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首农言》的编撰及其价值

李 建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马首农言》是一部综合性农书，其内容包括地势气候、种植、农器、农谚、占验、方言、五谷病、粮价物价、水利、畜牧、备荒、祠祀、织事、杂说十四个部分，几乎包含了这一地区的所有农业生产部门。《马首农言》又是一部私修的地区性农书，是清代祁寯藻在回乡期间所撰。马首是古邑名，是寿阳的古称。书中方言一篇，介绍了寿阳人的讲话习惯。占验、祠祀等篇，记录了寿阳的风俗。其中所涉及的农业生产虽是以寿阳为基础展开的记述，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下，其更是山西境内，甚至是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马首农言》咸丰五年才付刻问世，1932年曾有过铅印本。解放后，1957年王毓瑚将《马首农言》与《知本提纲》《农言著实》合辑为《秦晋农言》，由中华书局出版。祁寯藻作为政治官员，为何关注最底层的农业，本文从《马首农言》所体现的家国情感及编纂价值来进行分析和研讨。

一、《马首农言》编撰的自然和经济环境

寿阳位于山西中东部的太行山区，海拔较高，气候的变化，对农业有诸多的影响因素。

（一）自然环境和灾害

祁寯藻曾作《蓝公教织歌》，这样描写寿阳的气候：冷寿阳，春晚无花秋早霜，山农卒岁苦寒逼……在一年的农事活动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干旱、洪涝、冰雹、霜寒等灾害时有发生。从历史气候的变化来看，1500至1900年是一次世界性气候寒冷期，即所谓小冰期。除此之外，大风，病虫害等灾害也偶有出现。寿阳县自古就是晋东粮食生产的要地，这些灾害都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生产。上到国家组织人力编撰的正史，下到县志，都有有关寿阳受灾的记载。从分布时间上看，几乎每隔十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灾害。其中旱灾和水灾是寿阳发生频率最高的灾害。而干旱和霜寒，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最大的，以至于在多次干旱、霜寒灾害中，政府下令蠲免税粮，甚至派出重臣赈济。在重大灾害中引发的惨象，更让人闻之而悚然。如何在自然环境渐趋恶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祁寯藻也注意到了这些自然灾害对农民的伤害，其在“粮价物价”篇中提到：近者道光二、三年至十年、十一年，屡遭慌歉，斗米价钱三百文，增至八九百文。粮食慌歉以后，直接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农民的支出与收获差异极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需要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的指导，可能是祁氏编撰此书的原因之一。

（二）农业经济状况

祁寯藻所处的清中晚期，传统农耕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逐渐沦为西方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生产技术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具体到山西，因本地粮食产量原就低于其他省份，当农产品涌入山西市场时，对于农业经济的破坏力度大大加重。乾嘉以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耕地的需要。受制于土地贫瘠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显得动力不足。对农业生产的反思和总结，显得此一时期的祁寯藻虽未能与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农业科学所联系，但能在前人经验上做整理和总结，对于当时农业的指导工作，也难能可贵。

二、家庭：经世学风之传承

编撰者祁寯藻曾历任军机大臣、左都御史，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作为三代帝师，一生勤政爱民，选贤举能，对朝政有重要影响。于道光十四年开始撰写《马首农言》。在此之前，山西作为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省份，没有一部专以山西地方农业为对象的农书。这部书填补了山西古代农书短缺的空白。可以说《马首农言》为山西农学专著之首。

（一）家风的渲染

寿阳祁氏在清中晚期实为山西之望族，在清代官吏史上，曾显赫一时，有宰相、县令，虽官职不同，但均恪守家风，为政清廉，备受世人称颂。仅从祁寯藻祖父一支计算，祖父祁文汪为寿阳祁氏十四世，曾任凤台教谕；父亲祁韵士为十五世，乾隆丁酉科举人、戊戌科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官，补户部主事；祁寯藻为第十六世，庚午科举人、甲戊科进士，历官至军机大臣，左都御史，兵、户、工、礼四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达到了寿阳祁氏为朝官之巅峰。寿阳祁氏的其他支系，如十四世康熙戊子科举人、癸巳恩科进士祁文翰，十五世乾隆癸酉科举人祁树桧，十五世乾隆乙酉科举人祁恕士等，不仅在官场上有所成就，在文学修养上也颇有造诣。其前后相承的文化传统，撑起了“寿阳祁氏”这一名门望族的招牌。以今日眼光来看，称寿阳祁氏为清代中国的“文化名门”，实不为过。在同时代，南方亦有翁咸丰、翁心存、翁同龢为代表的常熟翁氏。寿阳祁氏和常熟翁氏常被后人称为“南翁北祁”。

祁寯藻的母亲刘氏家族也是书香之家，外祖父刘翌为进士出身，曾官至汉阳太守。且母亲从小就对其管理非常严格，他在日记中写到母亲为他们聘请老师授课，稍有所松懈，就会拿棍子来督促。

在父系和母系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在长辈长期的文化陶冶、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祁寯藻在幼年时即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祁父“经世”思想之传承

祁寯藻在《马首农言》开篇就提到：幼从京宦，稍长归里。其幼年是随做官的父亲在北京居住的，稍稍长大后才回到家乡。其父又在朝为官，对其言传身教是更为直接的。父亲祁韵士所处的清中晚期，也是中国经历重大变化的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上，“康雍乾”盛世景象难觅踪影，逐步走向中衰；经济上，国家收支差距已逐渐扩大，国库日益空虚；文化上，在乾嘉考据之风日盛时，“经世”之思想也逐渐浮现。乾嘉学术注重研究儒生训诂、考订，其只致经典，不问世事，不能解决愈益凸显的社会问题。“经世”思想开始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祁父的仕途也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在乾隆二十四年秋中举，四十三年赴京会试，中第三十九名后获得殿试资格，以殿试二甲四十七名获得了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初授庶吉士，四十七年担任国史馆纂修官，负责为内外蒙古及卫拉特蒙古二百余旗及西藏、维吾尔王公立传。嘉庆十年，因宝泉局亏铜案牵连入狱，次年，被发配至伊犁。在戍三年才得以返回。在个人经历及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下，祁韵士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不再只专注于研究儒家经典、古籍文献，而是更加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祁父的这种思想的变化，也体现在撰写的多部作品中。其作品内容丰富，有民族边疆史的奏疏汇编以及诗集等。

祁父利用起草奏折的机会，得以接触到与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漕运。起草的奏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受贫受灾的农民请求减少交粮税的，言辞恳切，体现对百姓生存利益的维护。父亲“经世”思想的转变，对祁寯藻的价值观影响甚远。在《马首农言》中自陈“请假侍亲，读礼守墓，寒暑四周，惟农是务。”祁寯藻对经世致用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他认为追求学问，致知的根源在于‘格物’和‘致用’，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首农言》得以问世。

祁父还曾在《晋乘蒐略》中说道：余尝欲采集旧典，勒为一书，惮其体大，弗敢自任。其欲为家乡山西撰书纪实之情，溢于言表。祁父去世后，祁寯藻参与整理出版了其父的《万里行程记》《西域释地》《皇朝藩部要略》《己庚编》《平舒山庄六景诗》等多部作品，亲自对这些作品整理、校对，不仅是对父亲的怀念，亦是“经世”思想的保留。故《马首农言》能够汇集古代农书及农民生产经验于一体，而呈现于世人面前，更是对祁父遗志的继承。

三、国家：忧国忧民之寄托

祁寯藻于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到咸丰四年，正式走上仕途以来，在官场上兢兢业业，逐步获得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的赏识，因其有在下层生活的经历，故其在朝为官五十余年，深有一套自己的仕宦之道。

祁寯藻在道光十四年回家为母亲守孝，远离市镇的喧嚣，身在阡陌的他，亲自参加农事劳动，与田间农人交谈，获得了大量的一手农业资料，为《马首农言》的编撰奠定了知识基础。身为一个朝廷命官，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立志为家乡做贡献。祁寯藻作为一个寿阳人，对家乡有真诚的关爱之意，对祖先有尊敬之心，所以不管是他居京，还是住乡，凡是族人或乡人，不论是谁求他撰文，都热诚奉写，从不拒绝。也正是这份对家乡浓浓的热爱之情，为撰写《马首农言》提供了动力。

祁寯藻于道光十九年，受命偕侍郎黄爵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祁寯藻对鸦片一事深恶痛绝，故向道光帝提出五条建议，获得了道光帝的认同。道光二十六年，又受命前往天津调查长芦盐运使陈鉴挪用盐税一案，最终严惩了陈鉴，整饬了盐政。清朝的盐政管理得到了有效地改善，清廷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被世人所称赞。道光二十七年，主持海运期间，又筹办恢复了海运，海运成为重要运输方式。积极参与禁烟运动，是作为一个官员的使命感所驱使，更是对国家前途命运之担忧，欲挽狂澜之既倒。

“在其位，谋其政”成为其为官的信念。位于寿阳平舒乡的祁寯藻故居卧室内，至今悬挂着其亲笔书写的“君舟民水，民贵君轻”的题词。其间，也多次劝诫统治者要倾听百姓的声音。咸丰帝即位之始，祁寯藻奉诏多次召见，向他问询治国之道，其对曰：言路，国家之气脉，气脉通，无论强弱，可以为国。之后穆宗继位，其被任命为同治帝师，深感责任更加沉重的他，又上疏陈时政六事：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曰重守令以固民心；曰开制科以收人才；曰速剿山东、河南贼匪，严防山西、陕西要隘，以卫畿辅；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其中就提出了安定民心的重要性。

祁寯藻念念不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百姓困苦时刻袭扰着他的内心，他能更深切更直观更亲身地感受到民生疾苦、百姓心声。在《马首农言》中，“备荒”一篇对于民生的关注更为突出。书中记录了道光十一年发生的旱灾，以及其弟宿藻与村民商讨共同应对荒年的案例。祁寯藻痛恨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穷奢极欲、为富不仁的奸商。曾作《雀衔烛》写了一群因饥饿而抢食的喜鹊，质问富豪之家“何不分余粮，使我喳喳绕檐急”。甘肃地方官员搞创收、补亏空，在丰收年大量出售谷物，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祁寯藻表示强烈反对，“民为马，官为牧，不求刍秣反择肉。比年崆峒小麦熟，郡县无端粜仓谷”，认为这对农民有极大的伤害。这些思想，在《马首农言》“粮价物价”等篇均有体现。祁寯藻直到同治五年于京师逝世，临终前仍上书两宫太后要崇俭戒奢，培养国家元气，并遗疏同治帝以亲贤纳谏为急务，其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为官为民”的实践当中。

综上所述，家国情怀的交互，使得《马首农言》“这样一部实用性的著作，在今天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咸丰五年发行版本中，祁寯藻好友彭蕴章曾为其题序，写道：寿阳之独瘠，此天与以向义之资而使之无过也。生斯土者，诚知稼穑之惟实，抑本技而重本图，庶几灾祸不侵，人登仁寿也夫”。《马首农言》的编撰，不仅是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作者对家乡农业更好发展的美好愿望。祁寯藻《马首农言》所传达的家国情感和家国文化，是宝贵的财富，应更好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