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救国革新尝试

王一帆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了拯救国运而进行的一场革新运动，几乎贯穿了晚清的始末，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左宗棠是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积极倡导者之一。在其二十余年的洋务生涯中，创设了众多洋务企业，同时他所秉持的洋务思想与其同僚相比也可谓颇具特色。目前学界对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的相关研究，多是通过对左宗棠与其他洋务派官员思想异同进行比较，得出他们各自在运动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的具体结论，本文即聚焦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思想、活动进行研究。

一、洋务运动前的局势

19世纪中期，曾强大一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国势日危。而此时的西方国度，在进行了工业革命之后，国力日强，纷纷开始了划分各自的殖民市场的浪潮，且大有吞并中国之势。

咸丰六年，正当洪、杨等人掀起的农民起义达到高潮之际，英国发动的联军也大举进犯，一时间中国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面对着装备有新式武器的联军，虽然清军浴血奋战，但仍是溃不成军。联军打开了都门，焚烧掳掠了圆明园，这对清廷造成极大的政治心理影响，咸丰帝也在听闻后愧恨而死。面对此种“剧变”，以左宗棠等人为首的统治者纷纷意识到了对国家采取变革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完结后不久，南方的战火也趋于低潮，清政府的统治者便趁此时机，开始了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政策，一是为了除掉他们所谓的发逆，同时也是为了今后和外人作战时能有所倚仗。

早年的左宗棠曾中过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其忧国之心便已显露无遗。在致清经世派官员陶澍的信中，他感慨洋人屡次犯边，而朝廷多遭败仗，心中之耻辱“愁愤何可言”？他甚为赞许林则徐的对英政策，曾对友人言道：“（林）前后各疏，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这一阶段青年的左宗棠的洋务理念尚十分朴素，但已显露出抵御外侮及富国强兵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赋闲在家的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邀请下，参赞幕府军政事务，协助抵御太平军。此时北方政局动荡变幻，圆明园被焚的消息对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数年，率领湘军作战的左宗棠，在亲眼目睹了“常捷军”的实力及外国的坚船利炮后，终于下定决心要施行林、魏等人强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开始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以使中国走出困境。

二、洋务运动中的左宗棠

（一）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就洋务而言，具体可划分为两类，即与外国交涉的外交事务及与外国有联系的近代企业。

在外交事务方面，左宗棠一面同外国相勾结以镇压太平军，一面又坚决维护本国的主权利益，这是左宗棠同其他洋务者相比的显著特征。具体而言，左宗棠认为在外交冲突中的 “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坚决的同侵略势力作斗争。他对列强的野心有充分的认知，就算中国“弃腴疆而自守瘠土，亦终为异族垂涎”。直到的中法战争之际，他仍主张坚决抵抗侵略，与同为洋务派的李鸿章相比，他们的外交风格与思想均可谓判若云泥。

其次，在具体的交涉过程中，他认为外交人员应做到不矜不伐，“过亢固虞启衅生端，过卑亦必招尤纳侮。”他认为自西夷获得不平等条约后，办理夷务者“刚者失之躁急，柔者失之姑容。”据此他主张改变“怀柔远人”的宗藩体制下的外交观念，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以维护清廷利益。他对于李鸿章等只求一时无事的行为十分不满，认为如此下去洋务将越办越坏，必有大祸于将来。可以看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主要渊源于林则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且“制夷”占主要方面，故其爱国主义性质是主要的。

在兴办近代企业方面，左虽不及李、张等人的成就，但是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兴办企业所需的机器必须自造，不将自强希望寄托于他国。左宗棠所主张的自制自造，并不单纯之为解一时之困，其目的在于使中国真正掌握技术以便推广，使西式技艺可在中国大规模流传，以使中国完成“中兴”目的。

在企业管理方面，左宗棠力求摆脱洋人的掣肘。其早年聘请外国军官教习新军时，便指出教习只是教习，而非军官，只有教习之责，无指挥之权，用意便是使外人无法掌握大权。其后在办福州船政局时，迫于实际，虽也聘请洋人为监督，但一直坚持不为洋人所用。等中国的工匠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便辞退了洋匠。同时，他深知国家利权之紧要，主张铁路、矿山等均应由国家操办。他也主张派幼童留学，希望培养出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能够为国所用的人才。在其晚年，他更是放弃了对官督商办的支持，改为大力支持商办企业，对于一个封建地主政客来说，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转变。

（二）左宗棠的洋务活动

早在1862年，左宗棠便与洋人的洋枪队产生了联系，这应当视为其洋务活动的开端。但其时的左宗棠只不过是向外国人购买船炮，同外人合力围剿太平军，尚不能被视为洋务运动。其正式开始洋务活动的标志，应是兴设福州船政局。他曾解释其创办船政局的原因：首先，是看到西人火轮横行江海，使之大为震惊。他常见“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使他不得不忧心海防之患。而“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可见，左宗棠是期望通过加强海防来抵御侵略。其二，可以增加清廷国库收入。当时清廷历经外患内忧之冲击，元气大伤，欲增加国库收入，必须求富。他观察江浙商人之所以在贸易中消耗代价较大，在于洋船横行江面，来去自如。导致在与洋商竞争过程中，江浙商人亏本甚多，“不惟亏折资本，浸至歇其旧业”，这也使得沿海地区民生日益凋敝，其根源在于国力疲弱。因此，若要实现中兴，就必须振兴国力，一靠武备的完善，二靠财政的支撑，自强同求富必须双管齐下，故选择筹办船政局，于开办军事企业的同时统筹民生，一举两得。

左宗棠向来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若欲制夷，先须师夷，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走向强大，而师夷必须有专门学堂。早在开办福州船政局之前，他便考虑到了这点。因此，船政局由工厂和学堂共同组成。他对此寄予厚望，亲手为其定名为“求是堂艺局”。学堂包含有海军、工程、航海、造船等学校。该学堂成为我国最早最先进的船政学校，全盛之时工人超过了三千。同治八年，由该局生产的中国第一艘蒸汽军舰“万年清”号下水，驶往天津接受验收，船上无一洋人，足见福州船政局的成功。可以说，福州船政局，即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最早诞生地。

左宗棠成为陕甘总督后，为镇压回、捻乱军，又创办了西安机器局，这一机器局也由此成为西北地区的第一家兵工厂。左宗棠破兰州后又将其易往此地，更为兰州制造局，并大为扩建。该局在之后平定回乱和阿古柏的战争中制造了大批枪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在经营武备的同时，他也不忘以洋务发展民生，光绪六年又于甘肃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毛纺织企业兰州织呢局。但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几年后便告倒闭，不得不与产量锐减的兰州制造局合为兰州机器局。虽然这一洋务实践未能获得成功，但也为后人提供了借鉴意义，更可见洋务之艰辛。其后，左宗棠还于新疆创办了众多的近代工业。总体来说，这一时期陕甘任上的左宗棠，洋务建树并不如其闽浙时的规模，主要也由军事转向了民生。

收复西域后，他很快又出任江浙，大力推进金陵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等早先企业，同时大力招商引资，支持民众兴办路矿产业，同洋人争夺利权。他看到西人增设航线的企图虽未能得逞，但必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建议“臣维汉口居长江上游又为各国通商口岸，洋商既有添设长江水线之议，应由中国先行设立陆线，杜其狡谋”，期望中国以自操自办的方式掌握利权关键，抵制外资扩张，并为军工业筹集资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他多次拒绝了洋人在中国挖矿设厂、铺铁道、架电路的企图。

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事又起，左宗棠因战况不利积劳成疾，于闵地病逝，时年73岁。临终之时他仍忧心于国势衰微，不忘上疏：“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筹之议之，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可见其思想之远见，也更表明了他的初衷。纵观左宗棠一生，其办理洋务仅有二十五年，并不占其生涯主要部分，也未能像李、张一样见证运动的失败，但是他的洋务思想和活动，是值得我们细加分析和研究的。

三、洋务运动中左宗棠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洋务派的活动处于清政府管辖之下，资金缺乏、设备落后、管理腐败混乱，加之党争不断的掣肘，故效益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起到中兴作用，抵御外侮更是无从谈起。基于此种认识，往往对洋务运动采取否定评价，对洋务派的努力嗤之以鼻。

上述论调早在洋务运动进行之时便已存在了。有人指责左宗棠的船政局所产质量不精，难与洋船相抗，不如停办，购买洋船。为此左宗棠指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对停办论点以驳斥，其远图一词，更形象地道出了洋务派的用心，不期望在短期内便胜过列强，而是期待将来的远景。因此，洋务运动乃是铺垫准备工作。西方工业革命已百年，我们如何能幻想在二三十年间就起到抵御外侮的作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然这一萌芽直到清末依然不能进化成为资本主义，除了封建主义的遏制外，最主要的还是这一萌芽缺少骨架，这一骨架就是大机器生产模式。没有大机器生产，手工作坊无论多么庞大，终究只是手工作坊，这就导致资产阶级在中国难以产生。而洋务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这一难题，并由此产生了国内最早的资产阶层，这便是洋务运动的最大功绩。

洋务运动中的左宗棠，朝中授予左宗棠的谥号为“文襄”，有德、有功、威德远服曰“襄”，这或许是对左宗棠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左宗棠一生战功赫赫，这些战争既为洋务运动争取到了安宁的内外环境，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战事中所使用的枪炮，很多便是由洋务派生产的。因此“同光中兴”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以左宗棠等洋务派的努力之上的。

身为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左宗棠所办的洋务不可避免的沾着血腥，这是其阶层局限性招致的。不过相比其同僚，他注意力更多还是集中在国家利益方面，师夷乃为制夷，这一点他从未忘记。同时其洋务活动对于中国海军的建立以及西北地区的近代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肆意夸大他在运动中的作用，他毕竟去世过早，所办企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效益方面都不能与李、张等人相比。他虽办理洋务多年，可对于洋务活动的很多问题和理论没有太多的论著，其成就也远不及一些洋务思想家。总之，在那个举国盲目自大的时代环境里，左宗棠以他所处的阶级地位，能够秉承爱国主义精神，并进而在洋务活动中创造出如此的巨大成绩，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