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魂永系忠诚
——“我家的红色故事”（一）

陈邦兰像

陈邦兰自出生后就没有见过父亲。小时候，她看见周围小朋友都有父亲，便问她的祖父母和母亲：“我的父亲在哪里？”家人告诉她：你的父亲被日本人带到台湾了，等你长大就回来。

等呀盼呀，直至1982年母亲过世，父亲也没有出现。

父亲，您在哪里？

文>>>陈邦兰

母亲过世多年后，表叔来到我家，和我谈到了父亲。他神色凝重地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当年表叔曾陪祖父到山东，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所张贴的处决父亲的布告。父亲被日军杀害时，母亲刚刚生下我。

知道父亲被害的真情后，我利用寒假、探亲等机会，到泗洪县历史档案馆、淮阴市政府、淮阴档案馆等处四处寻访，进行了解、取证。

我也拜访了当年与父亲一起被抓的吴叔叔与窦叔叔，那时他们两个因为年龄小而被释放。两位叔叔向我介绍了父亲和二叔在校活动的情况。窦叔叔说：“你看过电影《红灯记》吗？你父亲和二叔就像李玉和，面对敌人审问，很顽强，始终没透露一点组织秘密，你二叔甚至用日语对抗，日本人气急败坏，对你二叔和父亲更是严刑拷打……”

两位叔叔告诉我，在侵略者的监狱里，我的父辈面对严刑拷打，顽强不屈，高呼：“还我河山！”他们大义凛然的形象在我心中渐趋丰满，此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亲之痛，泪如雨下。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有志青年挺身而出抗击日寇，当年还是学生的父亲和二叔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在家书写“血仇”文章，制作成传单四处散发，还组织青年成立“抗日救亡斗到底”歌咏队。兄弟俩进入淮阴师范后，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文汇研究社》，并组织“红星篮球队”，坚持地下抗日斗争。1940 年底，因叛徒告密，兄弟俩及数十名宿迁籍学生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被日本宪兵队拦住。日军在他们的包裹行李中发现了抗日传单，当即抓走了他们。表叔陪祖父卖地凑钱，去监狱看望父亲，并从狱中带回了父亲的一件血衣。

1941 年6 月中旬，日伪政府控制的济南《新民日报》、天津《庸报》及《青岛日报》刊登了父亲遇害的消息，大致内容是“破获宿迁地下共匪组织首徒陈玉金、陈玉樑等人，煽动赤化”，报上并未说明父亲在什么地方被害，家人更无从查知他们遗骨的下落。

父亲和二叔遇害后，我的祖父隐忍失亲之痛，毁掉了儿子的血衣，烧去相关的报纸，白天在家人面前强作镇定，夜深人静时总以泪洗面。

为了生活，也为了防止鬼子和汉奸的迫害，祖父母领着母亲和尚在襁褓中的我，躲到了河西双庄小李队老家，在纯朴善良的乡村邻居帮助下，以耕种几亩地艰难度日。

父亲为国捐躯被害整整80 年了，甚至没有一块自己的墓碑，但我深知也深信：他的不屈灵魂已融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中。

吴荣宗像

为了民族的解放，无数爱国志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吴荣宗，党的同龄人，如皋石庄镇国营商场原主任，1939 年入党，1984 年离休，1990 年因病离世。他还健在时，每一年，都会带着孙子吴敏去如皋立新村村南的严绍文烈士墓，看望这位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

祖父的教诲

文>>>吴敏

1990年春节后，祖父身体一直不好。到夏末，查出来是肺癌晚期。

祖父住在县城人民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县城医疗条件有限，姑姑从省城想办法买了特效药白蛋白送回来。病床上的祖父醒来时看着上面挂的药水瓶，问父亲：“挂的什么？”

父亲回答：“白蛋白。”

祖父没听说过，又问：“多少钱一支？”

1990 年的白蛋白120元一支，父亲非常了解祖父，便含糊地回答：“几块钱一支。”

祖父不假思索地说：“太贵了，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在病床前的我当时也没有太多的触动，因为他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祖父去世前对我说：“祖父时间不多了，给你三条遗言，你一定要做到。第一，要加入共产党；第二，要考上大学；第三，要留在江苏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邮电局工作。三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右手举拳宣誓的那一刻，祖父的话语出现在我耳际：“太贵了，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想到严绍文同志，就觉得我们现在多幸福。”“老三篇要常背常悟，才知道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简单的语言此时却如滚雷一般，不断冲击着我的脑海，如同灵魂里的烙印变得鲜活起来。

宣誓完毕，我抱头痛哭，泪如雨下。

那个晚上，我又梦到祖父，梦到他离休回乡那天，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车上仅有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人造革提包；梦到祖父笑着摸着我的头；梦到祖父在地里劳作，在茅草屋里带我看书学习。

今年，是祖父诞辰100周年。清明回乡，我整理了被奶奶珍藏了30 年的小木箱，里面是祖父仅存的遗物。

小木箱里大部分是祖父做了标注划线的理论学习文件、著作，还有写满心得体会的笔记本。祖父用近乎虔诚的态度将党的理论和纲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用最质朴的语言写下自己的感悟，书写了他对党的忠诚，书写了他廉洁自律的人生篇章和一代共产党人的壮丽宣言。

小木箱还解开了我五十多年的一个心结。

父亲14 岁时因脑膜炎后遗症导致肌肉萎缩，造成了后期的残疾。当年他去上海治疗，但祖父没有陪他去。每次父亲谈及这段经历，话语中总有一丝遗憾，他的心中有结。

我在小木箱里找到了一份回函，落款是祖父的上级单位。因长子身患重病，需去上海治疗，时间较长，祖父向上级申请，希望组织能派一位同志来接替祖父的领导职务，不使工作中断。回函明确人手紧张，无法派人，希望祖父自己克服困难。时间是1966年，那年父亲15岁。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祖父选择将困难留给了自己，留给了家庭，从来没有向家人解释过这件事。他临终前总是抓着父亲的手，用负疚的眼神看着自己这个残疾的儿子。

和回函同时期的还有近十张电话费收据。我可以十分肯定，这是祖父打到上海了解父亲病情的电话所产生的费用收据，他不放心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祖父当时是一级领导，有条件用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打几个长途，但他选择打付费电话，因为，那是他的家事。

我把回函念给父亲听，这是一份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慰藉，深沉得难以被发现的爱。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痛，是面对组织纪律而义无反顾的决然。父亲让我用轮椅把他推到祖父的墓碑前，单独待了一个下午。

也许，父亲问了好多为什么。

也许，祖父只是轻轻回答：我是个共产党员。

吴敏听过、见过、依偎过的祖父吴荣宗默默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言传身教作用显著，红色基因养成了红色家风。盐城市有一个“党员之家”，14 个人中有8 人是党员。

陈峰像

党员之家

文>>>陈峰

1947 年冬夜，在野外的一块地里，区里派来的一位地下党员带领新发展的7 名党员进行宣誓，成立了盐城县新村乡大潘村第一个党支部，我的父亲就是这批新发展的党员之一。

那时候，虽说我们村属于解放区，但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我之间呈现出你来我往的拉锯态势。党组织活动不公开，村里人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就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是党员。后来，我母亲渐渐发觉父亲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一是平时说话大嗓门，快言快语，现在忽然话不多了，变得慢声细语；二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经常夜不归宿。她暗暗预感到父亲肯定在干着什么大事。

父亲他们确实在干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参与对村里土改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发动群众成立村农会，他担任农会治安保卫委员。又对村里各家各户进行划分成分的准备。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比较复杂，有的很难确定。1947 年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在斗地主的过程中，父亲参与组织贫雇农引苦、诉苦、算账、烧契约等，并积极参与丈量地主土地和分田地活动。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我家也分得了12.5 亩土地和三分之一八合篷大风车（三家合用一部大型车水农具）等，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村里第一批成立的互助组，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陈书凤互助组”，这6 个字还绣在一面红旗上。

在党的教育培养和父亲的影响下，我们这一代都热爱党、拥护党、感恩党，百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哥哥陈为宇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突出。他是村里新开办初级小学第一批进校读书的学生，后来第一个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江苏省盐城中学，年年都被评为三好生，初中毕业保送到高中，一直担任班级的主要干部。他总觉得，一个努力学习的孩子，带给父母的不仅仅是喜悦，还寄托着他们的尊严。后来他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自控系读书，成绩优秀，年年都是班级干部。入学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被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予以教育和培养。他深深地感到党的温暖，肩头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为了加入党组织，哥哥的表现可不一般：政治上积极进步，学习上刻苦钻研，工作上埋头苦干。很快他担任了班长，后又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在担任团支部书记期间，他认真做好团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绩斐然，支部被学院团委评为优秀团支部。1962年春，《中国青年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和较大篇幅，报道了他所在的南京工学院81591班团支部的先进事迹，在高校师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很快成为学院第一批发展的共产党员。

哥哥高校毕业后，留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和系党总支委员，一边任教，一边从事科研工作，先后培养了十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后来还担任了东南大学人事处长和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在父亲的影响和哥哥的带动下，我们家14 人中有8人是党员，被称为“党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