同时，财政支持有望加快发力，政府债券发行将加快进度。

消费方面。近期疫情演变导致部分地区重启隔离措施、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等，对消费形成较严重的冲击，特别是线下消费、服务消费复苏进程受阻，对消费的整体复苏影响较大。从目前来看，本轮疫情何时能解除重点城市的出行限制尚不可知，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夏季旅游旺季和十一小长假仍然受限，那么消费扩张大概率会继续放缓。此外，消费需求的回落，还反映出消费能力和意愿的不足，对于居民就业、民生、收入等方面的保障变得非常重要。

通胀方面。已经推出的大宗商品市场监管、加强供需双向调节等保供稳价措施逐渐发挥效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趋势逐渐放缓，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预计年内PPI将随着基数的上升而延续震荡回落。PPI向CPI的传导在非食品价格方面有望延续，但食品价格受猪肉价格回落的影响，难以扭转下跌走势，年内CPI将大概率保持在2%以内的低位波动。下一阶段，通货膨胀除了要关注基本金属和工业原料等走势外，还要关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6月末以来，南华农产品价格指数已经上涨了57点，涨幅达到6.5%，近期粮食价格的上涨和波动与气象灾害有一定的关系，农产品价格波动可能成为一个潜在风险来源。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将向潜在增长率水平逐渐回归。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理论值，采用不同假定和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往往存在差异，现实中判断潜在增长率也具有较大难度，甚至众说纷纭。从经验上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进的过程，经济增速逐渐回落至相对稳定的水平。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典型特征，2019年经济增速回落至6%。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在5.8%左右”;6月，央行行长易纲在2021年陆家嘴论坛演讲中表示：“如果从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来看，我们预测我国GDP增速将接近于潜在增长率水平。”综合各项因素判断，剔除疫情影响基数的因素，现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体在5%～6%区间。“十四五”以及更长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和新格局构建成效等因素，科技创新、生育放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发展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政策建议

经济的不平衡、不均衡复苏导致政策实施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掣肘。例如，面对通胀升温和就业波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陷入两难;面对美国可能的提前加息和本国经济复苏的不充分，新兴经濟体可能陷入货币政策是否跟随美联储收紧的两难，等等。我国经济领先于全球恢复，货币政策保持常态化操作，为接下来的政策调控打开了空间，但也要客观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均衡因素，加速增长动力的转换。为此，要按照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总体上看，2021年完成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年内稳增长的压力预计将逐渐加大。由于2021年经济增长基数较高，2022年经济增长压力也将更加突出。因此，要从宏观政策上做好衔接，搞好2021年与2022年、短期与长期的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政策实施和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并把政策用足在下行压力较大之处，逐渐稳固经济复苏基础，缩小复苏中的不均衡因素。

进一步提振内需。夯实强大的内需基础，是应对外需波动的有效手段，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要进一步挖掘消费的增长点，大力拓展新能源汽车、服务型消费、升级型消费等领域，加快完善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要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缩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大力提升财政效能，适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节奏，并做好2021年和2022年发行计划的衔接，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要加快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均衡问题，培育内生动力增长点。继续强化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应对原材料涨价等的冲击;加大对科技创新、制造业贷款、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加强科技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大对绿色发展等的支持，强化政策工具创新，发挥结构性的精准滴灌效果;加快配套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三孩”等要在财政、货币、金融、产业、就业等方面发挥政策合力。

做好风险防控。要夯实金融稳定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做好美联储货币政策提前转向的应对准备，防范好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资产价格泡沫、输入型通胀等风险;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搞“大水漫灌”，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与风险处置，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资金使用以及平台公司发展;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整顿房地产市场纪律，规范房企融资、建设、销售等各环节，精准化解房企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中小银行信用风险，加大对银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的支持力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其中温彬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