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视阈下《天上草原》的空间构建与

叙事模式

刘 莹 (大连工业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4)

由著名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拍摄的《天上草原》，以一位8岁汉族男孩的视角来叙事，深情地歌颂普通蒙古族牧民的真情实感。影片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了浓浓的民族元素，从蒙古族悠长舒缓的长调呼麦到蒙古族的服饰、习俗、宗教等沉着又美好的呈现，从贯穿始终的蒙语对白到善良、刚毅、守信的民族性格，无不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气质。作为充满草原人文内涵的优秀影片，《天上草原》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骏马奖等数个殊荣。此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其特定的空间情境，即一个能满足观众心理期待的异域文化空间。同时，在文化空间的构建中，此部影片又采用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典型的叙事模式。

一、影片文化空间的构建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有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作为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天上草原》以有别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符号和标志来营造其特有的文化空间。

(一)异域的地理空间

对于观众而言，遥远的异域空间往往超出其足迹所及。因此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地理空间的展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些地理空间远离主流文化，与观众的本土空间相比在自然景观、风土面貌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天上草原》中这种标志性的地理空间也被有意识地强调。影片的开头就是一段长约2分20秒被蒙古族称为腾格里塔拉草原的镜头，这个一望无际博大而深沉的草原，充满了神秘感和仪式感，标识其特定的地理空间。这种特定的地理空间足以满足观众对异域的视觉和审美期待。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也惯常利用其异域地理空间内标识性的动植物来充分营造其地理空间的真实感。例如在《天上草原》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影片最为经典的意象奔腾的马群、苍狼、鸿雁等，这些动物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审美品格，而这些往往迎合了观众对遥远异族地理空间的猎奇心理。

(二)异质的社会空间

作为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社会空间的构建是构建其族群文化氛围的必要手段。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社会空间主要通过服饰、建筑、器具、民俗等陌生化的人文景观呈现出来。器具与建筑是《天上草原》中异质社会空间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开头出现的蒙古族的特色交通工具，高轮木质的勒勒车缓缓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行驶，这种被称作草原之舟的勒勒车映射了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导演似乎意欲透过勒勒车的辙迹向异族观众展示一幅游牧民族文明的美好画卷。此外，在《天上草原》中蒙古包和敖包也是常见的意象，这些对于观众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意象在展现蒙古族异质的社会空间的同时成功地营造出了差异化的美学效应。

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民族文化最为清晰的呈现。在影片中民族服饰通过两个重要的蒙古族民俗——婚礼和敖包祭祀得以最完美地呈现。迎亲的队伍要在雪日干与宝日玛的蒙古包歇脚，宝日玛精心打扮，戴上了她结婚时的头饰。雪日干作为蒙古包的主人向新人敬献哈达，敬上美酒，敬送对新人美好的祝福。敖包祭祀是蒙古族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之一，在《天上草原》中，虎子那达慕赛马比赛前，雪日干手捧哈达和妻子宝日玛着盛装虔诚地绕行敖包，向神灵表达敬重。敖包的四周挂满了各色鲜艳的丝带象征吉祥如意；雪日干手捧游牧民族极具占卜和神秘色彩的羊拐骨，虔诚地祈祷。这些细节都极为鲜明地凸显了蒙古族的社会文化空间。

(三)异化的抽象空间

电影的抽象空间可以诠释为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以及升华，即通过影片中人物的行为、情节、语言等呈现的整体氛围。对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这种整体氛围的呈现与少数民族深层的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天上草原》中少数民族语言对白就构建了一个原生态的抽象空间。导演塞夫和麦丽丝启用蒙古族演员娜仁花、宁才作为男女主人公，并且影片中除了成年虎子的画外音，全部为蒙语对白，以求最大限度地展示蒙古族人民的音容笑貌以及民族性格。这种原汁原味的艺术呈现不仅营造了地道的蒙古族文化空间，也彰显了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对本族文化的自信和弘扬。

除了原生态的蒙语对白，《天上草原》中的民族音乐也成功地构建了极富蒙古族文化特色的抽象空间。例如在影片的开端，观众在体验辽阔的草原、缓行的勒勒车等美好的视觉享受的同时，呼麦响起，自然和谐的旋律使观众有了新奇的听觉体验。当宝日玛进入蒙古包看见离开五年、结束牢狱生活重回草原的前夫雪日干时，是时长20多秒的圆润深沉、深情含蓄、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这种处理不仅契合了剧情的变化，衬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感应，引起观众的共鸣。此部影片的音乐获得第2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殊荣，这种深入到民族传统以及精神气质的音乐语言成为《天上草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影片的叙事模式

电影是一种叙事艺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往往具有鲜明的叙事模式。在文化空间的构建中，《天上草原》的成功离不开其清晰的叙事模式。

(一)出走与回归

出走的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从本土空间进入外部空间。入狱前雪日干性情暴烈，由于刺伤舍楞入狱，被迫离开腾格里塔拉草原。五年后出狱，他再次回到草原。重新回到草原的雪日干收养了8岁的汉族男孩虎子，让虎子参与打狼，教虎子骑马，凸显了责任和担当在这个蒙古族男人身上的回归。重回草原的雪日干对蒙古族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畏。入狱前，在苏木举行的猎狼比赛中，雪日干杀死四条狼而获得头奖。但是回归后的他，羊群闹狼灾时他带着弟弟腾格里和虎子去打狼，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杀死狼，而是将狼放生。雪日干将狼放生是因为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审视和回归，“狼有灵性，给它一次教训，它就再不来找人类麻烦”。这样一份怜爱的最根本原因是蒙古族人对草原生活法则的尊重以及对蒙古族生命观念的敬畏。

影片中的汉族男孩虎子的出走是因为母亲的离开，父亲入狱，不得不被雪日干从城市带离。在生命最至暗的那段日子，命运意外地将虎子带到草原。在草原的经历让8岁的虎子饱尝了世间的温暖与真情，从起初对蒙古族阿爸阿妈以及蒙古族生活习俗的抵触排斥，到后来的接受与认同，虎子似乎完成了自我身份意识的转换。这种转变，在影片中得到了循序渐进的呈现。入秋天凉，宝日玛找出腾格里小时候穿过的蒙古袍给虎子，虎子穿上了最为清晰的蒙古族特征的服饰。在参加那达慕赛马前，一家人在敖包祭祀，雪日干让虎子许愿，虎子觉得“心里这么念叨着，我觉得自己已变成蒙古人了”。汉族虎子慢慢地接受了他在草原的生命体验，实现了对异族文化的靠近、融入，同时也产生了对本土文化的疏离。正当虎子实现了对异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时，亲生父亲的来信使他不得不承载草原的记忆，再次回归了本土文化所在的喧嚣城市。

(二)失语与发声

在民族题材影片中，失语者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某种心灵创伤的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拒绝说话或者失去话语能力，封闭自己的心灵，成为沉默的旁观者。《天上草原》中的虎子就与如上失语者的定义完全契合。母亲出走，父亲入狱，多次被送到孤儿院而一再逃脱的虎子在情感和精神层面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被生活伤透了心，不想说话。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真的不会说话了，虎子成为哑巴。草原文化的博大深沉与家人的温暖与真情，慢慢治愈了虎子内心的伤痛。在那达慕赛马中，纵马奔驰的虎子，第一个越过终点，放声呼喊“腾格里”。对蒙古族文化的最高象征——腾格里的连续四声呼喊不仅意味着汉族男孩虎子从被遗弃的伤痛中痊愈重获说话的能力，也象征着汉族男孩虎子对草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拯救与被拯救

蒙古族文化的博大与宽厚也往往体现在影片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叙事模式中。汉族男孩虎子初来草原，看见被捆绑待杀的小羊，心怀怜悯将其放掉。在虎子的内心，他觉得无助的羊，让他想起自己和这世上所有柔软的生命。如果说虎子对羊的拯救出于同理心，那么宝日玛对鸿雁蛋的拯救则更富有民族色彩。虎子淘气将湖边的鸿雁蛋捡回家，宝日玛却坚持让虎子将鸿雁蛋送还，并告诫虎子“鸿雁也是一个生灵。小鸿雁的阿爸阿妈会在丢孩子的地方伤心地飞啊飞，要是找不着自己的孩子，他们会从天上冲下来，活活把自己撞死的”。鸿雁蛋虽然被虎子摔破，宝日玛仍然将鸿雁蛋放回蛋巢，并且喊话鸿雁“不要怪我的孩子，他是从城里来的还不懂事”。从这些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古人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所有的生命都值得珍视。

三、《天上草原》热映的启发

(一)故事层面

《天上草原》的成功离不开其故事情节的设置。影片的镜头对准最朴实的蒙古族牧民的寻常生活。讲述的是一个8岁汉族男孩意外地被命运带到蒙古草原，在草原阿爸阿妈和叔叔温情的感召下疗愈内心的伤痛，重新开口说话又重回城市本土文化的故事。正如影片中成年虎子的画外音“无助的羊儿让我想起自己和这世上所有柔软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柔软的一面。每个观众似乎都能从童年虎子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映照出某个时期或者某个阶段的自己。

(二)技巧层面

《天上草原》以一个8岁的城市汉族男孩的视角来展开他童年的草原生活，又伴随着成年虎子的回忆作为画外音进行叙事。创作者从虎子的视角凸显了草原作为异域的文化氛围，这可谓是主体民族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这种呈现是客观的、天然的。同时影片以一个汉族孩子的视角来叙事，这种异族目光的设置更加突出仪式化的草原景观。

(三)文化层面

《天上草原》的片名，源于片中故事的发生地蒙古草原腾格里塔拉。在蒙古语中腾格里是长生天的意思，塔拉是草原的意思。从片名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族博大而深沉的文化内涵。影片情节是在腾格里塔拉展开的，在这片离天最近的草原，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们感受到了蒙古族坚毅勇敢的性格，以及沉着而内敛的草原文化。《天上草原》导演塞夫和麦丽丝以蒙古族的身份用民族声音讲述民族故事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极具民族特色的视听元素，也成功地诠释了伟大的蒙古族人民思想的深度，人文的温度以及文化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