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短暂任教于国立艺专的文化人

胡东艳

摘 要：通过对国立艺专有短暂任教经历文化人的梳理与研究，寻找近代文化史上文学、哲学、美术等交织的特殊线索；界定研究对象在中国美术学院任职时间，研究他们在任职期间的作品及文学艺术创作思想。

关键词：国立艺专；兼容并蓄；艺术思想

192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院宣告成立，第二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1929年―1949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国立杭州艺专又与北平艺专合并办学，这个时期的国立艺专几乎是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西南联大。

当时，国立艺专是一个艺术与人文齐头并进的综合学堂。它聚集了众多国内人文和艺术学科的优秀人物，奉行“推陈出新，兼修中西”的办学理念，不论在美术还是在音乐、建筑、设计诸多领域，均为后来的新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有学者说，没有任何学派像国立艺专那样坚定不移地从实践和理论上全面捍卫传统文化，汲取西方文学艺术的营养[1]，九十多年风雨兼程，在长时间艺术人文教育的熏陶下，“兼容并蓄，传统出新”成为这所院校不变的学统。

本文以多位国立艺专时期在中国美术学院有短暂任职经历的著名人文学科教师为研究对象，考证他们在国立艺专任职的具体时间；研究他们在校期间的艺术成就；分析他们的短暂停留给学校产生的各种影响，论述短暂任职的人文社科教师对学校学统传承、学术思想、学术氛围等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任职时间与创作成果

1.张天翼

张天翼（1906年―1985年），20世纪30年代初最具影响力的左翼青年作家之一，著名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小说《华威先生》《鬼土日记》等；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1934年8月至10月期间在国立艺专教授国文课程。1934年8月1日，张天翼发表短篇小说《笑》，同月曾在国立艺专短期教授国文，10月自杭回宁。1935年8月，应郑振铎之邀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2]。从他10月离开杭州，定居南京，第二年8月在上海任教，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10月后张天翼离开了国立艺专，所以，他在国立艺专任职时间为1934年8月到10月期间。

1934年他主要定居南京，往来于宁杭间。是年2月发表独幕剧《时代的英雄》，4月发表短篇小说《包氏父子》，5月发表短篇小说《温柔制造者》，出版短篇小说集《反攻》，6月发表短篇小说《欢迎会》，8月发表短篇小说《笑》，10月出版短篇小说《移行》，11月发表短篇小说《万仞约》《善举》，12月发表短篇小说《儿女们》。张天翼在国立艺专任职为时短暂，该年创作活跃，其社会影响波及学校，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年谱里也是活跃期。

2.钟敬文

钟敬文（1903年―2002年），民俗学家、诗人、散文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一代宗师。他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民俗刊物，著有诗集《海滨的二月》、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1936年至1937年秋，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国文老师，兼任国立艺专的文艺导师[3]。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钟敬文先生在国立艺专的任职时间是1936年夏到1937年秋之间。任职期间，1936年春，在《民众教育月刊·民间艺术专号》第5卷第4、5合刊发表《中国民谣机能试论》。1936年夏作《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到1937年间为费洁心所编《中国农谚》作序。1937年在浙江省电台发表《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1937年在《民俗学集镌》（1937年第一辑）发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呆女婿型、螺女型、蛇郎型、外婆型、蛤蟆儿子型）。从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看，作为民俗学家的钟敬文已经开始取得学术成果。

3.傅雷

傅雷（1908年―1966年），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缔造者之一。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翻译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有《傅雷译文集》传世，文学代表作品有《傅雷家书》。傅雷先生于1939年7月至9月在国立艺专有过短暂任职，挂职教务主任。1939年2月，应滕固之请，从香港出发进入昆明，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两月，与闻一多起草了一份课程纲要于五月中旬返沪[4]。另一说法，1939年7月，傅雷由上海来艺专任教务主任，9月即辞职[5]38。由以上两种说法，推测2月应邀任职，期间经过一些长途跋涉和战事，到國立艺专已经是7月。所以，其在国立艺专任职时间应该是1939年7月至9月。傅雷1937年完成了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及第四册的翻译，该小说的翻译对当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纵观傅雷一生三次公职经历，一次留学返国时在上海美专，一次是教育部洛阳考古，还有一次就是国立艺专；前一次是应刘海粟之邀，后两次都是应滕固之邀。

4.徐梵澄

徐梵澄（1909年―2000年），精神哲学家、翻译家、诗人、书画家。他翻译出版了尼采《苏鲁支语录》《朝霞》《快乐的知识》《尼采自传》等著作，是中国最早的尼采研究专家。于1939至1940年12月任美学教授、文学教员，兼理校务。滕固出任国立艺专校长（1938年7月―1940年），招留德好友徐梵澄来帮自己，为了有人在他外出时可“代理”校务，另一方面也因徐梵澄艺术造诣较高，达到“补缺”的目的[6]106-108。考滕固之学术思想，应与梵澄同趋。1940年12月，国立艺专西迁重庆，滕固辞校长之职，徐梵澄也因好友离开而辞职[6]110。根据《中国美术学院大事记》记载，1939年，徐梵澄来校任教[5]38。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徐梵澄先生的任职时间是1939年到1940年12月。徐梵澄在国立艺专任教一年多，他平时会协助滕固校长处理一些校务，同时教授一些文化课程。1939年，翻译《快乐的智识》（德译汉）、《葛德论自著〈浮士德〉》（德译汉）、《佛教述略》（英译汉）。

5.丰子恺

丰子恺（1898年―1975年），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丰子恺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等。

他于1942年11月到1943年8月5日期间在国立艺专任教务主任。丰一吟的《黑墙院京剧笑声——思念母校和我的父亲丰子恺》中提及，丰子恺先生于1942年11月任职教务主任虚衔，同时教授艺术概论课程[7]。据中国美术学院校史记载，1942年8月，丰子恺任教务主任[5]40。事实上，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2年10月28日批复了校长陈之佛的推荐，而丰子恺于当年11月中旬抵达重庆。1943年8月5日，陈之佛推荐教务主任人选是丰子恺，陈立夫未批准，由此可见，丰子恺辞职应该在8月5日之后[8]。李长之弟李长木回忆丰子恺1944年任教（1）。通过丰一吟相关回忆及校史相互印证，应该是1943年夏“沙坪小屋”建成辞去教务主任后，卖画写文养家期间造访国立艺专。丰子恺在国立艺专任职的合理推测时间是1942年11月至1943年8月5日之间，1942年秋成功举办一次画展。任职期间，他还以居住地为题材画了《窥见家室之好——重庆相之一》《重庆凯旋路》等，赠陈之佛《米与豆》画作。写文《白鹅》叙述居住地简陋的结构和荒凉的环境。他把1941年到1945年期间的作品汇编为《子恺漫画全集》，共分6册收画424幅，于1945年出版，丰子恺在文化界的影响就不赘言了。

6.李长之

李长之（1910年―1978年），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师从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著作有文学评论《鲁迅批判》，文学历史研究《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

1942年夏，担任国立艺专校长的陈之佛，延聘多位中央大学教授任教（2），所聘之人中就有李长之。据李长之先生的弟弟李长木回忆，1944年，他随哥哥生活在重庆沙坪坝，当时哥哥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美学。“丰子恺是教务主任，陈之佛是校长，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同学”（1）。由此可见，李长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被聘为国立艺专的美学教授，1944年间仍在校任职，离职时间未考。我们可以确定的是1943年到1944年期间李长之在国立艺专担任美学教授。

李长之在国立艺专任职期间，出版《德国的古典精神》（1943年）、《批评精神》（1943年），主编《时与潮》文艺书刊副刊（1944年），出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年）、《北欧文学》（1944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1944年）、《韩愈》（1944年）、《我教你读书》（1944年）。其中《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是否与国立艺专任职有关系值得进一步细考。

二、对中国美术学院“兼容并蓄，传统出新”学统建设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专风雨飘摇，几经搬迁，它仍然是当时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文学和艺术在这里碰撞，迸发了巨大的光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短暂任职的文化人，给国立艺专带来的文学营养，将学校的学术氛围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当时的学生都知道徐梵澄通西学，又是尼采的翻译者，希望他多讲西学人文学术，但是他仍然从《诗经》《楚辞》讲起，认为“中国文学，渊博精深，西洋文学虽也宏伟，实难与国学相提并论。我们都是中国人，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是首要”[6]108。当时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丁天缺等学生，吴冠中曾回忆：“学校迁昆明后，在市里借了个小学开课……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已经不严，学生中有些人并不想认真学艺……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对傅雷很是崇敬的。傅雷先生从上海转到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固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又便返回上海去了……”[9]从这些学生回忆中，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人在学校的影响。

他们的短暂任教，带来了体系化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知识，如徐梵澄、傅雷都具有丰富的西方文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如以《鲁迅批判》闻名的李长之，带动了学校文学理论研究和辩证看待文学理论的学术氛围，传播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国思想，如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到来，影响着学生的左翼文学创作。他们为学生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新的艺术大门。比如丰子恺漫画和其在文化领域的声誉，作为当时独创的画法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学习价值。他们的到来，对国立艺专形成浓厚的中西兼学、敢于批判、敢于创新的学术氛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短暂任教的文化人，都主动担起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担。他们身体力行实践着教育爱国的理想。而这个时期的国立艺专学生面对社会的巨变，面对国家的危亡，面对未来，也在寻求理想与抱负。这些文化人的到来，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了更多元的引导。比如，张天翼先生和钟敬文先生，一直积极奔走于抗日救亡的前线。比如丰子恺先生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国情的漫画。抗战时期的重庆街头，常有画家们参加义卖，丰子恺也当街画漫画，就是以抗战题材为内容，卖得的钱就捐到抗战前线（1）。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国立艺专的学子们，以爱国救亡为己任，以扎根民间为光荣，创作出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文学艺术作品。学校社团积极参与左翼文化创作，很多国立艺专的骨干在抗战初期就奔向延安，在解放区用年画、展览、歌曲、戏剧等多种形式发挥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

国立艺专的教育思想不是单一的艺术教育，而是艺术教育和其他人文学科“兼容并蓄”的成果。受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影响，自国立艺专成立之初，第一任校长林风眠制定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教学思想。潘天寿校长在任期间也提出“传统出新”办学理念。学校的课程包括艺术类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音乐等，文学类的诗歌、小说、戏剧等。在国立艺专短暂任教的文化人，本身就体现了“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办学理念。他们虽然在国立艺专如驿站般短暂的停留，但也在学校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上肯定还有很多与学校有关的文化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挂一漏万试述如上。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

注释：

[1]范景中.国立艺专时期（1928-1949）[J].新美术，1998（1）：6-14.

[2]徐遒翔.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0.

[3]董晓萍.钟敬文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3：460.

[4]傅敏，罗新璋.傅雷年谱[J].新文学史料，1984（1）：157-161.

[5]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华[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

[6]孫波.徐梵澄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丰一吟.黑墙院京剧笑声——思念母校和我的父亲丰子恺[M]//艺术摇篮：浙江美术学院六十年.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8：148.

[8]崔卫.陈之佛与丰子恺重庆交往考——兼谈抗战时期的国立艺专[J].吴中学刊，1996（3）：54-57.

[9]吴冠中.出了象牙之塔[M]//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漫歌怀忆——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86.

参考文献：

（1）朱静燕，李长之弟弟李长木：丰子恺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亲切的长辈，豆瓣网，2011年。

（2）中国美术学院团委，《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南行》，搜狐网，201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