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充分发展的视角深化华北区域史研究

熊亚平，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兴起，华北区域史研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21世纪初以来，随着交通史尤其是铁路史研究的日益深入，铁路与华北区域史特别是华北区域城市史研究的结合成为一个重要取向。近期推出的代表性著作有《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①《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②《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③等。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张志国著《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④（以下简称“张著”）一书，虽然其主要研究对象连云港在现行的行政区划上属于华东地区，但其腹地在民国时期和当代均包括山东南部、河南、山西南部等地，加之陇海铁路被不少铁路史专家视为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铁路干线，且张著在具体论述中对华北区域多有涉及，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华北区域史研究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专著。

一

张著前有绪论，后有结语，中间七章构成主体内容。由于在张著问世之前，关于铁路与华北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已经取得多方面的进展，因此张著首先从概述铁路与青岛、郑州、石家庄等城市崛起之间的关系出发，引出本书的主题，指出“新式交通体系对近代以来上海、青岛、汉口以及郑州、石家庄等城市的崛起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 “值得关注的是，也有一些交通枢纽之地，其发展却并未如人所料，甚至出乎意料，这一类型都市与交通的关系特别值得探讨”，认为连云港港口和城市相互间发展的反差“对以往交通社会史研究的扩展意义重大”，而“从港口、铁路与城市结合的视角，审慎地分析连云港以及苏北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也可为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提供启示”。⑤接着对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相关学术成果、重点与难点等进行了概括，强调了多角度、长时段研究，并从政策及发展战略与城市变动关系角度展开研究，对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张著第一章通过对连云港（海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以及传统工商业的考察，基本厘清了近代海州在铁路及其终端海港修筑之前的状况，认为当地工商业虽然在20世纪初期有所发展，但并未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陇海铁路局修筑连云港的考虑、东部沿海港口布局以及贸易线路、不同时期港口与铁路基础设施条件等问题，认为连云港港口集疏运最重要的通道——陇海铁路的修筑和扩建历时甚久，导致港口在集疏运通道上存在严重瓶颈，而集资建港的失败也导致连云港港口设施长期滞后，并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第三章着重考察了“连云市”的筹建与发展：一是海港尚在初建中，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筹划在港口背后建设一个大都市作为连云港的载体，并划定区域，组织市政筹备处进行规划;二是在被日本侵占期间，连云港港口作为日本输送华北战略物资的重要支撑而备受重视，基于长期占领的目的，日本同樣对港口背后的城市制定了相应的都市计划。

如果说张著的前三章更多地是以纵向为主的论述，那么第四章至第七章则是以横向为主，兼及纵向的考察。其中第四章探讨不同时期港口、铁路与连云港城市发展的关系，认为港口与城市在空间上的分离，导致港口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长期低于中心城区;没有形成相对发达的临港工业，港口没有成为新产业的活动基地，使得连云港港口虽有较大的吞吐量，但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促进作用很小;连云港港口与城市“港城分离”的特征是其城市发展的重大缺陷，港口自身也无法完成从运输枢纽到新兴产业基地和现代城市发展中心的实质性提升。第五章主要选取开港至抗战前、日占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等代表性时期对港口与铁路的运营展开了分析。第六章着重考察了在和日照港竞争与合作格局中的连云港，认为在竞争大过合作的格局下，连云港港口与城市从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并不大;指出对连云港与日照、青岛、上海等港口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明晰连云港在东部沿海港口格局中的地位;提出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与沿线各省区以及中亚、欧洲的经贸往来，在新亚欧大陆桥处于刚刚起步的短期内很难有较大作为。第七章主要考察政治局势和政策对连云港的影响，认为政治局势的影响是民国时期连云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陇海路局路港一体的管理模式使得港口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极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连云港港口的规划、管理和运营与地方政府同样没有太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动作较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得连云港港口本已确定实施或正在建设的项目取消或中止，这对于基础薄弱的港口影响很大，连云港地方政府对港口与城市发展规划的迟滞值得检讨。

张著的结语部分首先指出连云港作为陇海铁路的终点海港以及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其港口与城市发展间的巨大差距有颇多值得反思之处。接着总结了连云港港口及城市在近一个世纪中出现发展失衡的原因，认为主要有自然形势的变化，海州地区的港口随海岸线东移，而中心城市在近代以后并没有随着连云港的建港而迁移到港口附近，以及陇海铁路独特的建筑方式等。然后强调了连云港港口与城市的发展历程中，时代环境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的主导性作用。最后，张著一方面指出连云港港口的发展历史表明，拥有良好交通条件的港口或铁路终点城市，并不必然能够发展成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另一方面从世界著名的几大港口群的内部各港口的合作经验出发，展望了连云港和日照港未来的合作及其影响。

综观全书可知，张著从“不充分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在展现连云港港口与城市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政策及发展战略与城市变动的关系，强调了时代环境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对港口城市成长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作用，从而使其能够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特点。

二

在近期出版的华北区域城镇史研究，尤其是涉及交通（铁路）与区域社会变迁这一主题的著作中，《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以下简称“李著”）和《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以下简称“刘著”）三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阅读之下，可以对张著的创新和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

视角较新  在三部著作中，李著以近代新兴铁路枢纽城市石家庄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化”为主线，系统论述了1901—1949年间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状况，全面展现了其城市人口、空间布局、市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刘著认为，以铁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体系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是审视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因而选择铁路与近代郑州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意图从微观上考察近代交通与郑州城市经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透视铁路带给郑州的历史巨变，从而剖析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联性。李著和刘著虽然视角有所不同，但研究对象均为铁路开通后迅速崛起的交通枢纽城市（即所谓“火车拉来的城市”）。与之不同，张著所选取的连云港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属于不同于石家庄和郑州的又一个城市类型。因此，其在研究视角上并未延续交通与城市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视角，而是从连云港港口和城市的发展历程出发，将“不充分发展”作为研究视角，并据此谋篇布局，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视野较宽  比较之下可以看到，视野较宽是三部著作的一个重要共性，但具体体现有所不同。其中，李著虽然以“石家庄城市化”为题，但并未将研究视野局限于石家庄自身的城市化进程，而是观照到“外向性视野”的研究取向，⑥一方面分析了石家庄城市化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工的角度指出石家庄为“区域经济中心枢纽，巨埠天津经济腹地”。同时，李著还分析了石家庄与获鹿、正定等城镇之间的关系，并在比较石家庄与大连、天津、武汉等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徐州、郑州等内陆传统城市，唐山、平地泉（集宁）、哈尔滨等新兴城市的基础上，总结出近代石家庄铁路枢纽的特点。刘著同样对“外向性视野”有所观照，书中分别探讨了郑州与开封的兴衰及地位更迭，以及外部商圈对郑州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指出：“郑州经济地位的上升及开封经济的相对衰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近代中国城市地域空间演化的鲜明特征。”⑦“从20世纪上半叶区域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平汉、陇海铁路先后筑成，郑州居于南北交通要冲，恰位于天津商圈和汉口商圈的分水岭，对南北之间的承接作用日益突出。”⑧与之相比，张著的“宽视野”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时段研究。张著显然已考虑到，若将研究时段局限于1949年以前，则定然无法展现连云港港口和城市的“不充分发展”，于是拉长研究时段便成为必然选择。“本研究拟以1930年代连云港开港為起点。当然在涉及近代海州开埠方面时，因海州开埠一事费时较长，而且与陇海铁路选址开港事务多有关联，研究上限会适当延伸至20世纪初。研究下限截至2000年前后，目的在于考察并理清其在较长时期内的发展脉络。”⑨二是在探讨连云港港口和城市与腹地关系的过程中，同样具有“外向性视野”，不仅涉及了连云港与台儿庄、郑州等腹地城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考察了连云港与日照港的竞争与合作及其影响。尤其是关于两港关系的探讨，为其在结语部分对两港未来的展望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张著关于时代环境及国家宏观政策与城市及区域社会变迁关系的探讨，也应是“外向性视野”的一个集中体现。

内容精当  就内容而言，李著和刘著均将“城市化”作为主题，而“城市化”的具体内容又可细化为政治、经济（工业、商业等）、社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文化（教育、娱乐、观念等）以及城市空间等多方面，因此内容全面成为两书的又一共性。其中，李著紧紧围绕“城市化”这一清晰线索，对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进程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就全书而言，“前三章是横向纵贯式的并列关系，后五章是数量和质量的整体综合关系，从而体现交叉纵横的立体研究”。⑩刘著的主体部分分别考察了传统交通体系与郑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新式交通与郑州地域构造的演化、铁路与近代郑州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与近代郑州城市工商业的初兴、外部商圈的影响及郑州区域中心地的形成、铁路与郑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及功能的转变、铁路与郑州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及观念更新、铁路与近代郑州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第三章关于铁路与全球城市的成长、地域经济中心的位移、铁路沿线市镇的勃兴的考察，第九章关于交通经济带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区域经济的近代转型等的探讨，更进一步体现出其内容的全面性。与前两书不同，张著以“不充分发展”“长时段”“腹地”“国家宏观政策”等作为主要关键词，而这几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远不如“城市化”所涵盖的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清晰。就此而言，李著和刘著在主体内容上的“全面性”取向并不适合于张著。因此，张著在主体内容上并未追随李著和刘著，而是围绕“陇海路东筑与连云开港”“依港建市”“港口、城市的成长与分离”“铁路与港口的运营”“竞争与合作格局中的连云港”等命题展开论述。做此安排或本为无奈之举，但客观上却使其内容更显精当，且有助于突显主旨。

观照现实 观照现实是学术著作的一个普遍追求，无论是李著、刘著还是张著对此均有所体现。其中李著指出：“通过石家庄城市化特点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石家庄城市化不充分的‘土气’问题，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发现石家庄近代城市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现实的石家庄实现‘首善之区’的省会城市建设目标，即建设‘繁荣舒适，现代一流’的新石家庄提供一些切实的方法途径，也可以针对城市化的进程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新兴城市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增加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科学性。”11刘著强调：“解析近代郑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根基，是正确树立该城市乃至区域发展思路的前提。以铁路为视点亦能为中原城市群的现代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及现实的支撑，有助于深入思考多元交通时代铁路在郑州城市结构体系内外的现实价值。”12然而，由于李著的研究时段止于1949年，刘著的研究时段止于1954年，对1949年以来两地的城市化进程着墨不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与之不同，张著的研究下限“截至2000年前后”，贯通了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尤其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竞争与合作格局中的连云港、时局与政策影响下的连云港等内容的考察，无疑更贴近现实，其研究结论亦更具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以交通与区域社会变迁特别是城市发展作为研究主题（或重点）这一共性，使得张著与李著、刘著在研究视野、研究内容和现实观照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因张著以“不充分发展”的连云港作为研究对象，且将研究下限延伸至2000年前后，因此又具有一些不同于李著和刘著的特色。尤其是，张著的某些结论对于深刻认识新欧亚大陆桥与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包括发展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应是张著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个最鲜明的体现。

三

当然，张著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有一些可以探讨之处。就管见所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未对“不充分发展”的概念进行深入解析。无论是将其视为研究视角，还是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不充分发展”对张著而言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但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张著不仅在概念界定部分没有涉及，而且在其他章节亦少有提及。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读者对连云港港口和城市“不充分发展”的认识。正如江沛教授在其序言中所言：“因此，发展不充分的估计，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由进步史观或现代化史观引发的问题。基于民族主义情怀，中国近代以来对于发展速度的追求，已近乎崇拜。没有质量的速度存在巨大浪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认识误区，但在现代化成长初期，速度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评价标准。”13若张著能够对“不充分发展”进行深入的解析，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认识误区的形成。

其次，缺乏对连云港城市与腹地城镇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对张著而言，关于连云港港口与腹地关系的探讨是题中之意。在港口与腹地关系中，港口城市与腹地城镇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张著在相关章节中对连云港与台儿庄、郑州等腹地城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但仍稍嫌薄弱。若能从长时段研究视野出发，对连云港与腹地城镇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或不仅有助于强化“外向性视野”的取向，而且对进一步协调和发展连云港与腹地之间的关系也颇具参考价值。

最后，缺少对连云港与周边港口城市发展状态的更深入的比较研究。在张著中，关于连云港和日照港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探讨等内容，已具有比較研究的成分，但正如江沛教授所言：“中国海岸线很长，沿海港口众多，内地经济在19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2008年经济危机后逐年下降，不可能支撑所有港口都如上海、宁波、广州、青岛、天津港那样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连云港的发展速度也算正常。”“但要因之一在于沿海港口的无序开放及过度竞争……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连云港，营口、锦州、葫芦岛、唐山、威海、龙口等港口均如此。”14因此，若能从中选取若干港口与连云港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或将有助于评判连云港的发展速度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从而使相关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显而易见，要求著者在一本数十万言的著作中对以上问题均作深入探讨，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但仍可期待其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推出更多的论著，使相关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虽然张著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其所具有的“不充分发展”的研究视角、长时段的研究视野、强烈的现实观照及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的有益探索，将有助于推动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注释：

①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  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刘晖：《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④  张志国：《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⑤  张志国：《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⑥  关于“外向性视野”的探讨可参见戴一峰：《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内向性与外向性》，《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⑦  刘晖：《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9—180页。

⑧  刘晖：《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3页。

⑨  张志国：《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⑩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页。

11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12  刘晖：《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页。

13  张志国：《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3页。

14  张志国：《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3、5页。

（责任编辑：张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