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周木斋

周允中

周木斋（1910—1941），名周朴，号树瑜，又号讷庵，取义“刚毅木讷近仁”的意思，笔名有辨微、列御、吉光等。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求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1930年来沪，曾任大东书局、《大晚报》《大美晨报》的编辑，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家。他的《边鼓集》《横眉集》《消长集》以及《鲁迅风》为代表的一些杂文，显示其创作文笔精炼、内容坚实、长于思辨、说理性强的特点。

周木斋其人

周木斋的性格冷静谨慎，却又有些固执倔强，说话吞吞吐吐，乡音颇重，整天只穿一件蓝布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的眼镜，给人一种书呆子文人的模样，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四方木头”，又有人称他“木公”。

他自己也是这样表示的。自幼看着忠厚劳苦的母亲受人欺凌而死，小妹失恃而亡，周木斋是被欺凌者之一，以沉默为反抗，日积月累，便养成戆脾气，对一切都不肯随便将就。

周木斋的祖上是乡里望族，他的祖父周晓峰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以讲学终其一生。他的父亲周季萍，工书法，兼通新学，清末曾经在故乡创办过私立学校，开常州教育风气之先河；后来进入政界，曾经当选为省议会议员，抗战之前，被推选为常州公款公产处和育婴堂的董事；在地方缙绅之中以公正廉洁著称，平时不尚积蓄，两袖清风，抗战之前因为生活拮据，不得已到上海以鬻书卖画度日。

周木斋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再加上毕业于国学馆，曹聚仁在编辑《涛声》和《芒种》杂志的时候，遇到古文和古诗词上的问题，常常会说“去找周木斋解决”。按照唐弢的看法，“这不但因为木斋娴于旧学，其实是因为他对于旧学抱有崭新的见解的缘故。”（唐弢《悼木斋》）正因为如此，曹聚仁在主编《芒种》的时候，特意聘请周木斋担任编委。

与鲁迅的分歧

周木斋曾经和鲁迅先生发生过两次争论。

1933年1月，周木斋在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二卷四期上发表《骂人与自骂》的文章，称“最近日本侵略榆关，北平的大学生要求提前放假……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鲁迅看后表示自己“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连续发表《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乘凉：两误一不同》等文章，表示周先生自己在上海，却要大学生去赴难，是欠妥当的；另外大学生手无寸铁，又没有学过军事，如果不逃难，只有骂贼而死，成为烈士，至多只是当局宣传的材料，于大局依然无补；再者是和日本人打仗是军警的事，不应责怪大学生。

1933年4月，针对鲁迅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文人无文》，批评当今文坛上一些作家“左而不作”，周木斋在《涛声》发表《第四种人》，指责鲁迅批评别人无文，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不下“罪己诏”，却说风凉话。周木斋文章有“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的笔名”的话，鲁迅先生极度不满，认为这是在向反动当局揭露，发出“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的愤语。

据曹聚仁言，鲁迅原本以为周木斋系“某人”之化名，后在曹聚仁本人邀集的一次饭局上，见是一个只有20来岁的憨厚青年，也就释然了，始知确有周木斋其人，先前之“不快”与“猜嫌”已然冰释，再加上曹聚仁的一番解释，遂消除了以前的误会。

与我父亲的交往

1936年春，我父亲周楞伽主编《文学青年》，出版之前，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周木斋是受邀的作家之一。他来得很早，经过签名，我父亲才认识他。那天所谈的问题都是有关“国防文学”的，周木斋的意见是，凡以反帝反封建作為文学的内容，就是救国文学，亦就是“国防文学”。

有一次，我父亲对他惠赐稿件《文集和杂文》支持所编辑的《文学青年》深表感谢，周木斋却谦虚地表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后来周木斋和巴人等人合著的《边鼓集》出版，我父亲对木斋的杂文和为人更钦佩，当时，柯灵在编辑《文汇报·世纪风》，木斋和我父亲都曾经在副刊发表文章，一起数次出席柯灵牵头的“孤岛”作家星期聚餐会。

不久，周木斋在《导报》编辑副刊《晨钟》，他曾屡次来信向我父亲索稿，我父亲虽也寄了几篇散文稿去，但已逐渐感到写作材料的枯窘；同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引起我父亲对于旧形式尝试的趣味，想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章回小说的体裁中装进抗战的新内容，木斋复函表示很赞同。我父亲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烽火江南》便开始在《晨钟》上连载，不料连载几回以后，引起报馆经理的不满，竟然要求中止登载，木斋为此很感不快，毅然向报馆当局提出辞职。

周木斋辞职以后，我父亲心里很过意不去，曾经去信表示歉意和内心的愧疚，他却很不在意，来信告诉我父亲：“合则留，不合则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木斋辞去《导报》报馆职务后，就在家埋头写作，那时上海作家的生活都相当清苦，恰好洪流出版社托我父亲组织代收几部稿件，我父亲很高兴地写信给木斋兄，要他也写一部，把书名拟定为《新中国发展史》。全稿写成交来后，出版人却借口战争爆发，纸价高涨，不肯再出版。我父亲虽然和出版社争执得面红耳赤，仍旧没有效果，不得已通过关系，各方奔走接洽，好容易才由王子澄的光明书局接收下来，不过稿酬却较原定的数额减少一半，千字只有1元（旧币）。

情操高尚 文章犀利

1939年春，我父亲在《鲁迅风》第十二期发表《从无关抗战的文字说起》，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但我对于巴人先生的意见，也有一点要补充，希望于抗战八股以外，能够注意到更深入与提高。”这篇文章深深地惹恼了巴人先生，双方开始笔战。不久，《鲁迅风》编辑金性尧来信表示，他不再愿意刊登这些文艺界内部争论的文章。于是，我父亲自费出版一本16开的杂志，取名《东南风》，继续与巴人和蒋天佐等人笔战。当时，进步的文艺界同人纷纷拒绝来稿，只有周木斋写来《关于抗战文艺》的文章，阐述抗战文艺应该是文艺配合抗战的口号，在神圣的烽火之下，现实主义的高度发展；他还写下《历史的真实》《直译和“直译”》《读〈爱国者〉》《读〈爱国者〉续》等文。

不久，一般书店的负责人夏征农参加新四军，去了新四军所办的学校教书，一般书店改由卢豫东接办。编辑《新现实丛书》的时候，周木斋邀我父亲写一本关于青年修养的书，题目定为《新中国青年当前问题》。周木斋自己也抱病写作《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民族革命小史》等文集，还替书店送来近30万字的《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书稿。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委派刘宁一同志来到上海，着手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方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成立一个秘密出版机构——北社，地址设在列车（陆象贤，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全国邮政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副主任）居住在新闸路的鸿祥里。作为同在职工夜校教书的同事，周木斋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他默默写作，组稿、约稿，支持着列车的工作。当时，北社出版一套《杂文丛书》，收有柯灵的《市楼独唱》、唐弢的《短长集》、列车的《浪淘沙》和周木斋的《消长集》。周木斋还请求列车帮助他搜集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和资料，由他来写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一书。

周木斋在主编《新现实丛书》的时候，还替一般书店邀请列车写作出版《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一书。同时，他也抱病为列车主编的《北斗》积极写稿和拉稿。我父亲回忆，他编辑《文艺集丛》《新文艺》的时候，曾向周木斋约稿，当时周木斋已经患上肝病，身体十分虚弱，但还是克服病痛，写了散文《散步》和《文学的主观与客观》等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纪念鲁迅先生之道》一文，高度赞扬鲁迅先生，认为鲁迅先生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鲁迅一生的精神就是战斗的精神，不但批判他人，而且批判自己，这是他最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前驱，就是因为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战斗的精神。

一天，周木斋扶病陪同作家石灵来我家，为石灵正在编辑的“奔流文艺丛刊”征稿。受朋友的委托和热情相邀，我父亲连夜挥笔，写就散文《孤军营》，详细记叙了谢晋元率领的孤军勇士在四行仓库里沉着坚毅的劳作生活，以及他们坚定的抵抗决心和牺牲精神的所見所闻，该文发表在石灵编辑的“奔流文艺丛刊”第四辑《汎》上面。后来，上海书店出版的《上海四十年代作品选》，也将这篇文章选入。

追忆旧友

1940年年底，周木斋大病初愈，步履蹒跚来到我家，那天的天气很冷，他的额头却布满汗珠，问起他的病情，他说是肋膜炎，其实是肝癌后期。当时送来的文章是他撰写的《1940年文艺理论的清算》和列车的《1940年的中国诗歌》。他告诉我父亲，他正在编写《革命的故事》一书，有10万字左右，我父亲劝他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为要，尤其要注意少抽香烟。

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他们两人一直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记得范泉在编辑《生活与实践》的时候，委托我父亲向周木斋和列车约过稿件，当时，这本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协会创办的进步刊物。

当时由孔另境创办的华光戏剧艺术学校准备成立中文科，想让周木斋来主持，两人多次商讨，确定了教育计划，没想到，开始具体实施课程、安排教材和教员的时候，周木斋却一病不起。

1941年7月，周木斋去世的噩耗传来。第二天，我父亲去他们家吊唁，周木斋的夫人赵素娟拿出过去我父亲借给木斋的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交还我父亲，我父亲拿出赙仪10元，请她收下。

为了追念周木斋，我父亲撰写《悼周木斋兄》，发表在《文林》月刊；撰写《关于木斋兄的二三事》，发表在《萧萧》第二期，表达对周木斋的深刻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