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词学活动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摘要】 王士祯原名王士禛，他与扬州的故事源远流长，任职扬州五年间，诗词和游记颇多，但因冶春和红桥而声名鹊起、蜚声文坛，其诗文具有自己独特的清新平淡风格，与以往的凄清幽怨风格区别开来而备受推崇。更值得称颂的是，王士祯组织和领导的广陵词坛的一系列酬唱活动开启了清代填词之风，为清代词坛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也为清词的中兴铺设了道路。扬州本就是风景优美的沃土，王士祯在此处受到滋养，与此同时也为扬州诗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王士祯;词学;扬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2-0037-03

王士祯诗文天赋极高，被评价为一代诗宗，在当时所处的主盟诗坛中被称为“泰山北斗”，并且结合自身独有风格创造出“神韵说”。当时所处清初时期，王渔阳的诗文创作可谓是顺应历史发展，也是当时诗文风格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受到推广，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当时和后世词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王士祯声名远扬的原因不只是他在诗文上的成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缘故就是他注重交友，然而并不是简单的交朋友，却是以文会友，相互学习、砥砺切磋。王士祯在交往上并不注重官位的高低和身份的尊卑，凡是对诗文方面有喜好的，不论贫穷或富有，甚至所处身份地位悬殊，他都能与之结交。王士祯的家庭环境也是促使他功成名就的一个重要因素，身处官宦家庭，书香门第，家境富庶，常常出现许多名人书客，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顺治十七年，26岁的王士祯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扬州素为东南优美名地，当时明末清初许多文士书客聚集于此。王士祯对于诗文的喜爱使得当地的许多名人书客与其进行诗酒文宴，其间交往非常密切，并共同提倡编文，其间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有《冶春绝句》，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了“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盛況。事后还有许多诗人撰写诗文描述当时的盛况，这一壮景成为当时扬州的一段佳话，王士祯在扬州的五年任职对于他的文学生涯是非常难忘且记忆犹新的。康熙三十九年编定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 《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作品，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1]

一、王士祯词学活动

王士祯自幼聪慧过人，尤喜赋诗，在八岁时就能书写诗文，在十二岁时就能赋词，而十五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其显示出的聪明被喻为神童并不为过。在王士祯二十四岁，八月出游济南，当时许多名人书客都聚集在大明湖，所处湖庭之上举办“秋柳诗社”。[2] 王士祯所处的时代为明末清初，当时距离明代灭亡时间较近，从而诱发出汉族的知识分子所蕴含的亡国思乡之感。然而《秋柳》的创作，引起了大部分人的情感共鸣，从而使得其诗文红遍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名人文士争相传唱，由而声名鹊起，并为之后在诗坛上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士祯是明末清初的诗人，这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他另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明末清初词学的引导者和倡导者，他的诗词还引导了后来的诗坛巨匠陈维崧步入了学词道路。[3]传统的认知在王士祯的词学观点上看来和明代的文学载体都有各自特色，也都能从中收获些许心得。但以往词学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词学理论很少出现体系，词学作者大都处在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探索和摸寻的窘境之中。词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辨体、选调、本色、用韵、咏物等开始得到人们的探究和拓展，但最初这些基本问题的探究还不足以影响清初词坛的风向和转变。词学传统的重新认知和确认才是引发词风变革的起因，虽然这一事件并非经王士祯之手进行变革，但是王士祯的诗词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二、清代词学的“中兴”

词的起源时期非常早，但是在晚唐五代到两宋时期才有了最辉煌的成就，发展尤为迅速。而到了金、元、明时期，词的发展是非常衰败萎靡的，到了清代，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壮大，尤为兴盛，被称为中兴。[4]清代词的理论和文学理论比较繁荣兴盛，在诗词中能明显或浅隐地感受到其中对于词学的观点理念。清代的词学流派是非常广泛的，且风格不一，各有优点和特色，从而证明了清词发展的迅速和繁荣兴盛，其中委婉艳丽、清新优雅、豪迈奔放等风格各异，争奇斗艳。云间、广陵、阳羡、浙西、常州这几个贯穿于清初到清末的重要词学流派，各领风骚，在不同时期主导着清代词坛。从这些词学流派中可以梳理出清代词学发展的大概脉络，从各个词学流派的词学理念和著作来看，他们都吸取了清代以前词作家的创作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对词学创作理论进行探索与发扬，加以创新改革，建立了一系列完整而多样的词学理论体系，丰富了词学理论建设，为清代的词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初时期出现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人，三人各有自身特色和风格，三足鼎立受到各家喜爱。陈维崧的词比较豪迈奔放，朱彝尊的清雅，纳兰性德的风格主打情感，风格不一，各有特色，从而揭开了清初词学的开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进程。

与此同时，清代朝廷为了笼络能人异士，在兴起文化方面进行改革，颁布了文化政策并大举兴办科举考试，从而激发出文化兴起的氛围，从中广泛招收博学见广的儒士，科举上不断增加奖励并进行特殊的对待，想借此来消除文人对清代朝廷的敌对情绪。清初时期博学之人繁多，流派众多，其中以词家和词论家尤为突出，如陈维崧、朱彝尊、尤侗等人。当时朝廷大举撰写文化书籍，康熙视词为诗，并认为和赋有着相同的地位，有助于身心受益。当时所处阶层的诗人对此激发出来极高的创作热情，从而摒弃了传统的玩乐的轻率和自卑，有助于推动词的发展。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大家熟知的清代文字狱，其中状况出现的起因都是由诗文引发，相反，词并没有。因为词的表达是非常委婉和具有隐意的，对于文人墨客的情感表达非常适用。清代的词学得到了发展，词的出版不仅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例证，对于词学中兴也有直接推动的作用。

文人墨客聚集一起共创佳文，在酒席之间吟词作赋从古至今都是佳话，但是当时清代的制度要求是禁止诗文结社加盟联合在一起的，除了纯粹诗词很少干涉外，所以在清初词在聚会时的内容大多是对于当时的见闻进行记录，很少有其余方面的拓展。

清代词学中兴，诗学的部分理论在词学中进行渗透。清代的文化政策和文人结社都有助于促进词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清代产生了把诗当词的观念，所以在清代时期出现了很多诗、词兼擅的文学流派，以诗学原理说词、以诗学方法论词，而蓬勃大量的创作与多元风格亦带动了整个词学的发展，词摆脱诗的附庸，成为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新理论。

清代词学的中兴还表现在对词集、词选之编订与整理，成就突出。唐圭璋先生汇编的《词话丛编》收录唐宋金元明清以来的各家词话、词说、词评、词论等词学理论专集计85种，其中只是清朝就占了68种，如彭孙遹《金粟词话》、王士祯《花草蒙拾》、张惠言《论词》、周济《介存斎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冯金伯《词苑萃编》、江顺诒（皖籍）《词学集成》八卷、谭献《復堂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与此同时，清代的词选编辑繁荣，包括词人个人出集，各类词总集、别集、词选集在词史上为数最多，远远超过前代。

三、王士祯引领的清初词坛雅正之风

清初时期的词坛发展特点是不断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不断对词之尊体、正变观、词史观进行总结、完善，对词体之“雅正”的探索与追求也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顺康时期，正处于词坛的百花齐放、词风骤变的时期，王士祯在当时的影响盛极一时，正当广陵词坛影响颇大，他在广陵词坛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其在创作和理论构造的过程当中，渐渐向词体的本身风格转变，其倡导词体自身独特的风格和其中所蕴含的美学，从而引领了清初词坛雅正之风。如《浣溪沙·红桥》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清代初期原籍安徽休宁，长期寓居扬州的詞人孙默，是广陵词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孙默在广陵一带的征词活动并不是单纯的艺事雅趣，他在扬州交游大都是明末清初的遗逸之士。他编纂的《国朝名家诗余》是迄今为止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伟的词的总集，总集中就收录了王士祯的《衍波词》2卷。[5]

从古至今对于词的评价各不一致，因为词的风格多样且各具特点，其中有婉约、豪迈奔放和正变之间的相互争辩，大多数的争辩出现在词体音乐性上，其中对于苏轼“以诗为词”的批判而引发的词之正变观，也未触及词体之真正体性。明末时期为首的是陈子龙的流派风格，当时明代家国灭亡遭受巨大的打击，从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具有独特的韵味，进一步回归了词的本身特质，力挽狂澜地改变了词坛的衰败凋零的颓败趋势，逐渐演变成为清代词学中兴的一大支柱和营造了良好的开端。陈子龙与方以智、侯方域、吴应箕并称“明末四公子”，王士祯对于陈子龙是极力推崇的，陈子龙词集有《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分别存词55首、29首，得益于对陈词作的欣赏和研究，王士祯对于词体本身有了更深入的探索，他是极力倡导词的雅正之风的，如《蝶恋花·和漱玉词》：

凉夜沉沉花漏冻，欹枕无眠，渐觉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续连珠弄。

王士祯在任职期间结合广陵词坛再加上自身才能的发挥，写下了很多经典且广泛流传的篇章，其著作中对自己的思想主张进行了宣扬，与此同时广陵词坛也因为有了王士祯而盛极一时。在王士祯的引导和推动下，聚集了许多青年才俊和名人雅士。然而，王士祯并没有开宗立派，建立自己的盛世之念，反而开创了填词之风，全力推广词体，这一举动对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理清词体之渊源、正变与体质风格。在王士祯的引导和推动下，受广陵词坛的影响，许多词人对于词的热爱更加深刻，对于词学的活动热情更加高涨，他们用自身丰富多彩，风格多样，格局自身特点的词体创作来证明了王士祯的词学理念以及词史观。王士祯对于广陵词坛的兼容性以及开放性，对于词体文化的包容，使得清楚词体流派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洪气象，使得广陵词人群芳竞艳，各展所长，而广陵词坛之繁荣昌盛便水到渠成。因此，王士祯对于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活跃在康熙朝的诗坛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诗作丰富，理论上倡导“神韵说”，曾被尊为清代诗坛的正宗。然而，王士祯的创作活动是多样的，成就并不限于诗歌和词学方面，在小说、戏曲、民歌、书画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皆为诗名所掩”。王士祯的扬州词事与广陵词坛，在清初之时词坛百派回流之际，在词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也为词学在清代的最终复兴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朱龙.清初词坛的史达祖接受研究[D].安庆师范大学，2017.

[2]李明军，朱利侠.“浓春烟景似残秋”——王士祯神韵诗学的时代文化意蕴[J].临沂大学学报，2016，38（03）：63-72.

[3]朱则杰.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兼谈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1）：51-58.

[4]余柱青.王士祯词的“弱德之美”与清初的雅正词风[J].名作欣赏，2014，（20）：89-90.

[5]牛秋实.清初诗风的递变与王士祯的诗学追求[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39（04）：55-61.

作者简介：

丁远芳，女，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安徽开放大学安庆分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