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媒介综合体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逻辑重构

[摘要]对社会传播来说，新技术是一个中立因素，它把技术便利同等地赋予了社会传播的参与方，但由此而带来的效应超出了技术本身中立的范畴。得益于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受众在社会传播中主动性不断增强，极大地拓展了其在传统社会传播范式里被认定的边界;媒介也从经验主义中的技术介质转变成了社会传播的重要参与力量。这些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闻机构在传统传播时代具备的社会传播优势，以这种优势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在内的传播规约、范式和伦理价值体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本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范围，以新技术的使用为背景，重点关注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学基础失去之后新闻专业主义体系中核心的人文价值部分的现实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进行逻辑重构才能继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新技术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社会传播价值体系;泛媒介综合体

在社会传播的大体系中，现在的新闻机构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个横跨传统传播体系和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涵盖自媒体平台并延伸到舆论场的泛媒介综合体。新闻机构的信息传播已经在这个泛媒介综合体的范式里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新闻传播范式里的新闻专业主义边界。

传统新闻传播范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空间。在这个范式里，新闻机构自建的传播渠道对普通社会民众来说是不可观察的，新闻信息内容是新闻机构完全可控的变量。一方面，它是新闻机构在完全自主的把关机制下产出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内容从产出之后到被受众接收之前，它都以恒定的状态保持在封闭的传播渠道里。新闻内容从信息表象到价值隐喻都可以被新闻机构自主定义，而新闻专业主义是这个范式的一个重要依据和考量。

新技术被广泛使用之后，在媒介这个维度上其直接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范式。以智能终端为典型的新技术媒介变成了社会资源，智能终端用户已经达到了庞大数量，它让使用智能终端的社会民众在传统新闻传播媒介的体系之外建立了一套基于新技术媒介的传播体系，该体系的诞生和延展使得新闻机构基于自有渠道的信息传播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出于弥补优势等多重因素的考量，新闻机构积极介入和参与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到目前已经成为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基于此特殊背景，探讨新闻专业主义如何进行逻辑重构才能确保其价值体系中核心的人文与社会价值内涵仍然发挥作用。

一、传播媒介逻辑：媒介社会化与传播权分散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范式里，媒介是新闻机构自有的技术工具，这是传统新闻传播排他性的有力体现。在新技术传播的范式里，媒介已经突破了“新闻机构自有”的边界，变成了公共工具，学界普遍用“媒介的社会化”来概括这一变化。“媒介社会化”给传统新闻传播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最典型的表现是新闻机构信息传播权力的分散。这种分散具有间接性，本质上是新技术对其他传播主体，特别是对受众的赋权所产生的附带效应。典型的附带效应有两个：媒介议程的反向设置和新闻信息隐喻的重构。这两个附带效应都与智能终端推动的泛舆论场的兴盛直接相关。

（一）正视反向议程设置

新技术媒介体系形成的泛舆论场已经超越了传统传播格局中“观点交换场所”的边界，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民众现实社会生活在虚拟世界的投射。在这个背景下，泛舆论场中交换的观点和意见已经不再受限于新闻传播的话题设置，它们中的很多话题直接来自民众社会生活的周边。民众在泛舆论场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及观点和意见的交换，在“沉默螺旋”的推动下一旦趋于一致，便形成热点话题，传统新闻传播往往会将它们作为关注和报道的焦点。由此形成一个值得关注的传播现象，即泛舆论场的话题进入传统新闻传播渠道，经由新闻报道专业流程被进行二次报道，传播效果或证实，或澄清，或推动，或逆转。

就过程机制而言，这与传统新闻传播范式里的媒介议程设置几乎一样，只是在方向上呈现反向议程设置的特点。议程设置和反向议程设置在本质上和传播向度相关：传统新闻的单向传播特征，让信息流从作为新闻媒体的传播者线性地流向了受众，传播者的信息议程设置随着信息流到达受众，再从舆论场得到反射。而当传统新闻传播的单向性被消解意味着信息流同样能从受众到达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流本身的议程设置反射到新闻媒体，其传播学机理并没有改变。但因为传播权的重新分配，新闻传播效应在议程设置层面被削弱。

（二）正视隐喻重构

泛舆论场对新闻媒介传播权力的分散，还体现在对新闻信息隐喻的重构上。这意味着泛舆论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新闻信息传播，而不是仅仅作为新闻传播后端以观点和意见为表现的效果反馈，在更深的机制层面上，泛舆论场在新闻信息传播的同时，就开始直接和间接地介入其中。

直接介入的一种典型机制是以弹幕为表現的同步评论技术。新闻信息通过新技术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平台上那些使用弹幕的受众在接收这些信息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在编辑它们。这种编辑不是对原有信息结构和内容的改变，而是在更深层面上改变了原有新闻信息的隐喻。比如严肃新闻内容的弹幕，出现了对新闻播音员衣着和妆容的讨论，对这些讨论的反馈直接反映在了新闻内容本身的讨论区里。可见，在这个小型的舆论场中，原有新闻内容本身的隐喻已经被严重削弱。

对新闻信息传播的间接介入，是新闻话题脱离新闻场域在泛舆论场的发酵。在泛舆论场中，受众不仅仅交换观点和意见，也在对新闻内容中的相关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构。这个加工过程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时代里新闻信息内容的恒定，对其价值隐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构。例如一个典型的传播现象是“马保国事件”，就新闻事实本身而言，这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武术比赛里两位业余选手的较量，最终以一胜一负结束了比赛，新闻事件本身并不特殊。但在泛舆论场中，该比赛双方的人物背景成为重点信息，传播内容也从比赛演变成了一次娱乐的狂欢。

二、内容把关逻辑：从人工编辑到智能算法

把关机制是新闻机构在传统传播体系中的一个典型机制，它发生在信息内容进入传播媒介之前，新闻机构对把关机制完全自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构成新闻专业主义空间的一个重要支柱。传统传播体系中，把关机制作用在信息内容产生的前端，它决定了内容本身，而内容一旦产生之后，便直接和受众产生联系。在特定的媒介中，信息内容对所有选择了这个媒介的受众是无差别的。

在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中，把关机制所依赖的智能算法是一套区别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价值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新闻专业主义把关机制基础的动摇和削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使用确实如学者克里斯琴斯所说，技术并不具有假定的中立性。尤其是具有把关属性的智能算法技术，它几乎重置了传统传播体系中新闻机构的把关机制，而且它具有独特的信息价值偏向。所以，智能算法机制在实际上动摇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基础—把关权力和信息价值偏向。

将受众视作具有商业价值的用户是智能算法研判信息价值的基础。因此，在价值偏向上，它并不像新闻专业主义那样强调信息本身之于受众的价值，它更在意的是信息传播之于新媒体平台用户的扩充价值，信息内容变成了实现这个价值的中介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智能算法实际上削弱了把关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把关权力的让渡—权力从人工编辑让渡给了人工智能。这种让渡一旦完成，一个新的把关机制随之建立，它不再需要人工编辑判断信息价值，而是由人工智能基于某些规则变量做出研判。其“满足用户信息偏好程度”的价值偏向，也同样基于人工智能对海量用户数据的算法结果—由机器勾勒和总结的用户信息偏好画像。

基于这个画像，智能算法将多样化信息内容分类，在信息内容偏好的维度上，其将信息分别推送给相应偏好的受众。从表面上看，即使不同受众选择了同样的媒介，其推送内容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别。在更深的层面上，多样化的信息实际上被智能算法隔离在受众之外，使受众接触单一信息成为大概率事件。大量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转变，他们将上述现象概括为“信息茧房”或“回音室效应”等。

社会传播体系因为这个变化而产生的负效应是明显的。信息本身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减少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单一信息的强化和多样化信息的弱化实际上是对民众认识多元的社会环境的反向制约。在受众的信息偏好外的信息内容实际上为受众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就价值而言，其对受众全面认识社会环境更具有辅助作用。

三、价值表达逻辑：从公共表达到个性表达

新闻专业主义在价值实现过程中所依赖的新闻机构在传统传播体系中传播权力的削弱，并不能等同于其价值基础本身的削弱。相反，在社会化媒介时代，因全民参与社会传播而造成的信息爆炸，让信息内容在人文和社会价值维度上良莠不齐，低价值甚至负价值信息的充斥实际上正在损害社会传播系统，这种情境下社会传播比以往更加需要具有人文和社会价值的信息内容。有研究者认为“未来的媒体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方向”，这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价值内涵是一致的。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规约和表意，新闻界尚有争议，但对“新闻信息在社会传播大系统中的存在价值”这个核心并不存在多少疑问。在价值实现的方式上，新闻专业主义在传统新闻传播的框架里建立的新闻信息准则，在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里受到阻碍，这在本质上是由于两套体系所依赖的传播学基础有所差异，而并不一定是由于新闻专业主义本身的问题。

如果从与受众的对象关系上说，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传播权力享有的相对项，是在传统新闻传播体系下对受众单向接收新闻信息传播的一种价值补偿。这种价值补偿所具有的人文和社会价值是新闻专业主义规约和范式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基础仍然可以在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中支撑起较大空间。

但就价值内涵的信息内容表达而言，其惯常的公共表达逻辑仍然需要重构。这个观念的背景是新闻机构不再是新闻信息传播的主导，新技术媒介传播体系已经在事实上构建了多元主体的新闻传播框架。如其他研究者所言，未来传媒业的专业性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实践的专业性。在多元主体生态下，广泛应用在新技术媒体平台的智能把关机制，实际上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传播者的规约。而且，新技术对受众传播主动权的赋予，也跳出了传统新闻传播“传播者—受众”的基本向性。在当前的传播情境下，受众被视为用户，机制向他们推荐符合他们信息偏好的内容，这是新闻专业主义需要正视的客观传播情境。

在这个情境之下，底层信息价值基础仍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价值优势，但其内容表达已经被卷入新技术媒体平台的基本推送逻辑框架。对进入这个框架中的受众而言，信息的多样性也意味着信息价值的良莠不齐。如同吴飞等人论述的那样，不是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去采集、组织、分析并且能够清楚地陈述新闻事实，他们更没有能力进行长久的新闻报道与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共表达逻辑的重构，是对智能把关机制的善用而不是跟从，即在多元传播主体情境下，开创基于信息价值的、新闻传播的个性化内容表达，让新闻专业主义既保持价值内涵，又具备鲜明的表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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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飞（1979—），男，江西赣州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新闻学专业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