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认识论的范式转移
——《跨学科视野中的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评介

□王哲平 吕硕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媒介融合的变化令人瞠目。从技术形态的变革角度来说，伴随着“模拟纪元”转向“数字纪元”，传统的大众传播也快速地蝶变为新兴的数字传播。由于社会媒介化与媒介社会化相生相伴，今天任何有关“媒介”的研究都已不是纯粹的媒介研究。举凡经济学视角的传媒产业解读、政治学视角的民主促进协商共治、文化学和语言学语境下的文化特色与创新、社会学语境下的媒介变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新问题等讨论，倘若缺少综合性的视阈和跨学科的联动，就很难全面获得对媒介融合和传媒转型的系统认知，更无法深刻透析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我们最好将传播技术看作是一个不同阐释和使用之间持续斗争的场所，而不是关于控制和自由的技术”的认识，同时也基于“随着媒介社会化的加深，传媒塑造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将进一步增强而不是削弱”的判断，上海大学钱晓文教授的新著《跨学科视野中的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没有孤立地从技术创新和技术赋能的角度去审视媒介融合和传媒转型，而是从更广阔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去厘清这一变革实践过程中媒体与政治、媒体与经济以及媒体与文化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关系，全面阐析了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商业化的传播产业、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背后公共性、专业性和商品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引入媒介融合机制的分析框架

传媒的公共性是现代传媒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要求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逻辑实践，即传媒的服务对象必须是公众，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传媒的公共性旨在培养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培养社会凝聚力，保证为全体公民提供全面的服务。上个世纪中叶，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共产品”这一重要学说。他从消费的角度清晰地阐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提高市场效率、实现社会平等和稳定经济的三个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依据市场经济和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不仅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还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填空补充、矫正调节的作用，政府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中心，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劳务。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的公共平台，为社会公民提供丰富多样的传媒产品以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要，这是现代传媒的职责所在。

历史地看，资本和商业运作曾经并将继续对现代传媒的繁荣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传媒的公共性与商品化的错位也势必导致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发生扭曲和变形。原因在于，由于资本通过控制公共领域而成为公共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得不传达和代表从商业领域转向传媒领域的若干组织利益，这些利益最终强化了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和作用。面对现代资本的开疆拓土和强力渗透，如何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打通基层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有赖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各级各类媒体的凝心聚力，“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作者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该书从传媒市场及其特征入手，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何以采取商品化和非商品化的混合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商品化传播方式，传媒的商品化传播方式与非商品化传播究竟如何配置方为最佳”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这里，人们不难体察到作者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引入媒介融合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期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推动传媒经济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

新闻工作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也是一个富有专业追求的职业。其首要目标就是以专业标准为社会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一个不成功的新闻记者如果日复一日地提供不准确的信息或有色新闻，便会引导公众的舆论走向错误的方向，进而对社会民主造成危害。”新媒体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颠覆了媒体组织内容生产的方式。新闻职业显示出非专业化的迹象，他们在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方面缺乏自主性，“具体表现为一种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今天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已无法控制新闻的散布。训练有素的记者和其他能与公众交流的人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使几乎每个能上网的人都成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不良动机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有时这的确是一个因素。由于行业内部存在结构性竞争，人们对当代新闻报道的许多不满之处将继续存在。”

导入“价值链”概念以增强当代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阐释力

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正在从单介质生产转向跨媒介生产，从专业化生产转向社会协作式生产。面对与日俱增的“脱媒主体”和令人忧虑的新闻业“去专业化”危机，新闻从业者如何有效平衡传媒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公益性品格与商业性价值之间的关系，以技术创新推动新闻生产方式转型、以内容创新促进价值引领和专业性，是《跨学科视野中的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聚焦研究的又一个重点。作者认为，传媒新闻生产过程受到的社会控制主要来自新闻编辑部内和新闻编辑部外，前者包括组织控制、专业控制和劳动控制，后者包括信源压力、商业（广告）压力、政治（政府）压力和同（其他媒体）伴压力。新闻不仅仅是信息的采集、制作与播出，也是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与复制。提高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必须紧紧扭住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与抵制——“把关”的博弈这个牛鼻子，舍此别无他途。应当说作者的这一看法还是切中肯綮的。

由市场竞争所激发的人的智慧和创意推动了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迅速地商业化，进而惠及广大的普罗大众。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市场经济是驱动技术进步的助推剂。值得注意的是，由市场经济衍生的传媒商业运作模式与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之发生相应的重大改变，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赫伯特·席勒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公司作为一种新的权力体系，依靠投资的流动达到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民族经济，促进资本全球扩张，进而影响和控制民族国家的功能。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且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而商业模式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价值链的竞争。在书中，作者导入的“价值链”的概念对解析现代传媒的产业经营模式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众所周知，当今的媒介融合和传媒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传媒业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产品、服务、渠道等层面转移到了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层面。当下传媒业正在经历从跨区域、跨媒介、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规模化的‘相加’阶段向整合资源、创新价值的集约化内涵式‘相融’阶段发展的战略转型……随着媒体与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协同进化关系的形成，传媒业经营模式将从线性的、闭合式如‘二次售卖’运营方式向围绕价值（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共创、共生、共享’、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方式如‘媒体—平台—生态圈’模式转型。”作者在洞察这一传媒演进趋势后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浩瀚的信息流集合和无限广阔的平台相互交织，催生了众多社群型、社交型以及服务型商业模式。而媒体平台化模式的创新对于引导传媒企业摆脱目前普遍遭遇的经营困厄，显然具有雪中送炭和金针度人的意义。经营模式的与时俱进是现代传媒唯变是从的必然要求。围绕媒体平台的类型、特征、盈利模式，作者广泛研究和比较了中外成功的实践案例，显示了其论从史出的严谨态度和搜罗剔掘的求证功力。

强调媒介文化创新是驱动当代传媒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

媒介文化创新是驱动当代传媒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融合时代的媒介文化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一嬗变对重构传媒业的文化领导权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循着这一思路，该书第四章深入探讨了转型时期媒介文化的特征、形成机制，并从主导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形态的维度揭示了媒介建构与权力的内在关系，细致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媒介文化的领导权之争与专业性危机，指出了创新时代媒介文化的进路和方略，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以赢得文化领导权，以新闻专业性构建服务公共利益，以“全民阅读”平衡媒介文化的视觉偏向和加强媒介批评，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胶合剂”，“它通过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成功地稳定社会。”令人忧虑的是，现阶段国内商业性媒体力量崛起，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超强企业下的媒体矩阵商业性质较重，其传播力往往强于公益性媒体，一些传媒产品商业化、娱乐化程度大于专业性，甚至丧失了传媒产品所应具备的专业性品格。此外，目前学界对于传媒的公共性、商业性以及专业性问题的探讨缺乏将三者联系起来的系统探索，作者提醒人们需要对此予以关注和深思。

新闻传播学研究从来都不是脱离传播实践的自说自话，而是需要敏锐地洞察新环境、新问题、新动向；新闻传播学研究也从来不是独立于其他学科的闭门造车，跨学科视角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理论来源与破题视角。当然，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既需要研究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须有宽广的学术视野。面对问题丛生的媒介融合和传媒转型课题，钱晓文教授没有满足于在原有的路径上精耕细作，而是勇于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广泛吸纳不同学科的理论养分，对融媒环境下传媒新闻生产的结构性重塑、关键问题及路径优化进行了跨学科的探新研究，成功地实现了一方面从新闻传播学“跨出去”，通过非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多维度、全方位地审视与考察传媒融合转型现象；另一方面又从这种跨学科的突进中回归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传播学研究的初衷本心。换言之，包蕴宏富的跨学科理论框架既是其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研究的落脚点。作者广泛拓展论题研究面向的努力，不仅使许多此前未被充分认清的问题有顿开茅塞之感，而且也让一些新的媒介环境下滋生的结构性矛盾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整体地看，《跨学科视野中的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论旨突出，思路清晰，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论述充分，持论有据，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的上乘之作。

注释：[1][2][6]钱晓文.跨学科视野中的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9，226-227.

[3]转引自王亦高.从“权力”到“权利”：中国新闻职业精神考察与分析[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7.

[4]牛利华.教师职业压力与教师的生命关怀[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145.

[5]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M].董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8.

[7]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化[M].高铦等，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