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性纪录片类型研究和演变

□ 陈婧雯

“纪录影像”到“纪录片”的演变概述

实验性纪录片可以被解读为艺术性的非虚构电影制作，其中影片更具有艺术作品性，作为纪实艺术影像来呈现，而不是对事实的陈述。通常实验纪录片并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社会参与性和行动性，但是它的影像呈现类型和风格塑造出主题广泛的艺术意图。

要理解纪录片以及实验电影制作的历史和发展，就必须先考虑叙事电影的历史和发展，特别是好莱坞的叙事电影。纪录片不仅与叙事电影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而且在其最基本的影像表现层面，它在本质上也被包裹在电影的发展之中。更确切地说，摄影和电影摄影从本质上是属于纪录影像的范畴，镜头对准主体事物并记录下来，这样简单行为是电影在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纪录片讲述的是涉及真实的人物（社会行动者）的情况和事件，主体人物在故事中向我们展示他们自己，通过影像的记录传达了关于这些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观点。电影制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观点将这个故事塑造成一种直接看到历史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虚构的时代寓言故事。这些影像本身就是一种记录的行为，因此纪录片作为一种既定影像方法论的演变，在许多方面都比叙事和实验类型更难以定义。

早期的纪录动态影像与纪录片的确立

早期的影像中像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的《离开工厂大门》（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和1894年爱迪生制造公司（《弗雷德奥特打喷嚏》（Fred Ott’s Sneeze）等，都被认为是早期“纪录片”的范畴，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摄影机都捕捉了随机发生的自然事件。但实际上，这些早期的影像只是创作者在最开始为了制作可投影的动态影像，并没有为纪录片真正开辟道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影片的制作对新技术的探索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与电影制作者记录探索周围世界潜在的意图建立起最初的联系。这些早期记录随机事件的电影可以被看作是摄影机的测试，而不是人们今天所知道的电影，在第一批影像诞生的时代，捕捉移动影像的奇迹是取代了被纪录的实际的影像内容事件。直到乔治梅里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电影形式——叙事性虚构电影，就此迎来了电影工业的诞生。但是新的电影形式转变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背后，极大地冲击了电影的技术和创意的发展，让其他形式和潜在的电影制作风格都蒙上阴影，也导致“纪录片”的演变受到阻碍。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罗伯特弗拉哈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在1922年上映。虽然这部电影采用了好莱坞的技术，比如采用了以人物为主导的主线叙事和电影工业化的拍摄，但是这部电影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影片人物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主角。更确切地说，它所关注的不是一个由演员扮演的角色，而是一个（强调自称）自己真实身份出现的真实人物，也因此给观众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看体验，这样的体验来自于新形式的信息传递。

这种新的电影风格出现，第一次真正被称为“纪录片”，也就此开始这个时代的电影人确立了初步的纪录片的概念，“纪录片可以与历史和社会相关，同时具有艺术性和娱乐性。”更重要的是除了《北方的纳努克》之外，梅里安·库珀的人类学纪录片《青草：一个民族的生活之战》及约翰·格里尔逊在1929年放映的《漂网渔船》。这些影片都提出了伦理、技术和艺术美学方面的问题，即纪录片可以或者是应该是什么，为电影类型制作引入了新的探索意识。

纪录片实验性的演变

但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纪录片的形式也正在演变，《城市交响曲》的出现，与传统主流的纪录片有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是从当时前卫艺术和其他艺术以及政治运动中获取的灵感，它结合了景观和地点、乌托邦的理想等。除了《城市交响曲》，还有在1921年放映的查尔斯·希勒和保罗·斯特兰德的作品《曼哈塔》，沃尔特·鲁特曼1927年的《柏林：城市交响曲》和同年放映的奥斯卡·费钦格的《从慕尼黑步行到柏林》,以及1929年吉加·维尔托夫的《一个持摄影机的人》和尤里斯·伊文思的《雨》。这些影片都是全新纪录片形式运动中的主要例子，它们的诗意的表达感、氛围的营造感，远远高于信息量的传达，通过复杂的电影构图与非常规的图形穿插着特别韵律的节奏编辑在一起去反思工业主义的崛起。

曼哈塔用惊人的电影构图来展现出纽约穹顶摩天大楼的规模，在《从慕尼黑步行到柏林》中使用定格摄影来浓缩时间和空间。《雨》用碎片化的图像来构建现实，就像在完成一幅拼图。这些挑战传统纪录片形式的纪录影像，挑战了观众对于环境和视觉上的认知，但是这些创新纪录影像的创造者通过电影摄影和剪辑，为纪录片的新形式提供了创造性的进展，同时也建立了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概念，即纪录电影具有艺术价值。并且在演变的纪录电影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电影语言，一种从现有流派和运动中汲取提炼，同时组织和规范且不会被替代的语言。

在20世纪50年代，实验性纪录片（Experimental Documentary）这个词正在逐渐演化，但没有正式确立和被使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肯·伯恩斯（Ken Burns）、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等纪录片制作人的名人效应，纪录片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批评家、电视节目制作人、电影人开始用“地下”“前卫”“另类”以及实验性等术语为纪录片类型打上前缀，在这批全新且流行的非虚构的作品中准确的找出和区分非传统纪录片作品。获得这一类术语的影片包括1989年导演马龙·里格斯的“Tongues Untied”,以及芭芭拉·汉默在1990年的电影作品“Sanctus”,还有1998年娜奥米·乌曼的电影作品“Leche”。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受到巨大关注的术语是“散文电影”，它与实验性纪录片有很多相似且重叠之处。比如“Night and Fog ”“Inextinguishable Fire”“An Injury to One”等电影作品都可以归类为“散文电影”。

但是它与实验性纪录片本质的区别是，散文电影起源于文学和传统纪录片，可以包括非虚构和虚构的表达，正如从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和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到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s)和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等电影制作人都是散文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们创作的作品具有极强的个人性和创造性，但并不是自动建立在拥有事实真实性的想法之上。

上世纪90年代新一代的“实验纪录片”正式出现也是在这个时期，“实验纪录片”这个词得到了非正式但是广泛的使用，这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开始形成了它自己的流派。

比如在这个时期中最出名的代表人物比尔·布朗(Bill Brown)，在他的电影作品中无论是1994年的《罗斯维尔》（Roswell）还有 1997年的《中心城》（Hub City），以及 1999年的 《联邦公园》（Confederation Park）和2001年的《布法罗》（Buffalo Common），都将自己的艺术景观冥想和超个人的内心独白混合在一起，通过摄影机对于非常规纪录影像的方式，围绕纪录片的内核进行探索和提出新的认知。

结语

随着电影和电影人的数量增加，电影史所涵盖的时间段也越来越长，电影在持续增长以及类型也在不断演变。“实验性纪录片”发展到今天，更倾向于前卫电影的一类分支和纪录片的实践，对于它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种电影类型还需要更多电影人的作品的延伸和演化。但无论是实验性纪录片演变或者是对于电影艺术家还原性的流派划分，人们能看到传统纪录片和先锋派阵营之间因为实验性纪录片的出现，而有了更统一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