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女性群体休闲活动、健康水平与幸福感研究
——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江云林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2)

1 研究背景

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幸福无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下都是人们永恒的追求。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是“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1]。“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等人民幸福观的提出表明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不仅是个人的基本诉求，也是国家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美好生活与幸福感密不可分。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休闲意识日益增强，对于高质量休闲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休闲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正逐渐从日常生活的“调味剂”上升为日常“刚需品”。重视休闲发展已然成为弥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健康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石和保障。作为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健康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和美好愿望，也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要务。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健康中国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十九大“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一历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必将极大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休闲和健康被普遍视为幸福感的重要预测指标，最幸福的时刻往往与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活动[4,5]，以及健康指标密切相关[6]。尽管学者们在休闲活动、健康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学者们多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特定群体，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关注以及在不同年代群体中的纵向比较。基于此，本研究以出生于1960-1990年代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为自变量，探究不同年代女性群体幸福感之间的差异。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幸福感

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学者Wilson于1967年发表的评论《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起点。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对幸福感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分别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相关联。部分学者尝试将两大视角整合，幸福感的含义被扩展到涵盖两种观点[7-9]。本研究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因此对于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概念不作严格区分。

近年来，大量研究探讨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等概念与人口统计学变量间的关系，其中年龄和幸福感的关系模式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发现，在年龄与幸福感研究中，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呈“U型”关系，即居民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下降，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出现反弹现象，又稳步上升[10-12]。学者李婷基于数据分析发现近十年间居民幸福感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队列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两个峰值和一个低谷模式等[13]。总体而言，年龄是衡量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幸福感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不同年代的女性群体因其生活阅历、承担生活压力等的不同，幸福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

2.2 休闲活动与幸福感

休闲并不等同于幸福，但对创造幸福至关重要[14]。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对幸福感会产生不同影响，但是何种休闲活动类型对幸福感影响更大至今尚无统一定论[15-17]。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大都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特定群体，如老年人[18-20]、大学生[21-22]、城郊和城市居民[23-24]等，探究特定群体休闲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对于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女性群体而言，由于其出生的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各不相同，休闲活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亦存在差异。“60后”和“70后”女性群体绝大部分出生于改革开放前，深受经济资源匮乏和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影响，在家庭中要参与生产、操持家务、照顾孙辈等活动，休闲方面往往受到更多的压抑和限制。“80后”女性群体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群体，当下正处于建立和发展新家庭的重要阶段，经历着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普遍表现出强烈的休闲参与需求和严重的“时间饥渴症”表征[25]。“90后”女性群体当下多为大学生或初入职场的职场新人，具备较强的休闲意识与休闲意愿，愿意且有更多时间参与休闲活动。因此，相较于“90后”，休闲活动对“60后”、“70后”、“80后”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会对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

假设3：相较于“90后”，休闲活动对“60后”、“70后”、“80后”女性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

2.3 健康水平与幸福感

健康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26-27]。在健康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老年人[28-30]和女性[31-32]往往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研究结果均证实了健康状况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除了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态也会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Graham等研究发现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都与生活满意度相关，那些患有急性疾病的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但将心理健康作为独立变量包含在内，可以减轻身体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33]，学者邓敏证实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甚至远高于身体健康水平所带来的影响[34]。

就健康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而言，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群体健康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60后”女性群体既面临着身体机能和自我恢复能力下降的困境，也面临着精神养老需求，在自身健康状态较弱的现实背景下，其健康需求愈加强烈。随着年龄的上升，“70后”女性群体同样面临着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的困境，与此同时她们还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和职场压力。随着时代的发展，“80后”已成长为支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承担着来自家庭、事业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职业压力、家庭负担无疑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90后”女性群体或尚未踏入社会或初入职场，较之以前几代女性群体，她们的身体健康状态更佳，但也面临着较高强度的学业压力、职场压力和家庭压力。总体来看，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均承担一定强度的心理压力，但相较于“60后”、“70后”女性，“80后”、“90后”女性身体健康状况更佳。因此，健康水平可能对“60后”、“70后”女性幸福感影响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健康水平正向影响女性群体的幸福感。

假设5：相较于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对出生于不同年代女性幸福感作用更强。

假设6：相较于“80后”、“90后”，健康水平对“60后”、“70后”女性幸福感影响更强。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简称CGSS2017)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有效样本12582份。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及目的，样本对象限定为出生时间在1960-1999年之间的女性群体，在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和无效样本后，最终得到4122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定义

3.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幸福感，由题项“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该题项包含5个等级选项，依次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本研究将这5个等级选项依次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明幸福感越高。

3.2.2 自变量

(1)休闲活动

休闲活动，由题项“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进行测度，包含12个指标。该题项包含5个等级选项，依次是“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反向赋值5-1，数值越大表明参与频次越多。

由表1可以看出，“看电视或者看碟”“上网”“在家听音乐”“逛街购物”等是女性常见的休闲方式。女性较少“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参加文化活动”“做手工”以及“出去看电影”等。

表1 女性群体不同休闲方式参与频率统计表

为了对题项进行简化，本研究对休闲活动的12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该题项12个指标KMO系数为0.857，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747，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首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用最大方差法进行直交转轴旋转，选取因子成分的负荷量绝对值大于0.5，萃取合适的因子成分个数。原先该题项包含12个指标，因子分析后删除2个指标，保留10个指标。再对这10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解释力，最终提取出方差值大于1的三个因子。本研究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交际休闲因子，品味休闲因子和娱乐休闲因子。

表2 休闲活动主成分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结果

(2)健康水平

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本研究将健康水平概念化为身体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身体健康水平由题项“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来度量，心理健康水平由题项“在过去的四周里，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来衡量，5个等级选项依次赋值为1-5，数值越高表明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3.2.3 控制变量

依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了年龄、户口类型、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高等教育、有无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3.3 实证模型

考虑到因变量为五分值的变量，可以近似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建立模型。为了考查对于总体样本而言，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对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建立模型A1、A2、A3，分别考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为了考查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对不同年代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60后”、“70后”、“80后”、“90后”女性样本建立模型B、C、D、E，便于比较不同年代女性休闲活动、健康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差异。

4 结果与分析

4.1 女性群体幸福感状况分析

4.1.1 女性群体幸福感现状分析

通过对样本对象的幸福感进行统计分析可知，选择“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女性比例达到78.62%(见图1)。这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女性群体的幸福感较高。

图1 女性群体幸福感现状

4.1.2 不同年代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本研究首先通过单因素ANOVA检验分析四个年代女性群体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幸福感在不同年代女性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四个年代女性群体幸福感平均得分在3.5分与4.5分之间，表明当前女性群体的幸福感较高。将四个年代女性群体的幸福感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可知，“90后”女性幸福感最高，均值为4.04；其次为“80后”女性的幸福感，均值为3.92；“60后”和“70后”女性的幸福感较低，均值分别为3.78和3.80。基于此，假设1得到验证。

4.2 休闲活动、健康水平与幸福感

从表3中模型A1可以看出，对于总体样本而言，控制变量中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政治面貌、高等教育、有无子女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解释了幸福感4.4%的变化。加入休闲活动的三个因子后(模型A2)，模型解释力提高至8%，其中文化、交际休闲因子和娱乐休闲因子正向影响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品味休闲因子对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从模型A3可以看出，加入变量身体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至18.2%，表明健康水平对幸福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4得到验证。

表3 休闲活动、健康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

4.3 不同年代女性群体休闲活动、健康水平对幸福感影响分析

对于“60后”女性群体而言，从表4模型B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婚姻状况对样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加入自变量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后，模型解释力提升至20.4%。就休闲活动来看，与娱乐休闲因子相比，文化、交际性休闲因子每提高1分，幸福感的提升幅度更大，表明文化、交际性休闲因子更能提升“60后”女性的幸福感；就健康水平来看，与身体健康水平相比，心理健康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幸福感的提升幅度更大，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对于“60后”女性幸福感的作用更强。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健康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60后”女性幸福感增加0.187个单位，身体健康水平对“60后”女性幸福感同样具有较大影响。

表4 不同年代样本休闲活动、健康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

对于“70后”女性群体而言，从模型C可以看出，户口类型、民族、婚姻状况、高等教育均对样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入自变量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后，模型解释力提升至22.1%。与“60后”女性群体类似，文化、交际性休闲因子和心理健康水平对“70后”女性幸福感的作用更强，但身体健康水平同样具有较大影响。

对于“80后”女性群体而言，从模型D可以看出，婚姻状况对样本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自变量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后，模型解释力提升至14.6%。就休闲活动来看，文化、交际性休闲活动对“80后”女性群体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60后”、“70后”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娱乐性休闲活动，对“80后”女性群体并无显著影响。就健康水平来看，身体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同样显著影响“80后”女性群体的幸福感，较之以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对于“80后”女性幸福感的作用更强。

对于“90后”女性群体而言，从模型E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年龄、户口类型、民族、婚姻状况均对样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加入自变量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后，模型解释力提升至9.3%。就休闲活动来看，对其他年代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文化、交际性休闲活动和娱乐性休闲活动对“90后”女性群体来说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样，身体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影响“90后”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更强。

从整体来看，就休闲活动而言，相较于“90后”，休闲活动对“60后”、“70后”、“80后”女性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假设3得到验证。就健康水平而言，相较于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对四个年代女性幸福感的作用更强，假设5得到验证。此外，变量健康水平对不同年代女性幸福感的解释力大小间接表明：相较于“80后”、“90后”女性，健康水平对“60后”、“70后”女性幸福感影响更强，假设6得到验证。

5 结果与讨论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年代女性群体的幸福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发展背景及个人因素有关。“60后”、“70后”女性群体大多出生于改革开放前期，经历过政治失范、经济崩溃、文化断层、思想混乱，而今处于中年时期的她们尚承担着经济生产、料理家务、照顾孙辈等责任。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幸福感，她们对自身的幸福意识、体验和追求并不明显。“80后”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受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影响，她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意识逐渐觉醒，但作为社会发展中流砥柱的她们往往面临着更多工作-家庭冲突，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并不能得到很好实现。“90后”女性群体出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个性的展示，对幸福的意识、体验和追求很强烈，这一群体的幸福感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感。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受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的影响，不同年代女性群体的价值取向存在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的差异，继而造成不同年代女性幸福感上的差异。

休闲活动是影响女性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但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会对女性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传统的活动参与论在此只能得到部分验证，即文化、交际性休闲活动和娱乐休闲活动参与越多，女性幸福感越高。同时，本研究发现，休闲活动对出生于不同年代女性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这种差异可能与休闲时间和休闲需求有关。“60后”女性群体即将或已经踏入退休年龄，操持家务、照顾孙辈的客观现实限制了她们的休闲时间，休闲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更多参与休闲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70后”、“80后”女性群体多是在职场打拼的“社会人”，面临着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尽管有着强烈的休闲参与需求，但却没有充足的休闲时间用来满足休闲参与需求。比较而言，“90后”女性的休闲时间能够满足休闲参与需求，因而休闲活动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更弱。

健康水平正向影响女性群体的幸福感，相较于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对四个年代女性幸福感的作用更强。但与“80后”、“90后”女性相比，“60后”、“70后”女性幸福感还较多受身体健康水平影响，健康水平对幸福感作用更强。这种差异往往与身体机能、心理压力等密切关联。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在当前“让人民幸福”已然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目标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女性群体的幸福感，有利于促进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升。但是，针对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群体，要注重分析把握影响幸福感的不同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措施。在本文中，“60后”、“70后”女性的休闲需求和身心健康需求，“80后”女性的休闲需求和心理健康需求以及“90后”女性的心理健康需求值得关注。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着重探讨了休闲活动和健康水平对于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它变量对女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为提升女性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