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多元化发展途径研究

刘波 黄璐

摘  要：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3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多元化发展途径逐渐显现。从“运动员学生”与“学生运动员”概念所指的分析着手，明确了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中国奥运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布局重点，对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多元化发展途径进行了梳理，具体包括：“三级训练网”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体教融合发展政策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实践探索过程，由当下中国奥运战略所处的阶段特征所决定，这是中国奥运战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长期并存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体教融合;运动员培养;多元化;东京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21）09-0014-04

一、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大势所趋

2020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88枚奖牌、3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有一个媒体现象值得关注，冠军运动员的来源高校被“刷屏”，各高校也热衷于“认领”自己培养的冠军运动员。北京体育大学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摇篮”，以“在校学生”或“校友”的身份统计，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31名参赛运动员中，有48人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共获得12枚奥运金牌[1]。这一媒体现象能够呈现两点关键信息：（1）冠军运动员接受高等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认同，人们提高了对冠军运动员综合素质和职业生涯发展的美好期待，由以往的“体育优异”向“体学兼优”的认知转变。比较热门的新媒体传播案例是关于杨倩“趁着清华大学放暑假，去东京拿两块奥运金牌”的新闻报道，“清华学霸运动员”这一媒体标签犹如全民观念转变的一面镜子。（2）冠军运动员培养的体教融合趋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大势所趋。比较热门的新媒体传播案例是关于“苏炳添要招研究生了”的新闻报道，媒体视野下优秀运动员的高学历化只是一个社会表象，深层隐喻是人们对于优秀运动员的知识背景和科学训练的认同，或者说优秀运动员之所以达到竞技的巅峰，一方面因素源自文化知识的支撑作用，也是结构化知识学习的结果。

二、“运动员学生”与“学生运动员”的概念所指

无论从大众与媒体的观念转变，还是从政策引导与行业发展来说，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大势所趋。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这些具有高校学生身份归属的冠军运动员，是否为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范例？这也是体教结合时期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对“运动员学生”与“学生运动员”的概念理解问题。所谓“运动员学生”是指第一身份是运动员，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已经获得很好的运动成绩之后才通过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的渠道上大学，另外上了大学也还是以训练为主，而且基本在国家队或专业队训练，这种情况俗称“挂靠”;而“学生运动员”的第一身份是学生，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在学校学习、在学校训练，因为运动成绩优异而入选国家队或专业队，俗称“自主培养”。

大部分高校的在读学生在东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靠的是“挂靠”的“运动员学生”。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体教融合政策背景下“运动员学生”的培养不能与体教结合时期对优秀运动员“变相送学历”这一极端现象画等号。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进入体教融合政策时期，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对“运动员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运动员在校文化学习政策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有延长学制培养的，有集训停学择时培养的，有成立专家导师团“送教上门”的，不一而足，为的都是回归教育的本质，让这些“运动员学生”达到就读专业的毕业标准，破解“学训矛盾”这一发展难题，实现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的协调发展。

即便进一步加强“运動员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仍然是一种“拿来主义”，在实践层面比较容易实现，但示范教育价值相对较小，因为体教结合时期就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政策实践路线。事实证明，这不是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理想方向，更不是新时代体教融合政策制定的初衷。新时代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于“自主培养”上，归根结底还是“学生运动员”问题上，但要做到真正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教融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体教融合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实践探索过程

在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向体育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体教融合政策扮演了体育与教育领域协调发展的破冰者角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发展阶段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体教融合政策必然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实践探索过程，这一历史性进程并不是价值或途径单一化的结果，而是传统意义上“三级训练网”（举国体制）的革新发展、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2]的实践探索、市场机制主导建立的运动员培养新路径三者共同的存在，是一个不同机制共同竞逐的实践探索阶段。

东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榜”的项目结构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发展阶段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模式的分析素材。中国竞技体育的六大优势项目分别为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体操，这六大传统优势项目一直实行“三级训练网”的培养模式，近年来在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改革推动下，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也有学者将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这种体制创新探索命名为“新型举国体制[3]。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三级训练网”，还是引入市场化机制的“新型举国体制”，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及取得的历史成就。东京奥运会中国在6大传统优势项目上夺得27枚金牌，占中国金牌总数的71.1%，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了强有力的夺金点。在田径和游泳两大“强队标尺”大项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突破，这些优异成绩与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强有力的后盾保障具有紧密联系。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确保跳水、举重等市场化机制不足的项目上具有较高的夺金效率，“举国体制”对于全球疫情影响下的奥运备战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有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相比较而言，美国在其优势项目田径和游泳上受到全球疫情的较大影响，此消彼长，中国体育代表团拉近了东京奥运会与美国的整体竞技实力表现，中国仅以1枚金牌之差位于“金牌榜”第二位。这充分说明，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或者说“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培养冠军运动员的最佳途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三大球”为代表的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项目，创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历届奥运会的最差战绩。为何同样在疫情影响下中国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与体育职业化项目的表现差别如此之大？这是否说明“举国体制”有强大的制度优势，但是局限于非职业化的项目上，而体育职业化项目尚未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演进的改革发展过程，作为新时代中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政策成果——体教融合创新探索有力回应了新时代中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摸着石头过河”、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谋发展，是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中国奥运战略的改革基调，也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实践探索过程。

因此不能将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二者的价值取向对立起来，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竞合的改革发展关系。面向巴黎奥运会竞赛周期，如果要保持中国金牌榜的强势地位，必须坚持中国六大传统优势项目的“举国体制”建设，强化中国奥运战略的价值追求。如果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奥运战略的全球影响力，还要争取在“三大球”等体育职业化项目上寻求重大突破，找到适合中国职业体育发展之路是当务之急。面向中国奥运战略的长远发展而言，巴黎奥运会竞赛周期将是二者兼顾、相互协调的改革发展过程，既要坚持中国六大传统优势项目的“举国体制”优越性，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体育职业化项目的改革发展，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调整改革为出发点，带动体育职业化项目的改革上台阶上水平。面向未来的中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职业体育将是中国奥运战略的布局重点，也是新时代体教融合发展政策的价值旨归。

基于此，在明确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中国奥运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布局重点，以及新时代体教融合政策的价值旨归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今后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体教融合多元化发展途径，这是由当下中国奥运战略处于的新发展阶段特征所決定的，是面向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奥运战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长期并存的必然选择，由此也决定了未来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将呈现体教融合的多元化发展，即探索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

四、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多元化发展途径

通过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体教融合绝不是简单地在以往体教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融合，而应当是全新的理念，以前所说的体教结合模式的困境根源首先在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不一”[4]。以转变培养理念驱动基础理论建设与制度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形成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其中包括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概念、价值、推进路径等;一方面要强化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需要借鉴世界各体育强国经验，通过顶层设计确定方向、理顺思路、推动实施。

（一）“三级训练网”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

传统“三级训练网”指的是基层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三级训练体系，这是中国奥运战略取得历史成就的制度阶梯。目前包括传统体校在内的专业体制仍然是输送高水平竞技人才的主要渠道，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虽然取得了“清华模式”“北理工模式”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但只是有益的补充。“北体模式”“南体模式”等发展模式属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途径，在本质上也是传统“三级训练网”的革新发展模式。比如说“南体模式”是体育院校与省队联办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南京体育学院致力于探索建立以学训融合为特色发展的灵魂、以育人夺标为特色发展的目标、以创新求进为特色发展的驱动、以服务社会为特色发展的追求的新路径”[5]。再比如北京体育大学设立的“冠军班”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将传统体校在内的专业体制出身的优秀运动员纳入国民教育培养体系，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创新探索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放眼未来，体教融合是大势所趋。教育系统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育人的基础上体教并重，才有可能与体育系统有机融合，为实现我国校园体育发展和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体教融合发展途径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指出国民教育体系将成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要通道[6]。体教融合政策为进一步明确大中小学一体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途径指明了目标方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大中小学校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基础上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制定在大中小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制度……体育、教育部门推进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接”[7]等一揽子制度设计，为从根本上破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难题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无疑，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是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的顶端，表征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标志性成果。在体教结合时期，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清华模式”具有代表性，从清华大学近些年的实践来看，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能够起到营造校园体育氛围、带动广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作用。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角度，清华大学在田径、射击、篮球等项目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夺得2枚金牌的清华大学在读学生杨倩就是典型的代表，“清华模式”建立了从清华附小、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到清华大学的“一条龙”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大学与中学衔接、学习与体育并重、选拔和输送一体的原则，为培养具有完整人格、良好文化素质和优异运动成绩的学生运动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8]。

诚然，“清华模式”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学训之间的矛盾难以根除，校际竞技文化的缺失等[9]。由于竞技体育体制的制约，加上绝大多数高校不具备清华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的资源配置条件，“清华模式”难以推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存在的困境与问题。大多数高校体育的软硬件资源配置匮乏且滞后，在经费投入、训练条件设施、教练员水平、团队配置、后勤保障、队伍管理等方面，无法与体育部门相比较。从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角度而言，关于高校运动队的招生规模不超过本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1%的限制不利于体教融合的实施，也不利于教育部门和高校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面的制度设计。体育部门很难从自身角度来缓解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学训矛盾”，需要教育部门甚至是成立新的部门来缓解这一矛盾。近年来，一些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选择进入高校深造，但由于诸多方面的不足，高校很难把有潜力的运动员培养成精英运动员。凡此种种问题，必须坚定深化改革发展道路，只有通过渐进式的实践改革，来化解困境、克服挑战，才能不断推进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发展途径。

（三）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

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发展途径指的是，以职业体育俱乐部梯队建设、青少年体育培训俱乐部（青训培养）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新路径。这个社会主体身份更明确的是指以社会力量、市场机制、家庭支持、个人投入共同推进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新路径。从目前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发展状况来看，面临的困境远大于其取得的成绩。大部分社会主体创办的青少年体育培训俱乐部主要面向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提升与发展，机构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在青少年体育培训的规模效应、标准化、专业教练员、场地环境、经费支持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突出的问题，很难承担起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重任。目前可见的成功案例仅在于以家庭投入为主的非奥项目运动员培养上，比如臺球项目的丁俊晖等。大部分家庭参与课外体育培训，并没有脱离文化教育体系，无论是出于增强体质、体育考试达标（中考体育）的动机，还是出于熟练掌握1项运动技能的考虑，都能够较好地兼顾文化学习。

大部分以市场力量为依托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梯队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足球、篮球等市场化项目上，这也是全力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改革试验区。从1992年中国足球开辟了职业化改革（红山口会议）的发展道路，近30年以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足球、篮球项目的国际大赛成绩一直举步不前，从一个侧面说明以市场力量为主体推动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因素或问题形成共振效应，导致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效果不佳。同时，职业体育俱乐部梯队建设面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困局。社会主体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发展途径尚未成为中国奥运战略的支柱性建设工程，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8月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0]这也是未来深化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实践改革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从短期路径来看，体育部门需要释放更多的人才培养资源给教育部门，尤其是和大学进行合作。就竞技水平而言，短期路径对应了运动员的“短期成功”，即在竞技生涯中取得优异竞技成绩。从长期路径来看，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要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价值方面达成一致，同时融入社会主体参与，打造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力量多元化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从运动员的需求出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长期路径对应了运动员的“长期成功”，即在竞技生涯和退役后的职业生涯都取得成功。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发展途径。

不可否认，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教融合”探索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只有认清这些困境，才有助于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着力点。中国奥运战略进入新时代，一方面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这里特指竞技体育发展的时代潮流，既涵盖了后疫情时代世界体育的变革趋势[11]，又呈现了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基本诉求和目标要求。一方面要探索更为多元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中国特色体教融合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协同，同时引入社会主体参与，做到多种发展途径并存，开创中国特色体教融合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东京奥运会交出优异答卷[EB/OL]. （2021-08-17）[2021-08-26].http：//www.sport.gov.cn/n316/n343/n1192/c1001915/content.html.

[2]鲍明晓.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J].体育科学，2018，38（10）：3-11.

[3]钟秉枢.新型举国体制：体育强国建设之保障[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03）：1-7.

[4]刘波，郭振，王松，陈怡莹，等.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J].体育学刊，2020，27（06）：12-19.

[5]杨国庆.论新时代“南体模式”新发展——关于高等体育院校体教融合实践的探索与思考[J].体育学研究，2020，34（04）：1-10.

[6]王登峰.国民教育体系将成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要通道[EB/OL].（2020-09-04）[2021-07-1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9/t20200904_485419.html.

[7]体育总局 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EB/OL].（2021-04-21）[2021-07-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7/202104/t20210425_528082.html.

[8]李伟明，林冬梅，罗健.体教结合之探索——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特长班为例[J].中国体育科技，2008（03）：83-86.

[9]郭振，茹亚伟，毕金泽.我国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融合研究：“清华模式”的探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1）：43-51.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2019-09-02）[2021-08-2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11]黄璐，刘波.后疫情时代体育世界的变革趋势探析——《奥林匹克2020+5议程》解析与中国借鉴[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06）：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ATY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