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叶发体，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田野中的客家妇女与民俗信仰》一书，是钟晋兰研究员近年来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其承担的与客家妇女相关研究项目的成果总结，于2018年12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钟晋兰研究员在查阅族谱、地方志、寺庙碑记等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各县档案局珍藏的档案资料，以及通过参与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足客家乡村地区的普通妇女，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入手，围绕客家妇女群体，对她们的婚姻、生存状态、神明崇拜、民俗宗教仪式、女神信仰等一系列行为模式与社会关系展开论述的一部研究客家妇女的学术论著。钟晋兰研究员通过文献与田野调查建构客家妇女的身份，从多维的角度，如家庭、经济、人生阶段、民俗信仰等，试图通过世俗与信仰两方面探讨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较为真实且全面地勾勒出客家妇女的文化形象。钟晋兰研究员重点分析了客家妇女的民俗信仰，从田野中所见所闻的个案入手，以深描叙述的方法进行阐述，力图建构出客家地区民俗仪式事象，进而展示客家妇女在民俗事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该书描述了客家妇女群体的状态，分析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信仰等共時结构与横向联系，既有田野调查的大量资料，又有文献记载作为佐证。在弥补既有客家妇女相关研究不足的同时，克服了许多研究不够深入、曲解资料、割裂名称与语境关联等的局限，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野。纵观全书，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选题角度独特，内容分析透彻

客家妇女常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刚柔并济的形象出现，并因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而备受赞誉。但记录这个群体面貌的文献种类与数量并不多，少量在官方史志与各姓族谱等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客家妇女，也主要集中在贞女烈妇、达官贵人、科举乡绅之母或妻等在其时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对民间小人物的记载则少之又少。或者是因为性别原本制约了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与社会价值，父系社会中女性被社会赋予了适当的位置，同时也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任何具体的个人，都是通过掌握角色规定，充任一定的角色而参加社会生活，从而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①客家妇女也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文献记载的稀少给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以至于对客家妇女的研究专著成果数量并不突出，论文也多侧重于客家妇女的地位、贡献以及革命史方面。

在专著方面，较早有黄马金的《客家妇女》，②通过描述客家妇女的文化教育、生活习俗、民俗信仰、婚姻家庭、故事传说、革命贡献等勾勒出客家妇女的形象。谢重光的《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12—20世纪客家妇女研究》，③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客家妇女的思想性格、民俗信仰、婚姻观念、经济生活和社会角色的特点。徐霄鹰的《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④从山歌与民间信仰两方面考察了调查范围内客家妇女在山歌和信仰领域中的身份、组织活动、人际关系以及观念和行为解释，并梳理了当代山歌和信仰传统的变迁和发展。房学嘉主编的《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⑤以粤东梅州地区的客家妇女材料为依托，较全面的阐述了客家妇女的生命礼俗、婚姻文化、生育文化、信仰文化与社会地位等内容。在论文方面，有刘大可的《田野调查视野下的客家妇女——以闽西武北村落为例》、⑥张燕清的《从“为人女”到“为人妻”——传统村落视野下培田入嫁女性的角色入位》、⑦张雪英的《闽西苏区客家妇女积极投身革命的原因》⑧、徐维群的《太平天国妇女政策与客家妇女》，⑨等等。钟晋兰研究员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掌握学术动态，分析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凭借自身多年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训练的素养，通过走访、收集大量族谱、碑刻等民间资料与口述史资料，将选题角度投向客家妇女，并侧重通过田野调查去分析她们的生存状态、民俗宗教仪式与信仰崇拜等。

社会事件的背后必然有深层次的动因。客家妇女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都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有着紧密联系。钟晋兰研究员没有陷入就事论事的狭小视野中，而是以整体、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事件背后原因的深究与探索。正如第一章第三节，叙述粤东妇女集体自杀事件时，钟晋兰研究员通过分析得出，当地妇女所处的生存状态是导致她们集体自杀的主要原因。这其中包含多重因素，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普遍贫困;也有家庭关系的原因，家庭地位相当低下;还有婚姻方面的原因，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畸形婚姻。⑩第二章第二节分析了客家妇女生育信仰盛行的原因，钟晋兰研究员认为贝克尔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即将孩子视同于耐用消费品和耐用生产品的观点，在客家地区根本不适用。11钟晋兰研究员深入研究客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客家人生育信仰的盛行是由当地特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方式、客家人的人生终极目的、女性自身的生理特点以及女性所承担的角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第四章第一节分析梅州的女神信仰时，钟晋兰研究员提出当地妇女普遍崇拜观音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与梅州的经济生态状态、侨乡社会男子大多外出过番，照顾家的责任全部落在女子肩上有关。12

二、深描式叙述，现场感强烈

深描作为解释人类学的一种方法，由格尔兹提出，他认为“深描并不是要刻画原始事实，而是要说清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以能使我们与陌生人们建立起联系，其关键就在于从当地人的视角看事情”。13钟晋兰研究员在文中多处采用了深描的方法对客家妇女的行为模式与民俗宗教仪式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写。在第二章第三节，钟晋兰研究员通过对时间、场所、人员、活动过程的详细刻画，叙述了一场一年一度的童子蘸会，通过对蘸坛的布局与蘸会过程的细致描画，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现场感。此外，在第三章第一节，钟晋兰研究员根据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详细描述了客家妇女的念佛仪式，包括接珠、回佛、暖佛、点佛、完佛等整个过程，使读者对客家妇女的念佛仪式有了更加完整的印象。第三章第三节在介绍客家妇女的丧葬仪式时，钟晋兰研究员对自己全程参与的一场正斋仪式进行了描写，在对报丧、买水、穿寿衣、发烛火、定吉时、探青、接棺、小殓、小殓后“筛头杯”做孝、请谥、成服、点主、大殓、拜弥陀、送葬、落葬、入灵、做七等一系列丧事过程，以及孝舍中的佛坛设置和正斋仪式过程的细致的描述中，丰富了世人对民俗宗教仪式的理解。

钟晋兰研究员全程参与及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记录，以及对民俗宗教仪式展开的大量深描，弥补了学术界在民俗信仰方面研究的不足。黄马金的《客家妇女》14对客家妇女的民俗信仰虽也有所涉及，但并没有采用深描的手法对祭神、“巫觋”活动进行细致描述。房学嘉主编的《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15侧重于分析客家地区女神信仰流行的原因以及客家妇女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16虽对蘸会有所描写，但相比之下，钟晋兰研究员对蘸会的描写，无论是蘸坛的布局还是蘸会的过程都更加细致。格尔兹曾认为“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17钟晋兰研究员在田野中所见所闻虽是个案，但却可以从中建构出客家地区民俗仪式事象，并在历史进程中得到延续深化。在男性为主导的父系社会中，客家妇女通过民俗宗教仪式参与其中，并在民俗事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民俗宗教仪式成为客家妇女获得另一种社会身份的重要转折点，从而使之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三、二重证据法，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

由于客家妇女文献资料的记载甚少，叙述起来未免片面。在研究时段方面，以往研究存在集中研究传统客家社会的倾向，且多利用正史、地方志、族谱、家书等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房学嘉的《从李氏家藏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粤东梅县客家妇女为重点分析》，18以梅县李氏家藏契书为文本，分析了女性的家庭地位。谢重光的《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19主要利用地方文史资料，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刘丽川的《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20以文本资料为主，分析了客家民间多神信仰的内涵及其文化源头，指出客家文化源于南朝文化。

通读全著会发现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书中大量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田野中检验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与全面性，从而使论证有理有据。钟晋兰研究员扎实的田野调查恰好弥补了客家妇女文献少与研究方法单一的缺陷。关于客家妇女“守志与再嫁”的问题，钟晋兰研究员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族谱资料检验了“客家地区的寡妇不敢再嫁或很难”的观念，论证了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研究客家妇女的必要性。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凌驾于妇女身上的枷锁很多，传统的贞节观念甚至束缚着她们在丈夫死后的决定，到底是选择守志还是再嫁？封建统治者对社会舆论方向的把控在于守志，立贞节牌坊正是弘扬这种风气的体现。史书上也不乏列女节妇的记载， “家夫亡，妇耻再蘸”“尚贞女不再蘸”之类的现象普遍存在。然而，当钟晋兰研究员引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客家地区的乡村时，民间文献的记载与口耳相传的历史呈现出来的面貌却迥然不同。国家、地方文化精英所倡导的规范在民间未必就能被大众全面接受。21钟晋兰研究员在闽西宁化县田野调查时发现，刘、黄两姓的宗族族谱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妇女改嫁的史料，通过对十分推崇儒家文化的河龙乡伊姓嫁娶女子改嫁与守志的统计分析，得出“客家民间社会虽普遍倡导节烈，但不禁止寡妇再嫁，普通大众妇女改嫁者甚多”22的论点。不止在客家妇女“守志与再嫁”的问题上，文献记载与口耳相传的历史也有所偏差，在客家妇女的劳动分工与地位方面同样存在。据文献记载，客家妇女勤劳勇敢、无所不能，承担了家内家外的一切劳动，“女劳男逸”的现象普遍存在，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钟晋兰研究员对宁化客家地区的男女分工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传统客家地区的劳动分工模式普通为“男主外，女主内”。23对于客家妇女地位的问题，钟晋兰研究员调查发现其社会地位是相对低下的，并不是被认为的拥有较高的地位。种种论断皆基于钟晋兰研究员全面且细致的田野调查，也从侧面说明了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运用仍需斟酌，需要进行跨地域的横向比较与不同时段的纵向比较研究，并配以田野调查加以检验。

四、表格与文本结合，归纳简洁清晰

通读全书，书中表格众多的特点在客家妇女研究的成果中尤为突出。作为一种可视化的信息表达模式，利用表格将文本信息有序地归纳起来，可以使读者更快速有效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在客家妇女研究成果中，灵活运用表格表达文本的并不多见。如上文提及的著作中，房学嘉的《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24全书共使用了6个表格：在研究客家妇女的婚姻形态时，通过3个表格罗列了考察村落童养媳成婚率来说明童养媳婚的婚姻形态;1个表格统计程乡县天后宫（庙）的数量以及位置等;1个表格将校名、校址、创办人、创办时间等信息归纳起来用于说明清末民国时期梅州地区女校的情况;1个表格统计1974—1985年梅县中小学女生的情况。谢重光的《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12—20世纪客家妇女研究》，25全书共3个表格，其中：1个表格对比了普通话与客家话的语言差异;1个表格罗列了乾隆《汀州府志》所在的宋代以降汀州及所属各县的节孝、贞烈妇女的数量;1个表格归纳了闽西童养媳人数调查情况。而黄马金的《客家妇女》26中没有使用表格。当然表格的运用不仅与作者的写作习惯有关，也与内容是否适合表格表达等相关。

《田野中的客家妇女与民俗信仰》中钟晋兰研究员一共罗列了27个表格，其中绪论5个、第一章12个、第二章2个、第四章8个。在绪论中，就客家妇女劳动分工的问题，钟晋兰研究员前后采用5个表格整理出宁化田间劳作性别分工、宁化手工及其他户外生计性别分工、宁化家务劳作分工、宁化家祭性别分工、宁化宗族/房祭祖性别分工的有效信息，通过表格直观地对比，驳斥了客家社会“女劳男逸，女子承担了家内、户外的一切劳作”的说法，提出在传统社会中的宁化客家祖地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与我國许多民系的分工模式相一致的判断。27在第一章第一节分析传统客家妇女通婚圈的问题上，钟晋兰研究员将罗坑头村吴氏、杨边村杨氏、安远村李氏、河龙村伊氏等4姓媳妇的主要姓氏和通婚例次以及居住地距离等主要文本信息绘制成表格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长汀县与宁化县村落三个不同层次的通婚圈，不仅是他们参与各种民俗仪式活动的距离，也是他们参加民间信仰活动及市场交换活动的范围。28第四章第一节中，钟晋兰研究员将梅州女神的供奉地点、主要职能与祭拜活动归纳在一个表格中，直观且清晰地看出在梅州区域范围内，对本地民系创造的女神信仰所占比例最高，突出反映了梅州地区女神信仰鲜明的地方化特色。29另外，书中关于河源地区道教协会登记在册与未登记在册的天后宫基本信息的表格，使读者不仅对粤东供奉“三奶夫人”的宫观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河源地区的天后信仰与陈林李三奶信仰是混同在一起的。30文本与表格的结合，不仅反映出钟晋兰研究员收集资料的丰富性，也考验了她在文本写作中运用的技巧与能力。

当然，《田野中的客家妇女与民俗信仰》一书有些说法仍需要认真斟酌。如第100页提到“发现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集体自杀既有与其他地方妇女自杀相同的原因”与第137页写到的“笔者在蘸坛调查后把这个童子蘸与其他蘸会进行对比”。“其他”二字使我困惑，行文中未见对其进行比对分析，若钟晋兰研究员能对此做出比较研究，进而得出结论是否更有说服力呢？总体而言，钟晋兰研究员所著的《田野中的客家妇女与民俗信仰》一书，总结了钟晋兰研究员20年来在客家妇女研究领域的成果，凭借着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深厚的文献功底，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独到的见解，从客家妇女的家庭、经济、民俗仪式、信仰等方面，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了客家妇女的地位与文化生活，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客家妇女的文化形象，是一部富有创新性的论著，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大家细细品读。

注释：

①  马广海：《应用社会心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88页。

②1426  黄马金：《客家妇女》，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

③25  谢重光：《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12—20世纪客家妇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1524  房学嘉等：《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⑥  刘大可：《田野调查视野下的客家妇女——以闽西武北村落为例》，《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

⑦  张燕清：《从“为人女”到“为人妻”——传统村落视野下培田入嫁女性的角色入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

⑧  张雪英：《闽西苏区客家妇女积极投身革命的原因》，《龙岩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⑨  徐维群：《太平天国妇女政策与客家妇女》，《龙岩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⑩1121222327282930  钟晋兰：《田野中的客家妇女与民俗信仰》，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125，231，67，10，17，28，45，229，256页。

1317  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6  李泳集：《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  房学嘉：《從李氏家藏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粤东梅县客家妇女为重点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9  谢重光：《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20  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