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河西地区鲜卑吐谷浑部与党项拓跋部的族群融合

2021-09-23 04:07窦知远
文教资料 2021年18期
关键词:党项吐谷浑拓跋

窦知远

摘   要: 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民族的南下,不仅对汉族政权和汉族族群造成了冲击和洗礼,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潮流。河西地区因地处险远,自古便是胡汉杂居之地,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现象更显著和突出,尤以占据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的鲜卑吐谷浑部和生活于今青海东部、四川西部的党项羌两支族群之间的来往尤为密切。这两支族群的交流与融合,不仅深刻改变了鲜卑与党项民族,还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吐谷浑   党项羌   民族迁徙   地域分布   民族融合

2019年9月底,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发现一处古代墓葬,后经确认,该墓为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墓。该墓的发现,对完善吐谷浑后期王族谱系及相关历史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1]。2013年,陕西延安吴起县出土过一方《拓跋驮布墓志》,有“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种落蕃殖,控弦十万,代修职贡,纳款王庭”[2](49-55)一语,“浑部”指吐谷浑。由此可见吐谷浑与党项两个民族杂居融合的历史事实。近几年来,史学界关于鲜卑族与党项族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北魏史、五燕史及西夏史的探讨,对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却较少提及。目前涉及这一问题的有周伟洲《吐谷浑史》《唐代党项》、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吴天墀《西夏史稿》等,其书对鲜卑与党项的关系问题有所论述,但关注点基本限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问题”。汤开建、吴天墀等学者认为党项拓跋氏源出于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而李范文、周伟洲等学者则持党项拓跋氏出自西羌一说。这一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没有最终定论。诚然,争论和辩驳是学术界不可或缺的优良作风,这对于研究鲜卑史或党项史的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进一步研读史书及其他前人研究成果后,笔者逐渐认识到,单纯地将党项拓跋氏划归于鲜卑或西羌的做法,都是有所欠缺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进程,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必定会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某一民族的个性色彩是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借鉴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靠的是各民族的取长补短和开放交融,而不是故步自封和唯我独尊。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浅谈河西地区鲜卑吐谷浑部与党项拓跋部的族群融合——以两族的迁徙与地域分布为中心”为题,谈些看法,斗胆献丑于方家同好。

一、鲜卑吐谷浑部进入河湟及其统治

吐谷浑部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慕容吐谷浑是西晋时期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慕容廆的庶长兄,因与族弟不和,吐谷浑率部远走河西。《晋书·吐谷浑传》载:(慕容)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3](2537)。

吐谷浑与慕容廆因为“马斗”这一件小事便分道扬镳,乘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之机,度过陇山(今六盘山)进入河西地区。后世子孙占据着“西零”“甘松之界”,直到“白兰”一带。《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载:浑既上陇,出罕幵、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幵,今枹罕县。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4](2370)。

西平郡,即今青海西宁;枹罕,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甘松因其地有甘松山而得名,地当在今白龙江上游,洮河之南。隋于此地设甘松郡,唐时改为芳州。河南,即黄河以南之地,约为今黄河源头扎陵湖、鄂陵湖一带。昴城(《魏书》《北史》中《吐谷浑传》作“昂城”),地在今四川西北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龙涸,即今四川松潘。由此可见,至迟在东晋时期,吐谷浑部已占据了从青海东北部、甘肃西南部直到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又据《魏书·吐谷浑传》载:

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5](2237)。

阿豺是吐谷浑政权的第九位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417―424)征服了邻近的氐、羌诸部落,使吐谷浑的势力范围大为扩张,统治着氐、羌等部族。也就是说,到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已从一个单纯的鲜卑部落发展成一个集鲜卑、氐、羌等多个民族的政权。

南朝宋元嘉九年(432年),宋文帝刘义隆加封吐谷浑王慕璝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4](2372),吐谷浑第一次得到汉族王朝的承认和封爵。另一方面,吐谷浑积极地与占据北方、同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通好。《北史·吐谷浑传》载:

太武时,慕璝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魏。寻讨擒赫连定,送之京师。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6](3181)。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424—452)是北魏前期最强盛的时代,同属鲜卑族的吐谷浑自然希望得到北魏的承认和封赏。吐谷浑王慕璝先是“奉表归魏”,承认北魏的统治,接着攻灭盘踞在今陕北、陇东一带的赫连夏国,作为得到北魏认可的资本,终得偿所愿受封王爵。至此,吐谷浑在河西、河湟地区的统治基本得以确立和巩固,直到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受吐蕃和隋唐王朝的打壓和征讨,方才亡国。

二、党项的兴起和拓跋部的内附

党项,一般认为是羌族的一支,起初分布在今青海东部到甘肃西南部一带。《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7](1845)。

相对于其他羌族族群,党项羌是较晚兴起的一支,直到南北朝末期才初露头角,其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旧唐书·西戎传》载: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互三千里[8](5290)。

北周攻灭宕昌、邓至两支部落后,党项羌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开始大力扩展。在这期间出现了八个比较强大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跋)氏,其中以拓跋氏为最强。关于党项拓跋部与鲜卑拓跋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問题,史学界历来存有争议,这并不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故在此从略。

党项拓跋部在南北朝以前的历史,因为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无以确知。史书中对党项拓跋部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书·党项传》:

(开皇)五年(585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596年),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7](1846)。

党项拓跋部起初曾内附于隋,继而叛之,隋文帝发兵讨平,自此朝贡不绝。可以想见,彼时的党项拓跋部仍处在氏族部落的阶段,除游牧外,还以劫掠中原边州为业,后慑于隋朝威严“相率请降”。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出巡至狄道(今甘肃临洮),有党项羌来献方物,作为党项八部之首的拓跋部应该有参加。隋末天下大乱,隋王朝无暇远故,拓跋部乘机与其他党项各部一起迅速发展起来。

唐朝建立后,党项族生存的四川西部、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部地区受到了青藏高原的新兴政权吐蕃的威胁。吐蕃不断出兵攻击党项各部,从贞观八年(634年)吐蕃攻破白兰诸羌开始,到仪凤三年(678年),已经“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8](5224)。作为党项八部中实力最强的拓跋部,虽经顽强抵抗,但终恐为吐蕃所并,上表唐廷请求内附。玄宗下诏于庆州(今甘肃庆阳)设置侨州安置党项拓跋部。党项拓跋部的势力自此深入河陇一带。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廷衰微,周边各少数民族乘机扩展势力,尤以吐蕃为最,在短短数年间就吞并唐朝的河西陇右之地,以致“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9](10126)。一些留在吐蕃治下的党项族也为吐蕃所逼,参与了几次吐蕃对唐朝的进攻。唐将郭子仪认为,党项诸部和吐谷浑诸部散居于盐州(今陕西定边)、庆州等地,离吐蕃势力范围太近,一则容易受到吐蕃袭扰,各部不得安宁;二则恐其与吐蕃联手攻唐,造成更大的边患,因此上表请将静边州(寄治庆州)、乐容州(寄治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六府党项(以拓跋部为主)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以东地区。自此,党项拓跋部一分为二,留居庆州的称为东山部,迁往银夏的称为平夏部,后来的西夏王朝即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从地域分布看鲜卑吐谷浑部与党项拓跋部的交流融合

由前述可知,吐谷浑入据河湟一带,其地恰与党项羌的世居之地相重叠,都在甘、青、川三省的交界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宋书》《魏书》及《北史》都记载吐谷浑其地“极白兰”,即吐谷浑与一个叫“白兰”的族群相接壤。在《隋书·党项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党项)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7](1845)。

据《魏书》和《北史》的记载,其中有以下两段文字: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5](2241)。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6](3191)。

在这里,史家虽然将党项、宕昌、白兰(狼)分开列传,但无论从民族源流还是分布地域上看,宕昌、白兰均属于党项羌的分支,与党项羌应属于同一族系。

另据《魏书·宕昌传》(《周书》《北史》文同)载:(宕昌)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5](2241)。

这与《隋书》《北史》的《党项传》中“(党项其地)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的记载相一致。即党项、宕昌、白兰从本质来说并无区别,属于同一种族。那么与吐谷浑接壤的白兰自是属于党项羌,此时的党项羌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各部“不相统摄”,与周围部族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吐谷浑称霸河湟之时,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党项羌为吐谷浑所役使。

关于这一点,在陕西吴起县出土的《拓拔驮布墓志》中,对墓主人拓拔驮布的先祖有这样的记载: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种落蕃殖,控弦十万,代修职贡,纳款王庭。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我无援,大见侵伐。曾祖兀思,恢简多智,沉靖有谋,为浑人所怀,所居成聚,因共立为浑项王焉[2](49-55)。

这段墓志表明拓拔驮布的曾祖父拓拔兀思在隋朝末年因“恢简多智,沉靖有谋”“所居成聚”而被吐谷浑立为“项王”的史事,可以窥见党项拓跋部与吐谷浑的密切关系。除此以外,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党项羌与吐谷浑共同行动的例子。《隋书·元谐传》载:

时吐谷浑寇凉州……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连结党项[7](1171)。

《旧唐书·窦威传》载:(武德)三年(620年)……党项寇松州……时党项引吐谷浑之众,其锋甚锐[8](2365-2366)。

《新唐书·柴绍传》载:(武德四年,621年)吐谷浑、党项寇边[10](3774)。

《新唐书·高祖纪》载:(武德六年,623年)五月庚寅,吐谷浑、党项寇河州,刺史卢士良败之[10](16)。

《资治通鉴·唐纪七》载:(武德七年,624年)七月……辛巳,吐谷浑、党项寇松州。

(武德九年,626年)三月……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9](10113)。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隋朝及唐前期,吐谷浑与党项曾长期共同行动,侵扰隋唐边境。尽管战争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吐谷浑与党项的这些行动均以失败告终,但由于当时唐朝初建,内有李轨、薛举等割据势力,外有东突厥大举进犯,唐朝在高祖时期始终没有对吐谷浑和党项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打击。太宗即位后,渐次扫平内外威胁,社会经济得到休养生息,唐朝的实力大幅提高。此后,在唐军的打击下,吐谷浑遭到多次失败,并逐渐被削弱。这就使党项部落逐渐摆脱被吐谷浑役使的地位而归附唐王朝。

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9](10131)。有了党项大姓细封氏的归附,其他的党项各部如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等,也引“余部相继来降”[9](10131),唐政府以其地设立崌、奉、岩、远四州。

党项八部中最强的拓跋氏,与吐谷浑的关系最密切,也是最后才脫离吐谷浑归附唐朝的。关于党项拓跋氏在吐谷浑政权中的地位,《隋书·吐谷浑传》有记载“(开皇)八年(588年),其(吐谷浑)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之语。按周伟洲《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考辨》一文,拓跋木弥为唐静边州都督、西平公、容州刺史、天柱军使拓跋守寂之远祖,拓跋守寂的后裔子孙在北宋时期建立了西夏王朝,可以认定拓跋木弥确属党项拓跋氏之首领。能成为吐谷浑的“名王”,可见党项拓跋氏与吐谷浑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更加有力的证据是有关唐初党项拓跋部的首领拓跋赤辞,《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道:

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李靖之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8](5291)

在这段记载中,明确表示了拓跋赤辞与当时的吐谷浑统治者结成了姻亲关系,拓跋赤辞所说的“浑主”即为当时的吐谷浑王慕容伏允(597—635年在位)。吐谷浑作为外来的鲜卑族,统治着以西羌为主体民族的河湟地区,为了巩固统治,自然要对羌人采取一定的怀柔拉拢策略,其中就包括与诸羌酋联姻,党项拓跋部在这种情况下与吐谷浑统治者结成婚姻是顺理成章之事。虽然关于党项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①,但不论党项拓跋部是出于鲜卑还是出于西羌,都是党项羌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支部族,即使单纯从稳定统治这一层面来说,吐谷浑选择与党项拓跋部联姻也是正确且必然的决定。

在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内附唐朝的吐谷浑部被安置于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西,吐谷浑诸部散入朔方(今宁夏北部到陕西北部)、河东(今山西西部)等地,这片区域恰是党项平夏部的聚居地,进一步加深了两个族群的交流与融合。《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记载道:

当唐至德中,(吐谷浑)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内附者,唐处之河西②。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③等族[11](910)。

可以想见,鲜卑吐谷浑慕容氏和党项拓跋氏这两个族群至迟在隋末唐初之时,就结成了稳固的姻亲关系。在其后的将近300年里,两个族群始终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往来。在这个过程中,党项拓跋氏不断吸收吐谷浑中的鲜卑元素,又与党项羌其他各部共同相处,形成了新的党项族部族联盟,拓跋氏成为部族联盟的核心④。在此基础上,党项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西夏王朝。

笔者认为,鲜卑吐谷浑部和党项拓跋部的交流与融合,并没有使其中的哪一个民族消失湮灭或独领风骚,而是改变了这两个族群原有的单一民族性质,形成了全新的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民族印记。

注释:

①吴天墀、汤开建等持“党项拓跋氏为鲜卑拓跋氏之后”观点的学者认为,吐谷浑王室之所以与党项拓跋氏联姻,是因为这两支部族同属鲜卑,同族联姻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羌诸部,况且他们与羌人始终存在对立(如《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北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所言“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本文受篇幅所限,无法就此展开详细论述,特置此论说,以备参考。

②唐至德年间(756—758)正当安史之乱最盛之时,河西地区为吐蕃侵占,此处疑为“河东”之误。一说“河西”指黄河流经山、陕间的西岸地区,即今陕西北部一带。

③慕容氏为吐谷浑王族姓氏;拓拔(跋)氏即为党项拓跋氏;赫连氏原为十六国时夏国皇帝赫连勃勃一族,吐谷浑击灭赫连夏国时有不少赫连族人并入吐谷浑,故其后吐谷浑大姓中有赫连氏。

④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给宋仁宗的致书中宣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上》),认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为先祖,他仿效鲜卑人的发式,行“秃发令”等行为,虽不免有夸大攀附之意,但此时的党项拓跋部已与鲜卑吐谷浑部杂处至少三百余年,不能否认党项拓跋氏完全没有鲜卑印记。另外,李元昊创制的西夏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又与羌人的语言习惯相匹配,从而可看出身为统治者的党项拓跋氏也在寻求一个能让党项羌认可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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