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聚落社区化转型机制及其规划路径研究
——以荣成市荫子村为例

崔东旭穆迪王宏

(1.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山东 济南250101；2.济南大学 土木建筑学院，山东 济南250022)

0 引言

乡村聚落是我国城乡体系的基层单元，是“乡村性”的具象表征与乡土文化的核心承载[1]。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农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我国量大面广、丰富多元的乡村类型及发展方式。然而，长期以来城市倾向下的“时空压缩”城镇化进程，使得乡村地域面临着经济增长低效、人口流失与老龄化、人居环境恶化、乡土特色丧失等困境[2]。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国土空间规划“全域一盘棋”的统筹推进，我国乡村地域正处于“减量重构”的长期趋势中，“社区化”成为乡村空间演化的重要方式，推动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变[3]。

乡村地域的社区化，即以具有一定人口规模要求、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建标准的居住单元取代传统分散式、无序式的乡村聚落的进程。自2006年首次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化便成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融合的重要方式[4]。当前，在土地资源集约化与服务设施均等化趋势下，我国乡村社区化建设已进入深入推进和优化提升阶段[5]。

然而，与当前广泛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研究与规划设计方法的缺失。目前，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与管理机制[6-7]、空间景观重构[8]等宏观视角，亦有学者关注社区化进程中自助空间与规划空间的协同演进[9]、农村土地集体产权流转“去社区化”等微观案例[10]，而对于社区化研究、规划的诸多关键问题涉及较少，甚至将其粗暴地等同于对乡村的“运动式拆建”。社区化广泛推进和社区化进程中各要素间交互关系的理论研究，以及乡村社区规划应对减量重构趋势的方法研究等问题，传统的以村庄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居住环境整治以及村域土地规划利用为导向的村庄研究与规划逻辑无法做出回应。因此，有必要对乡村社区化机制及其规划路径进行阐述和剖析。

文章以威海荣成市荫子村为典型案例，遵循“社区化现实意义分析—基于现实意义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转型机制的规划响应路径”主线，以荫子村社区化背景为出发点，探讨乡村社区化的理性内涵、重构机制，提出减量重构趋势下我国乡村规划的响应路径与优化策略，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提供技术参考与思路借鉴。

1 规划区概况

荫子村位于威海荣成市西北部，气候湿润，辖有前荫子夼、后荫子夼及青岘庄3个行政村及周边5个自然村，共计697户，其总面积为8.2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4.12 km2。荫子村境内群山连绵，最高点高程为182 m，村域树林茂密，林边农田环绕，土壤适宜种植主粮、果树、花生等农作物。此外，玉带河绕荫子村而过，雨山水库和龙庙山水库水面开阔。荫子村是以农耕为主的村庄聚落，背山面水、水甘土润、草木繁茂、日照充足且地理环境较好。当前，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荫子村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产业动能不足、人居环境低质等诸多结构性矛盾，而此类矛盾绝非荫子村独有，其“农耕村落”的典型性特征，在中国乡村聚落中具有广泛共性。

(1)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是当前荫子村乃至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的限制因素。据前期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荫子村60岁以上独居户数占总户数的55.8%，且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闲置率分别达31%和42%，闲置、空置存量土地在0.27 km2以上。由于长期以来人口流失等困境，中国乡村普遍存在地域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建设用地空废化、水土环境污损化等现象[11]。2018年，全国农村宅基地平均空置率达10.7%[12]，人地矛盾成为制约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3]。此外，荫子村当前仍处于相对粗放的资源利用阶段，分散化的农业农村生产、居住方式将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与水污染[14]，难以实现构建乡村地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要求。

(2)产业动能不足问题是当前荫子村乃至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的短板。有研究表明，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耕种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6%[15]，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趋势正在形成[16]。此外，我国已进入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中后期，城乡要素流动加剧，乡村地域越发被纳入“时空修复”的进程中[17]。然而，当前荫子村难以以新的空间形式承载诸多新的动能，激发土地资源潜力，难以实现由“资源”到“资本”、由“农业”到“产业”的提升。

(3)人居环境低质问题是当前荫子村乃至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的制约条件。相对于优越的自然生态、景观与建筑风貌资源，荫子村难以将其转化为人居环境优势；长期以来渐进式、分散式的无序建设使得荫子村基础设施配套相对较差，道路亟需硬化拓宽、整治，相关设施及管线亦未成系统。荫子村人居环境与服务设施的缺失是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差异较大的微观缩影，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与人居环境的劣势无法为城镇化提供必要“拉力”，乡村聚落难以承担其“乡村型居住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形态载体”的重要功能[18]。

实现全域规划覆盖、“三生空间”统筹、人居环境提升与历史资源传承，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面对乡村发展的宏观要求与结构性矛盾，以荫子村为典型的中国农业型乡村聚落，亟需借助外部干预实现稳态结构的跃迁。而以“社区化”为导向的乡村规划途径，则是有效且必要的干预方式:(1)以居住集中化、资源集约化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对于解决荫子村乃至中国乡村底线性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社区化是迈向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实现乡村体系整合化、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有效空间响应；(3)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乡村人居改善、景观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也被一些学者视为转移农业人口、改善流动人群生存状况的最佳方式[19-20]。

因此，对于以荫子村为典型的中国农业型乡村聚落，在实现由传统村落向村镇社区的跃迁过程中，社区化具有合理性、重要性与紧迫性(如图1所示)。社区化为有序、有效推进乡村社区化，需要对其一般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并基于其内在机制，谋划合理规划策略与路径。

图1 乡村社区化特征图

2 乡村社区化转型机制分析

当前，规划学界关于乡村转型机制的探索相对丰富，龙花楼等[11]将其视为诱发机制、支撑机制、约束或促进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等共同推动的结果；屠爽爽等[21]建构了由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构成的乡村转型框架；而李和平等[16]认为乡村转型是政策引导、产业升级、社会需求3因素驱动下的空间进程。以往研究大多从相对静态的视角，寻求对于乡村转型的普适性研究，且尚未有学者对社区化指向下的乡村转型机制进行针对性研究。

“实现乡村发展方式转型”是乡村规划的最终目的，而乡村社区化作为我国日趋深入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乡村转型方式，必然有其相对稳定的内在机制，从而为社区化规划路径提供依据。立足乡村社区化特点，将乡村社区化转型表述为“稳态机制—嵌入机制—嵌入后的稳态机制”过程，从而与传统渐进式、修补式或者政府单一主导下的运动式、拆建式的乡村建设方式相区分。

2.1 乡村社区化的嵌入过程

“嵌入”一词源于经济社会学领域，其涵义是将某种体系有机的“植入”到另一个体系中，进而产生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互惠、可期的交流机制[22]。相较于其他乡村转型方式，社区化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嵌入性”。宏观上，乡村社区化是现代性在村镇地域急剧扩展、工业文明体系主动与乡土文明体系碰撞的表现；中观上，当前社区化建设多为行政、经济话语由上而下地推动实施，进而与乡村内聚式的社会结构、脆弱性的社会秩序、渗透性及分布非均衡性的权力运行间形成了复杂互动；微观上，乡村社区化是一般性、集约型社区营造方式应用于在地性、分散型乡村聚落模式，在取代中走向融合的过程。

2.2 嵌入过程中的转型机制

系统科学将乡村聚落视为由外缘系统、内核系统和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远离平衡态的开放复杂系统。而乡村社区化的动态演进过程表现为在物质能量交换与系统内部构成要素非线性嵌入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跨越稳定阈值、重新架构功能，从而达成新的稳态——乡村社区[23]，蕴含着内核系统、外缘系统与行为主体的辩证作用(如图2所示)。

图2 乡村社区化进程及其转型机制图

2.2.1 乡村社区化转型的内核系统

内核系统涉及乡村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文化特征等方面。乡村是一定自然条件下，由传统农作、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聚落空间，并具有在地性的风俗文化特征。在生态资源价值趋于显性、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化、乡村文明开放化与理性化等因素嵌入下，乡村社区形成了新的内核系统。(1)农业产业化导向下的人地关系剧变是乡村社区内核系统转型的重要因素，不同农业种植区、不同经济地理区位的乡村社区，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从而对应着特殊的社区化方式，决定了乡村社区化绝非“千村一面”的拟城化现代住区建设；(2)中产阶层居民在乡村的兴起以及都市文化在乡村的扩散，也使得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内核从在地化走向脱域化，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乃至“异托邦”社会成为乡村社区潜在的社会空间形式，共同构成了乡村社区内在的复合文明基底。

2.2.2 乡村社区化转型的外缘系统

外缘系统是乡村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的外部环境，是乡村功能得以呈现的广域基质。外缘系统的嵌入进程，一方面表现在引导动力的转型，一系列乡村社区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重塑乡村社区的政治生态；而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乡村聚落的生产引导机制，推动着初级农产品、原材料、生态资源等资本要素价格的涨落与无休止流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引发机制的革新，即通讯信息、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方式的提升，改变了乡村社区资源潜力与产业结构，构成了乡村社区稳态系统的技术基础。

2.2.3 乡村社区化转型的行为主体

行为主体是乡村社区化机制的引擎。乡村社区化打破了以往以家族为凝聚的宅院围合式聚落形式，以核心家庭为单元，以自治组织、乡贤精英及政策导向为引领，以业缘、地缘等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群体成为乡村社区重要的行为主体，从而使得乡村社会呈现异质化、区隔化趋势；另外，乡村社区内核、外缘系统转型进程中，新型产业主体、合作社等的勃兴，促成了新的社会组织与资源调配关系，使得乡村社区行为主体展现出基于机械团结的企业化、科层化特征。

3 基于乡村社区化转型机制的规划路径

乡村社区化“嵌入式”转型机制与进程分析能够为如何开展整体性空间规划提供基础。因此，在荫子村的社区化规划设计中，以乡村社区化转型框架机制为统领，从内核系统、外缘系统与行为主体3层面，对于空间结构、空间功能、空间开发等规划内容做出必要响应(如图3所示)。当前，相关规划对于改善荫子村空间环境，促进乡村聚落持续高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3 基于乡村社区化机制的空间响应及规划方式图

3.1 面向内核系统的规划路径

在内核系统层面，镇村结构将走向简化，行政、自然村落空间体系及形态循序调整，乡村生态基质、农业农田与建设用地趋于高效集约，生活、生产服务设施配置要求从“均等化”转向“均好化”。因此，面向内核系统的乡村社区化规划，应聚焦乡村全域，将生态修复、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向等议题纳入规划内容，推动形成协调、高效的“三生空间”结构；基于减量重构趋势要求，以人群合理集聚、设施效能优化等方式提升建设用地生产、服务效率。荫子村历史文化悠久，山水林田、自然禀赋显著，其规划应着眼于村域、建成区两个维度，从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等层面对其进行内核系统的优化提质。

荫子村村域山、河、林、田、湖体系完整，但生态服务能力并不完善。基于此，将规划聚焦乡村生态基质，开展玉带河和坑塘治理(如图4、5所示)，将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在70%以上，形成“慢排缓释”与“源头分散”的乡村海绵系统；依托现有防护林带，围绕农田布局田园生态林网，从而明确农田边界，改善土壤质量。当前，荫子村绿化覆盖率、有机农田比率显著提升，可为乡村社区塑造具有韧性的生态、生产基底。

图4 荫子村生态水体系统图

图5 荫子村生态水体系统修复规划图

建成区层面的规划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引导，围绕核心保护区，基于“金字塔”形人口结构、家庭代际空间分布等前期分析，制定详尽的原住居民安置方案，并设计独院、叠拼、多层等多种户型，满足居民生活均好化需求，得到了居民广泛认可。新型社区规划有8个居住组团，401套村民住宅、676套居民住宅、50套康养住宅，预计常住人口3 000～3 300人，在推动新荫子社区在整理荒地耕地、集约土地资源的同时改善人口结构，进而从“差序—小农”向“差序—社团”社会迈进。

3.2 面向外缘系统的规划路径

在外缘系统层面，当前市场、资本主体作用日益显著、技术升级应用加速等趋势对于相对静态的、非超前性的乡村规划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规划应因势利导，顺应国家相关土地、财税、金融政策，激发乡村土地、生态资源资本化潜力；并基于不同优势作物农作方式及其产业化要求，对于乡村社区生产空间进行组团式、园区式的单元划分，从而形成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并注重乡村建设用地的弹性与韧性、及时应对政策与市场变化的要求。

对于荫子村而言，其乡村社区规划重在整合外缘系统机遇，促进农民增收。(1)规划顺应国家颁布的农村土地征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制度，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与收益分红，预期集体土地流转收入达200万元；(2)在对荫子村产业体系升级进行详细经济测算的基础上，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目标，综合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产业模式，通过“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佣＋社会保障”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高效利用社区内外资金资本，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3)合理配置生产服务类用地(如图6所示)。花果园、玫瑰园、茶韵谷、樱桃园等农业产业单元以及以“田园生态环”为串联的生产配套设施网，能够为荫子村特色农业、田园旅游当下及未来发展提供适宜空间。

图6 荫子村全域空间结构规划图

3.3 面向行为主体的规划路径

在行为主体层面，复杂行为主体的嵌入带来了社群诉求的多元化、空间需求的多样化，相对均质、单一的传统村落用地结构与空间形式无法满足异质重构的趋势。因此，规划基于空间主体日常活动与需求的关联性，识别各类空间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形成混合的而非封闭住区般割裂式的社区空间形式。与此同时，在规划过程中尊重村民主体地位，积极听取相关利益主体意见，促使行为主体形成基于交往理性的诉求共识。

在荫子村规划过程中:(1)制定了以村集体核心为引领，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的组织多元化目标，吸引在外原住民、产业人群、康养人群等回乡发展，促进乡村人才内流；(2)制定了“田园综合体”八年发展计划，成立金辰土地专业合作社、宏信果品专业合作社、良田尚品果蔬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架构，形成了以产业化为导向、高效、利益分配公平的经济组织架构；(3)社区的核心涵义在于“社会共同体”，乡村社区规划不仅是乡村空间形态的塑造，更是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培育。而乡村规划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形成有凝聚力的、高效的主导社会组织，而且在于集体与村民参与乡村社区建设、运营过程，共享发展成果。因此，荫子村在规划实施中顺应原有宗亲或生产大队的有机组织，以百年乡建乡村记忆馆为纽带，以组团为社区居住单元，每个团在空间布局上完整独立，在功能上共享公共设施和公共休闲娱乐空间，从而营造集体记忆与社区感，使整个乡村社区形成完整有序的有机体。

目前，乡村社区化研究尚处于案例性、框架性阶段，需要以此为基础，开展更为广泛、细致、差异化的研究与设计。未来可以从乡村社区空间谱系带的建立、乡村社区类型空间分异特征、乡村社区空间演变规律等方面开展，以形成更为系统性、可应用性的研究与规划实践成果，指引我国广大乡村的社区化进程。

4 结语

文章以荫子村为典型案例，基于传统农耕村落面临的共性问题的分析，围绕乡村社区化，将乡村社区化转型视为涵盖“内核系统、外缘系统、行为主体”的复杂嵌入机制，提出相应的乡村社区化规划路径。乡村社区化并不是拆旧立新的空间改造，而是在外缘系统、内核系统、行为主体三元辩证的重构与嵌入机制下，处于相对稳态的传统村落逐渐形成嵌入后的稳态机制的过程。通过内核系统优化、外缘系统整合与行为主体共建等方式规划其路径，并从生态基质提效、居住单元塑造、产业体系完善、社群组织架构等方面构建其优化策略。乡村社区化具有内在理性与重要意义，是应对当前减量重构乡村发展趋势的重要措施，是资源约束下乡村永续发展的关键措施，是实现乡村人居改善、景观提升的重要形式。乡村社区化研究能够为乡村社区空间响应与规划设计提供“元框架”指引，增强村庄规划编制的科学性、系统性，从而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实用性村庄规划提供有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