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和我的祖国》看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的创作

刘安经黄桂明

(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主旋律电影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集锦式电影主要是指“在一部影片的篇幅内包含若干个独立单元，各单元之间或存在某种共性的联系(比如主题、形式风格等)，或仅仅是因为外部原因被集合在一起，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缺乏甚至没有逻辑关系”。它往往是由不同创作团队完成的，它往往带有纪念和试验的性质，是不同导演个性和创作风格化的具体体现。两种类型交织而成的电影我们可称之为“主旋律集锦式电影”，这种类型电影较少，早期的《联华交响曲》《艺海风光》等属于此种类型作品。

《我和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期的一次有益的叙事尝试与影像表达，它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化整为零，形散神聚，通过“小人物”见证“大时代”的方式，由七个导演寻找切入点分别拍摄一部主题影片然后统一呈现。该片票房最终破31亿，跻身中国影史第八，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增添了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剖析该片，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的创作特色。

一、创作思路、叙事结构与叙事内容

创作思路与叙事结构、叙事内容紧密相联。在集锦式电影中，创作思路一般是在发散与聚合交替中形成的，是制片人、策划人和诸多导演思想的结晶，作为影片的指导思想，起着统领作用；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由创作思路而生发，既是诸导演思想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总导演、总策划人宏观上对影片的一次全局把控。

(一)创作思路

因为是“命题式”，所以集锦式电影必须是“主题先行”的；又因为是“主旋律”，所以集锦式电影必须是正能量的、能反映主流价值观的，这是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的主要特点。作为一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命题式作文”，导演该如何叙事与呈现？这与前期的创作指导思想息息相关。《我和我的祖国》另辟蹊径，以“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12字方针为指导，激发、撞击导演们的思维。在这方针指导下，不同导演都有了自己打开的方式：“凯歌就讲了他十岁放学的一天，新街口满街都是人，还扛着红旗，说是原子弹成功了。满天飞的是《人民日报》号外，他就有一个强烈的记忆。”“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有什么故事？北影有位美术师参加了庆典设计，他知道当年电动升旗的事儿。管虎就采访了他及有关的人，写了黄渤演的那个角色”……

这12字方针与我们早期提出的电影创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87年，全国故事片厂会议曾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主旋律电影早已突破了早期的“说教味儿浓”“不好看”等缺点，在“多样化”方面越来越明显。在近些年的主旋律电影特别是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大片中，大多以建党建国、战争与革命等为主题，且一般由官方主导拍摄与发行，这其实也是各个国家通过电影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最常见的方式，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命题式主旋律电影的主人公通常都是“非常人”，呈现的也是非日常的生活，与普罗大众之间在心理贴合度上往往形成一定的距离，如“建国三部曲”、《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一系列主旋律大片。这些“主旋律大片”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转型升级，商业化与主旋律有机相融后呈现的一种趋势，它们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湛的制作技术等霸屏影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且获得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

但作为一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主旋律电影，若能做到历史记忆、全民共振，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疑才是最成功的。因此，《我和我的祖国》在创作上最终采用了集锦片的形式，七个导演以工程师、升旗手、出租车司机、退休扶贫干部等各色人物作为片中主角，宏大叙事微观切入，以七个高光时刻激发民众的集体记忆，最终让故事中的主角串联特定时代的“我们”，撞击“我们”的心灵，大大缩短了与普罗大众的心理距离，谱写了一曲“与国同庆”“全民共振”的赞歌。

(二)叙事结构：集锦式叙事

集锦式电影在叙事结构处理上常见的有三种方式：一是片与片之间呈并列关系，没有串接，如优酷出品的《幸福59厘米》《11度青春》等；二是片与片之间呈并列关系，有串接，如《恋爱地图》《第三种温暖》通过短片中人物形成串接；三是总片头与片尾之间呈一种呼应关系，而各集锦短片之间并列中又含递进关系，如《联华交响曲》《我和我的祖国》等。

利用集锦片的方式表达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关切，这种表达形式虽然不多，但却时有所见。在国外，比较有名的片子有《卢米埃尔与四十大导》《九一一事件簿》《每人一部电影》等。在国内，这种形式也早已有之。1931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正式通过并在《文学导报》上刊出，左翼电影运动开始。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标志着“新兴电影运动”正式全面展开。许多影片公司改变了自己的制片方针，从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转变为服务现实社会需要、维护民族利益和宣传抗日救亡，这一年产生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等一批优秀影片，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电影年”。1934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了中国第一部集锦电影《女儿经》，该片可以看作是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的萌芽。它以十年后同学聚会为线，通过人物串讲的方式，讲述了八个独立的小故事，表达了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解放的呼声。该片最后一个短片为北伐时期胡瑛(胡蝶扮演)援救一个革命志士的故事，这实质上为本片主旨之所在，它与前面的片子之间是一种并列中含递进的关系。

1937年，在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下，故事长片的拍摄变得格外艰难。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审时度势，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创作，以坚持电影作为斗争手段和宣传工具的功用性质。他们先按照给定的概念性主题，由几个电影创作团队分别进行短片创作，然后再集结成长片。“这样的做法既起到了延续电影事业、利用电影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也锻炼了一大批电影人才”。当时主要集锦式代表性影片为《联华交响曲》《艺海风光》。其中，《联华交响曲》集结了司徒慧敏、费穆等八位导演创作的短片，其主题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国防电影宣传抗日救亡及暴露社会黑暗面，其中五部涉及抗日题材，为宣传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片在艺术性上远远超越了《女儿经》，可以说是中国主旋律集锦式电影的开端。该片片头片尾以歌曲相呼应，最后一部由蔡楚生导演的《小五义》，组织了大量的儿童演员，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必胜的信念。通过以上两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我和我的祖国》在集锦叙事形式的表达上对《女儿经》及《联华交响曲》是有明显的借鉴的。

1941年，上海沦为“孤岛”。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新华制片厂把巴金小说《家》搬上了银幕。该片由当时的10大名导联手执导，会集了当时上海“四大名旦”在内的45个明星联袂演出，豪华的阵容，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绝无仅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集锦式电影这种电影类型就极少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中影”公司出品的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被视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始，之后，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集锦式电影。2004年，《我和我的祖国》总策划张一白与日本导演下山天、台湾导演易智言一起执导了集锦式电影《恋爱地图》，该片以“相遇”“谢谢”“再见”三个短片集锦，也因此，十多年后当我们看到《我和我的祖国》总策划张一白及其导演的《相遇》时，似乎有了那么点因果的味道。对张一白来说，该类电影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也许还带着某种实验和探寻的性质。

(三)叙事内容

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因为有主题统摄，所以，在叙事内容方面，它一般以散点叙事的方式，从各角度对主题进行呈现，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近年来以“温暖”“幸福”“青春”“爱情”等为主题内容的集锦式电影，相较于战争等历史题材，在比重上更多一些。2007年“新现实主义上海电影系列”以“温暖”为主题的《第三种温暖》，2009年的以“成都”为主题的中韩导演联合执导的《成都，我爱你》，2011年、2012年优酷出品的以“幸福”“80后青春”为主题的《幸福59厘米》《11度青春》，2018年中日导演联合执导的聚焦“衣食住行”的动画电影《肆式青春》等，均为近年来命题式集锦式电影创作的代表。但这些电影的叙事内容已由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关切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更注重个体的体验与感受，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印记。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综合体，既有历史又有现在，涉及了“事业”“爱情”“责任”等主题词。七位导演陈凯歌、管虎、张一白、徐峥、薛晓璐、宁浩、文牧野，分别拍摄了《白昼流星》《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护航》，涉及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女排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国庆大阅兵、载人航天，七部片子七个切入点，皆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高光时刻。既涉及了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历史重大题材又涵盖有扶贫这种现实话题。宏大叙事小处着眼，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勾连了你我他，构建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激起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全民记忆，各短片主要叙事内容如下：

《前夜》：工程师林致远为保证开国大典国旗“万无一失”地顺利升起而努力的故事。

《相遇》：无名科研工作者高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事业奉献自己青春和爱情的故事。

《夺冠》：小学生冬冬为保障邻居们观看女排夺冠而坚守天线“岗位”的故事。

《回归》：回归“12秒”及升旗手朱涛、表匠华哥、港警莲姐等与香港回归的故事。

《北京你好》：出租车司机、汶川地震孤儿与一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的故事。

《白昼流星》：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与退休扶贫办主任对流浪少年兄弟进行“精神扶贫”的故事。

《护航》：最优秀的女飞行员吕潇然作为备飞参与并见证了70周年阅兵式的故事。

二、视点、时空与节奏

集锦式电影在叙事视点的选择上常常是全知视点进行叙事，一般以第三人称“他(她)”叙事为主。时间上有时候是模糊化处理，如《第三种温暖》《恋爱地图》等；有时是确切地说明，如《我和我的祖国》，其模糊或清晰的依据由叙事及表达需要而定。空间上，集锦式电影往往涵盖多个地点(空间)，如《恋爱地图》《我和我的祖国》等，也有单一地点不同空间或交叉空间的情况，前者如《成都，我爱你》，后者如《第三种温暖》。在节奏上，集锦式电影因导演及故事不同，各片往往有自己的节奏，但各片节奏的变化是从属于总体的节奏安排，即结构性的节奏来把握的，是叙事性节奏和表现性节奏的统一。

(一)视点

《我和我的祖国》讲的是七个他人的故事，片名却是《我和我的祖国》。“我”“我的”“我们的”，在他人的故事中有“我”、有“我们”，我们参与了新中国成立的升旗仪式、我们参与原子弹爆炸后的队伍游行、我们参与观看女排夺冠等。“他”与“我”和“我们”彼此勾连，“他”即是“我”“我们”，最终形成“我们的祖国”“我们共同的回忆”。在此，由个体性而转向整体性，祖国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由一个个“我”的血肉躯体、我的灵魂皈依所组合而成。“加进一个“我”字，就解决了叙事视点问题。叙事基本的视点、观众的观看视点以及创作者视点的构建，是这部电影叙事的起始和关键理念。”影片不是以主人公“我”作为叙述视点，而是以无人称的客观视点，进行全知叙事。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又有意图地参与剧情的视点，引导观众看什么，怎样看。通过特定的角度、景别和焦距拍摄，强化画面主体的形象特征，表达出对视觉形象的某种蕴含意义或感情态度。如在该片中，有大量的“我”和“红旗”之间的主观视点转客观视点的镜头，或全景、或仰拍、或广角、或长焦，以强烈的视觉感突出“我”和“我的祖国”之间的紧密相连关系。

(二)时空

时间和空间是电影叙事构成的两个基本元素，二者是互相依存的。“电影的时间是在空间的变化中展示，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电影的空间是在时间的移动中展示空间，是通过时间表现出来的。”作为一部表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时空处理上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时间上，在时序的总体安排上以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进行串联，但在具体时间点的选择上，《我和我的祖国》选取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七个重要的历史时间点，时间非常具体：分别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1964年10月16日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84年8月8日的女排夺冠、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6年11月18日的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这种具体到某一天甚至是某一刻的集锦式电影在时间表达上是比较少见的。在叙事过程中，七个片子都遵循着铺陈、高潮(时间点)、回落的叙事方式。其中，铺陈几乎都是占据了片子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以叠加情感情绪，然后高光的时间点才出现。

其次，在空间上，《我和我的祖国》形成了明显的串联式空间结构。所谓串联式空间结构是指“影片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故事叙事空间，各个叙事空间相对完整和独立，它们在叙事过程中没有互相穿插地呈现，一个叙事空间呈现完后接着另一个叙事空间。”《我和我的祖国》选取的空间点有北京、香港、内蒙古、上海等。在以上空间中，开国大典和70周年阅兵式都在天安门广场，首尾呼应，但是在时间上却相差了64年，穿插性并不明显，因此，仍可视其为串联式空间结构。

(三)节奏

时空与节奏息息相关，它们之间的相关影响和作用是建立在蒙太奇手段的运用上的。蒙太奇使得影片叙事形成一个整体，同时也使得叙事形成了节奏。“影片的节奏是各种电影手段构成的整体性”。它涉及剧本、摄影、表演、剪辑、录音等，存在于、融合于其他手段的组织和运用之中。关于影视节奏，国内常见的有内部节奏、外部节奏，视觉节奏、听觉节奏等分法。学者袁智忠从蒙太奇观念出发，将影视节奏分为叙事性节奏和表现性节奏。所谓叙事性节奏，是指“影片中情节或人物情绪的发展状态”。它一般要和影片的总体基调保持一致并和影片的其他叙事性元素一起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所谓表现性节奏，它“是一种以情绪方面来感动观众的手段，导演使用这种节奏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刺激观众，或者是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它可归结为象征式、隐喻式、对比式、抒情式等。

在《我和我的祖国》七个片子中，《前夜》叙事上通过“定时法”推进，充斥着紧张感、跳跃感；《相遇》是前紧后松，后半部分总体是舒缓的；《夺冠》《北京你好》则是明快、热烈的轻喜剧；《回归》《护航》《白昼流星》总体上则显得平稳、规整，间或紧凑，逐步推进。

在影视剧中，叙事性节奏和表现性节奏很多时候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在《我和我的祖国》七个片子中，它们在节奏的表现上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第一，通过镜头运动与剪辑形成节奏；第二，通过音乐音响或音效抒情、渲染，形成节奏。如《前夜》开头至广场焊接阻断装置部分，通过镜头运动与剪辑形成紧张的快节奏，并随着时空的变化与推进形成叙事性节奏。在片子叙事过程中，赶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广场焊接阻断装置部分、结尾升国旗处等，音乐的渲染更是使观众情绪随演员一起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并使主题得到了升华；如《回归》中的12秒前、12秒期间、12秒后所形成的松—紧—松就是通过剪辑、音乐音响以及镜头的运动而形成的；又如《相遇》前部分紧张感的营造、《北京你好》巷子里追小孩部分，等等。

在影视剧中，节奏的形成与剧本息息相关，悬念怎么设置，讲什么不讲什么，扣押哪些信息释放哪些信息，最终悬念怎么解开以何种方式解开等，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都会形成或快或慢，或平稳适中或高潮跌宕之感。如《前夜》的“紧”、《相遇》的“缓”、《白昼流星》的“稳”，三个剧本的讲故事方式就决定了片子在呈现给观众时候的心理感受，这种情感变化也是因叙事节奏而生成的。

三、场面调度与声音叙事

与早期的《女儿经》《联华交响曲》《艺海风光》等对比，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在场面调度与声音叙事上与主题的紧扣程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超越了以往的集锦式影片。《女儿经》《联华交响曲》《艺海风光》等各集锦短片在场面调度与声音叙事上不像《我和我的祖国》那样是非常有意识地设计和制作的，且是具有系统性的。

(一)场面调度

影视剧场面调度分为演员调度和摄影机调度两方面。演员调度即对演员在剧中的人物关系、方向走位、表情神态、情绪情感等的调度；摄影机调度则是针对演员在场景空间调度中所采用的拍摄方式与拍摄技法等。因此，场面调度是演员调度与摄影机调度的有机结合，二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每一部片子都有导演有意识地设计关键性、代表性的场面，注重从“我”(点)与“我的祖国”(面)中进行场面调度，以表达主题。其中，“我”既为主角，也是剧中任意参与其中的任一人，而“我的祖国”则往往以红旗作为指代符号。

如《前夜》的29分12秒至30分59秒部分，林治远看表，然后往前走，停顿，再往前走到毛主席身边，与主席及在场者看升旗。这部分采用了跟、弧形移、摇等摄影技法，形成了“林治远—众多红旗及群众—林治远—红旗”的叙事回环，“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场面调度紧密关联；又如《相遇》的45分29秒至49分27秒部分，当人海中的一人回答车上人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之后，高远缓慢站起来然后下车，镜头缓缓上移俯拍移动的人流和停着的公共汽车；然后是汽车上的士兵激动扔发《人民日报》号外、报纸和红旗漫天飞舞以及人群抢报纸画面；接着是高远在人流中看报纸，红旗飘扬及人群唱歌画面，高远与方敏在人流中遥遥相望，方敏在拥挤的人流中手指报纸及高远微微点头的画面；方敏随人流冲走再到高远伸手，到高远脸上由悲到喜中间穿插原子弹爆炸的画面等。在摄影镜头调度上，该段落采用了固定、上下移、平俯仰等拍摄技法以及全景到特写的两极镜头，形成了“高远与群众—人民日报号外与红旗—高远—原子弹”的叙事链，特别是高远扮演者张译的脸部微表演，入木三分，使观众在观影中受到了极致的心理冲击，产生了深度的情感共鸣。在其他几部片子中，我们也能找出相关的我(们)与国旗之间的调度场面。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在表达“我”和“我的祖国”关系时，关键性、代表性的场面往往是与剧情的高潮段落重复的，这种重复是一种情感的递增与倍增关系，这种关系除了通过场面调度来实现外，还与声音特别是音乐的抒情渲染息息相关，也因此，命题式集锦电影的场面调度叙事最终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立体化的调度叙事，最终赋予主题深刻的寓意，传达出充沛的情感，使得观众陷入其间并形成共鸣。

(二)声音叙事

影视剧声音由人声、音乐、音响构成，都具有传递信息、刻画人物、展现环境信息等功能。三者息息相关，形成影视剧的听觉系统，并与视觉系统一起，完成影视片的叙事与情感表达。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导演及影片的声音创作团队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我”和“我的祖国”之间的声音叙事。

第一，利用人声也即主角的台词或解说词进行叙事。如《前夜》中的台词：“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恐高？28年革命，两千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万无一失。”又如《夺冠》中的结尾“现在前方收到一则快讯，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幕。在一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以三比一逆转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2004年雅典之后第三次获得奥运会女排的冠军。”

第二，利用音响进行叙事。比较典型的是《回归》中的12秒，通过放大的机械表的音效，形成了升旗手、现场人们以及场外人们的共振，“我(们)”和“我的祖国(国旗)”因这12秒而同呼吸、心相连、共命运、享荣耀。这个与《夺冠》中黑白电视机上播放张蓉芳扣球时，美国队球员脚步的音响和球最终掉在地板上的音响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第三，利用音乐进行叙事。如《前夜》结尾部分的林治远站在毛主席旁边与天安门广场下摇动红旗的人们一起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国旗的场景；《相遇》中在大街上的人流一起摇动手中红旗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情景；《护航》中吕潇然和兴奋的群众在《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中观看天安门阅兵的情景等，都是利用音乐阐释“我”和“我的祖国”的范例。在利用音乐进行叙事时，导演及音效团队非常注意处理声音与环境、主客观镜头转换的关系。如《前夜》中，在国歌响起后林治远脸上的特写中响起，然后到广场人群和国旗，再回到林治远脸上，就形成了客观转主观再转客观的处理方式；《相遇》《护航》等在音乐叙事与画面关系上都有类似的“我—环境—我”的处理方式，让观众从客观的“观看”变成了主观的“听觉参与”，调动了观众的生理体验，特别有感染力。

第四，综合利用人声、音乐和音响进行叙事，充分发挥声音的全方位传播特性及其联觉性。《回归》中的12秒前，“现在晚了23秒，立刻启动预备程序，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记住，听见国歌就升旗，一秒都不许晚。”……脚步声、英国国歌声；12秒期间，放大的机械表的音响声，手紧握绳子发出了音效声，杜江独自在空荡的旗杆下的音效声以及睡觉惊醒的音效声；再到12秒后《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奏响，惠红英命令守卫士兵“全体立正”。在《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起来”的最后一个节拍处，随后镜头的上升，《东方之珠》唱起，并穿插着惠红英“换帽徽”“戴帽”的指令，一直至歌曲结束。杜江、惠红英、任达华等一个个“我”在声音叙事中完全融入了“我的祖国”的交响中，整段叙事，行水流水，堪称经典。

四、风格统摄与情感基调

贝拉·巴拉兹认为，风格属于形式上的范畴，他说：“我们把每种艺术的形式上的特征叫作风格。”大卫·波德威尔也表示：“风格是组织电影技巧的形式系统。”而波布克则认为，电影风格并不仅只是形式技巧，它还包括了题材的选择、剧本结构、画面、演员表演、剪辑等影视元素。波布克对风格的认识已包括了作品的内容元素，与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比较吻合的。在影视叙事中，情感是通过特定的内容(形式)去呈现了，其呈现的总体调性我们称之为情感基调。集锦式影片的情感基调在主题的把控下观者往往容易掌握，但在风格统摄上如何在差异中寻求一种和谐性的统一，往往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风格是导演个性和光芒的体现，是导演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艺术气质和审美追求，与导演的个人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性格特征、精神个性等息息相关。因此，多部短片，很容易就形成多种风格。

(一)风格统摄

将不同风格内容的故事统摄一起可以满足观众不同的欣赏口味，但各风格迥异的短片拼贴，也容易使片与片之间的关联度降低，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因风格的转换影响观影感受。在《我和我的祖国》七个片子中，有正剧、悲剧、轻喜剧、诗意作品，不同风格的故事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桌满汉全席。但形式也即内容，克莱夫·贝尔认为，当艺术作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时，才能展现艺术创造的审美价值。因此，《我和我的祖国》在整部影片的创作上除了注重内容外，非常重视强化形式的设计感。

第一，在片头片尾的处理上形成双重的首尾呼应。一是分别以五星红旗和《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曲作为开头和结尾，形成呼应——片子开头以一面巨大的飘扬的五星红旗为开场，与王菲演唱的音乐《我和我的祖国》相配合，节奏舒缓，情感饱满，抒情性强；结尾部分按先后顺序再次切换七部片子的代表性画面形成一次简要回顾并通过手摇红旗的学生、各行各业工作者、社会大众等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形成“我”和“我的祖国”血脉相连的关系。二是第一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开国大典，最后一个短片是70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仪式。

第二，在片子与片子的衔接处理上，“经过集体讨论，多次尝试，最终确定通过拍摄不同的笔与字迹将影片串联。同时，张一白选择了王之一为《白昼流星》创作的音乐作为片间音乐。”在七个片子中，除了《相遇》结尾因有女排的内容所以与《夺冠》在衔接上显得比较紧密外，其他的都比较独立。七部片子总体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但《护航》与《白昼流星》交换了下位置，因为《护航》在拍摄上有升旗有阅兵这种大场面，在视觉呈现上更好，因此，这么交换也是基于主题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好表达的需要。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各片衔接工作由张一白导演主持完成，经过精心设计与完善，最终使得整个片子在过渡上显得自然流畅。

第三，色调与用光的处理上，既有统一又凸显个人色彩。因每个片子用的摄影器材及导演创作理念都不一致，摄影师拍摄的素材在后期呈现效果上不一，因此，色调的统一调校显得非常必要。纵观七个影片，暖调如黄、红色调大量运用，而在调色的处理上，也都是非常适当、得体而克制的，吻合影片的风格与内容表达，《前夜》《相遇》《回归》《白昼流星》《护航》在总体色调处理上显得沉稳，有历史感，而《夺冠》《北京你好》则显得相对跳脱，生活化与现代感强些。在影片用光处理上，《前夜》的大量黄色灯光、《相遇》结尾书本微微的黄色光、《回归》结尾的烟火之光、《白昼流星》中的晨曦之光，等等，都非常具有生命力，与主题的情感调性非常契合。

第四，在人物的选择和场面设计与调度上，《我和我的祖国》的主角人物有设计师、科研人员、小学生、升旗手、出租车司机、扶贫人员、飞行员等，涵盖范围广，涉及老、中、青、幼等。不同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由此会影响叙事的风格。《我和我的祖国》中，将不同人物不同故事的相异性通过场面设计与调度设计出“我”和“我的祖国”(红旗)相关联的镜头，并辅之于《义勇军进行曲》《我和我的祖国》等音乐、音响一起共同叙事，形成了一种“汇聚”效果，以突出主题，抒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情感基调

《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思路是“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因此决定了整部片子的总体情感基调是热烈的、深沉的、隽永的。小人物与大时代，普通民众与祖国的关系在整部片子中表现得酣畅淋漓、恰到好处。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情感调性的表达比较明显的有三点。

第一，特定场景中的演员表演与镜头调度。《前夜》中群众送来各种东西以解决电动旗杆阻断装置问题的场面、林治远在去天安门广场途中心急火燎的场面；《相遇》中高远与恋人在人潮中遥遥相望，高远由悲到喜的场面；《夺冠》中冬冬化身“超人”在楼上高举天线杆的场面，等等。而在镜头调度上，常采用主观转客观镜头的方式，由点及面，采用全景、大全景，通过航拍的方式展现宏观的“全民”共振效应，以形成充沛、热烈的情感氛围。

第二，通过五星红旗形成情感调性。五星红旗是贯穿《我和我的祖国》整部片子的形象符号，是片子的主要核心标识,与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紧密相联。七个片子中，《前夜》《回归》主讲的是升国旗的故事,《相遇》《北京你好》中原子弹爆炸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大街上有大量群众舞动国旗的镜头，《夺冠》《护航》《白昼流星》则通过插入五星红旗的方式为女排夺冠、国庆阅兵、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进行庆祝。七个历史事件，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职业的普通人物，通过国旗的感召，串起了整部电影，形成了新中国 70 年来奋发图强的缩影。

第三，通过音乐、音响形成情感基调。歌词可以作为人物的声音。片头片尾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曲即是该部命题式影片主题外化的具体体现。在该部影片中，《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之珠》等都是有特定背景意义的，因此，可以说，它们是由歌词建立的图像化阐释，具有明显的情感联觉性与象征性。在该片中，一些音响效果的运用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如《回归》中的12秒，音响直接用作重要的“道具”和情节点；再如《相遇》结尾中与方敏压抑的哭声相配的外部音效声，从方敏的哭声一直延续到被暖光照射的《青春之歌》上，大大强化了个人与祖国之间那种无形的、深沉的、隽永的情感。

结 语

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在结构、叙事内容上是一种既分且统的关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部献礼片，相较于以往的同类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是比较成熟的，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节奏把控、情感传达等方面也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它的成功为当前和未来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次案例支撑,也证明了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是有市场的。从早期的《女儿经》《联华交响曲》等到现在的《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可以看到，命题式主旋律集锦式电影在与特定时代(事件)及生活背景的结合紧密度方面是一般电影所不具备的，这是其创作活力的生发点和观众获得观影体验感的共振点。从众多的观影评价上看，此类题材的创作，要注意把握两点，一是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三观正确”；二是人物及其所处环境要有烟火气，表现生活中的身边人身边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使观众获得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影片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影片的公共价值与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