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的术与道
——评《“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

□梅潇

“我们是谁？从何而来……”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母命题、元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实际上是对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的叩问。按照俞吾金的说法，“我们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真正居于主体位置上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个人通过教化而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对人的主体性的追问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的追问，其中意识形态所要解决的关键、所要达成的归旨便是政治认同。

在这个领域，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健教授已耕耘多年。作为该校“传播与认同”人文社科学术团队带头人，张健教授先后主持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20年12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从何而来：象征、认同与建构（1978-2018）》（以下简称《“我们”从何而来》）一书便是其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背景与意义

该书将研究置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中。过去40余年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日益分化，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技术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度介入，传统“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趋向“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两分体系。人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现代性价值谱系在中国的全面渗透。

按照图海纳的观点，“如果我们将现代性界定为理性化、世俗化和祛魅化，那么也就消除了社会生活所有的内在统一原则。如此，社会系统的统一性就不能不是外在的，它必定是国家。唯有国家才能整合社会行动者，因为市场将他们分离开来，阶级关系让他们相互对立，理性个体主义把他们化为原子。”在布迪厄看来，如果把国家视为各种类型资本集中过程的成就及武力资本或强制工具，那么国家便是一种“元资本”的拥有者，取得了凌驾于其他类型资本及拥有者的权力，国家便拥有了进行社会整合的强大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便是将意识形态加诸于人们，并将其自发地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因此正是在符号生产领域，国家的展开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广泛渗透，公众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且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激发了公民的自我表达能力，传统的传播格局被打破，不同观点和价值观进行着激烈的正面交锋，各种理性与非理性乃至情绪化的表达充斥着整个舆论场，这就与国家的符号建构行为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行动者”们的涌现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基于特定地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规定，使得我们所处的地方未必与我们的共同体有关。“不在场者的共同体”或“不在场者的在场”又是对传统的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策略、路径的又一次挑战。因此，持续地构建政治认同，便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活现实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研究问题与旨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现实语境及理论脉络之下，《“我们从何而来”》致力于在两个层面对政治认同问题进行探究：一是理论层面上回答：“政治认同”是什么，“谁”的政治认同，“谁”来建构，作为以同主体的“谁”与“谁”来建构的“谁”之间关系如何，传播在这种认同建构中又有何作为，“新媒体语境”给这几个“谁”又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对增强“五个认同”问题的关切。换言之，“通过什么样的传播路径让中国公众在认知上、情感上、实践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度、政策等产生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价值承诺。”成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一提到“路径”，自然免不了给人产生“术”的印象。实际上这恰恰是作者力图避免的，正所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因此，本书一方面重视经典的经验材料的获取，更努力从基于不断变化的政治认同实践中鉴别出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期的方法、策略与手段，梳理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关键概念与核心理论。整个过程体现了“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的辩证关系。

理论渊源与思路

为实现上述理论追求，本书无论是在理论对话对象的选择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都力图向纵深处拓展。

理论预设方面，本书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路径，将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作为整个逻辑架构展开的前提，承认在经历了“社会是人的产物（外在化）”“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客观化）”以及“人是社会的产物（内在化）”这三个建构过程，生活世界的知识得以生产，观念得以建构，并最终影响、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实践。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无论是柏拉图“洞穴”的隐喻，还是当代社会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实，通过媒介展开联结，借由媒介达成共同体的建构，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现代性发展的基本状态。某种程度上媒介建构了人们的现实，然而，这种建构并不是功能主义上的稳定不变，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张力，充斥着解构与重构。因此，政治认同也便成为“行动者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传播‘攻防战’”，也就拥有了以下特点：以“天下归心”为主要归旨，以符号为主要沟通手段，以合法性、利益、政策、价值意义或历史文化等为主要武器，既有认同又有抗拒、排斥，且主客体之间并非势均力敌。整个过程体现了人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即意识形态创造人、制约人的同时，人又以自己的方式扬弃并超越传统意识形态。

研究路径方面，本书选择了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以此来搜集材料，建立框架，展开分析。不论马克思还是韦伯，经典社会学家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只研究一个简短时期内世界中的因果关系势必造成视野的狭隘。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社会，各种各样仿佛不是人格化的力量在推动社会进程。因此，只有将注意力从个体转移到群体，从关注事件转移到关注结构性的变化才可能做出更契合本真的解释。具体到本书，政治认同本身具有很强的动态性、流变性，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场景下被建构起来的，脱离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不去展开研究者与他的事实之间的对话，过去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之间的对话，人们很难探究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运行的真实逻辑。

在具体操作中，本书借助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把视线投向更为广袤的中国大陆政治认同媒介建构历史过程。同时，本书还采用了约翰·B·汤普森对于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研究的方法，通过“社会—历史分析、正式或推论性分析以及解释与再解释”三重分析，对史料展开深度挖掘。书中对每一类分析对象的分析主要包含了以下三个层面：一是象征形式生产与接受的具体时空背景、互动领域、社会机构、社会结构编写与传输的技术媒介等的分析；二是象征形式的内部组织和结构特征分析，包括符号学分析、叙事结构分析、论点分析等；三是在前两个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意义建构，勾勒这些象征形式背后的构建机理与意义。

基本内容

基于上述设计，本书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大陆电视媒介政治认同的符号建构，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四十年发展历程中现象级内容，经由意识形态形式研究三重分析，抽丝剥茧，展示出一场精彩的意识形态攻防战。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全社会思想开始解冻。尽管人们开始从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面对的却是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之前备受推崇的道德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遭到怀疑，由此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激烈碰撞。尤其面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整个社会思潮在发生重大而深远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愈发直面社会问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其中，“女排精神”的诞生成为一个颇为成功的、极有研究价值的政治认同符号建构标本与典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而弄清了“女排精神来自哪里”以及“女排精神如何传播”的问题，就能很好地解答时代精神价值体系的源头以及引领、整合之道。本书深入剖析了“女排精神”中爱国主义、顽强拼搏、集体主义的提炼过程，以及这一群体偶像诞生过程，包括了政治权威的认可与号召、体制内的推动、新闻报道的助推以及该群体及该精神的艺术符号化。

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重视法治建设。这也是上世纪80-90年代重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平稳转型的重要保障，更是从上到下稳中求变的普遍社会诉求。在法治建设的各环节中，打造法律共同体、塑造新型法律主体，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电视开始崭露头角。电视以其感官刺激、低准入门槛、与记者主持人能建立起准社会关系等的显著优势，配合着其他普法宣传渠道，积极回应国家与社会的总体诉求，很好地嵌入到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当中。本书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法制节目从1985年问世以来走过的道路，包括初创时期的蹒跚学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走向成熟，普法功能要求与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所产生的张力，同时更具建设性地提出中国电视法制节目的战略定位。

21世纪以来，抗战剧在收视市场中异军突起，并因其在“体制化与类型化的记忆刻写”上的独特功效及相关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于这一文化现象，本书既没有回避“抗战神剧”在投合政治需求、消费历史、误导观众的问题，又肯定了抗战题材作品作为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应对全球化挑战、弘扬民族精神、化解社会矛盾与认同危机等。研究发现，该类作品借由对记忆的重塑并通过两个对立统一的面向完成了公众政治认同的打造：一方面，调用平民化英雄、回归英雄系列的国民党军人、温婉动人的女性形象，传递出“我者即善”的朴素信念，唤起了受众英雄崇拜的情结以及“我们”的同一感；另一方面，通过对侵略者、汉奸、腐败分子的刻画，完成了“他者即恶”的“敌人”身份构建，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同一感。因此，定期重演、创伤情境还原、民族危亡关头重现、包容性与排斥性兼备的叙事机制，成为抗战剧获取受众深层认同的重要法宝，亦成为国家上层增强社会底层之凝聚力，与社会共识构建的起点、基质和资源。

2010年以来，《舌尖上的中国》《中国大运河》《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引发了广泛社会赞誉，使得纪录片成功地从一个小众文化品味圈层中突围，实现了意识形态宣传与媒介市场推广的双赢。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如同一种普照的光笼罩着整个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且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以一定的言语为载体。而作为载体的纪录片，独特之处在于“在真实反映社生活的同时……通过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影像叙事中，用组合排列的纪录片‘符码’表达、传递给观众，引发观众产生共鸣，引导观众认定纪录片所传达的主流意识是既定的事实，并最终内化为自我的思想意识……这种‘嵌入意义——产生共鸣——内化思想’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宣传的过程”。纪录片蕴含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语体语态便成为这一章的分析重点。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80后”开始从而立走向不惑，“90”后开始在职场崭露头角，“00后”作为新生代在社会中逐渐发声。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对于青年一代的强大吸引力给了传统视听媒体极大的冲击，并迫使其重新定位。在这个日益分离的舆论场中，占领意识形态高地，促进不同阶层、圈层、代际等融合，维系乃至固化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任务依然迫切而又艰巨。面对这一重大命题，各家主流视听媒体不断完善自我，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新综艺节目。以《汉字英雄》《国家宝藏》《声临其境》《了不起的挑战》等为代表的爆款节目，不断拓宽节目选题范围，创新内容表达方式，既将主流意识形态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去，又避开了一些综艺节目为取媚市场所跳入的“陷阱”，引发了电视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同频共振，将青年一代成功“俘获”。该书特别分析了新综艺节目的运行逻辑，即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机构利益等如何影响节目选题与制作？面对文化的激烈竞争，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产品设计与传播完成意识形态的教化与认同。理解了这些问题，就能增进对当下媒介内容社会语境的理解。

综上，人们可以梳理出一条中国政治认同大众传播建构史。按照汤因比的理论，如果说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不断将文明向前推进，那么在过去40年中，每一次主流媒体形态与内容的显著变化，无不是对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危机的应对。只有那些经历了大浪淘沙依然能坚守阵地的媒体才能在文化场域中熠熠生辉。

余论

理解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解本书的一个关键。这项研究的要义，或者人们阅读本书的落脚点，在于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下不断地选择、改铸或扬弃传统。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今天的意识形态走向过去的传统，而是过去的传统走向今天的意识形态；不是当代消融在历史中，而是历史消融在当代中。这也正如本书总结的那样：“以象征为用，以认同为体”，“在‘体’‘用’融通的动态摸索中，逐渐隐现某些新型传统；这些传统作为活态遗产可以作为今后政治传播行动的工具箱，包括理念、技巧与风格，成为动名词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架构。这些新型传统不断接受快速变迁的媒介技术的巨大冲击，正缓慢而有序地重构新的‘行动路线图’”。

除却理论价值，本书的实践价值在于：既有助于汲取政治认同的术，掌握认同建构的“道”，也有助于帮助人们更进一步认清现实。正如俞吾金所言：“主体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与其他主体沟通，并与其他主体一起面对客体世界。所以，在他对意识形态获得深刻的批判意识之前，对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都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当然，人们从中更能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