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演变研究

刘赛赛

(西安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600)

以西部民族文化为影像符号来建构、传播中国西部农村形象的影视资料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老电影(1922年—1979年)、立足大西北的西部片(1980年—1999年)、有民族特色的新主旋律电影(2000年— )，呈现出不同时代下中国西部农村的发展状况和特定的地域文化。20世纪，以中国西部农村为题材的电影多注重描绘荒凉的自然生态景观，刻画妇女悲惨的命运及借用民俗突出电影媒介以“视”为主、以“听”为辅的特征。近年来，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电影的视觉艺术力量不仅带给受众强烈的现实感，而且加快了影像符号的涌现、消退、演变的频率，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村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其含蓄意指的符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消解了受众认知体系中对西部农村的刻板印象，成为一个个具有思想性和观赏性的新主旋律文化元素。本文采用符号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在不同时代下的传播特征，剖析影像符号与受众精神的内在联系，揭示影像符号在建构、传播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形象时发挥的巨大影响力。

一、21世纪前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特征

影像符号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具有丰富的表征功能，承载了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时期下西部农村的时代特征，承载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观念。如在20世纪20至90年代的影片中，创作者喜爱用一系列隐喻和象征意味浓厚的影像符号设置为中国西部农村乃至中国西部形象的符号能指，代表创作者对西部农村意象的感知，以及借助音频、图像为载体，使受众解码影像符号的表意过程。

(一)自然景观的荒凉化

人类生活在符号化的世界中，影像符号便是一种影像化的符号工具，但任何一种符号都是片面的再现。创作者们选择具体的物质作为一种含蓄意义的象征体，以土地元素为核心意象，完成他们内心对西部农村的想象与再现，传递出创作意图，表达对乡土文化的情感与深思。如《双旗镇刀客》以驼色为主色调，呈现旷野苍凉、飞沙走石，营造一种“平沙莽莽黄入天”的意境。《秋菊打官司》更是将身穿大红袄、头戴绿头巾的农村妇女秋菊置放在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坡上，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留下了风沙弥漫、生活条件艰苦的西部农村印象。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言，对现实的再现必定包含了换喻，而换喻往往是“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影片中西部自然景观就是换喻——被拍摄出来并不代表它本身，传达出来的信息不再是黄土高原、荒漠戈壁的贫瘠荒凉，而是换喻一种特定地域的生活状况——中国西部农村和中国西部自然环境的贫瘠荒凉与生活的闭塞穷苦。同时，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这些自然景观极容易造成刻板印象，成为受众认知中国西部农村乃至中国西部的符号，而淡化掉西部其他独特壮美的自然景观，如沃野的梯田、美丽的草原等。

(二)妇女命运的悲情化

1922年至1999年，在这一时段下的文艺工作者以特定的历史语境为创作背景，通过讲述中国各地底层典型女性人物故事，刻画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曲折人生经历，彰显在封建意识形态压迫、战争与革命环境下的女性主体的坚韧不屈、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但情节总是过分冷峻，呈现出一种俯视性人文关怀，且多以悲情故事为主。

《玉梨魂》(1924)中梨娘是一名寡妇，没有得到细水流长的爱情，最终是以病死为结局；陈依依在《孤城烈女》(1936)中是一位孤女形象，因美貌被刘三调戏，不得不因救众人而壮烈牺牲；《祝福》(1956)中祥林嫂也是一名寡妇，她遭遇婆婆虐待，被卖换钱，后第二任丈夫和孩子双双去世，自己冻死在寒冷的冬天；《苦菜花》(1965)中冯大娘的丈夫被地主逼死而成为寡妇，自己遭受日军拷打，在孤立无援时她勇敢开枪打死汉奸；《黄土地》(1984)中翠巧从小被定下娃娃亲，成为童养媳；九儿在《红高粱》(1988)中被迫嫁给半百之年的麻风病人，最终遭到日军枪杀而亡；《菊豆》(1990)中菊豆的女性身份是妻子，却被丈夫虐待，后焚烧染坊……在这些国产电影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影片主体的女性总是遭遇一些不公，来自男人、家庭、社会的伤害，加剧了女性个体和群体的悲情，但也从侧面塑造了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美丽、良善、勤恳、隐忍、无畏等。

实际上，我们也不难在以中国西部农村为创作背景的影片中看到，文艺工作者们大量书写了身处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意识形态双重压迫下的悲情女性。如《黄土地》中翠巧从小被定下娃娃亲，其悲惨命运似乎从一出生就决定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在《美学》第三卷中提出“悲剧理论”，他强调悲剧的发生来源于伦理冲突，为不同的实体性力量之间的冲突。翠巧意指着反抗封建思想的力量，翠巧爹意指着旧思想、旧礼教力量，而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则意指着新思想、新文明力量。当顾青告诉翠巧爹，延安已经实行了自由恋爱，可翠巧爹却愚昧、不理解；然而，当翠巧在遇到新思想的冲击时，她一次次做出“行动”，却还是败在了强大的封建思想力量下，没能逃脱“包办婚姻”。这些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加深着人物的悲剧性，使受众进入沉思，并挖掘影像下的多元隐含主题。

相得益彰的是，《二嫫》以农村妇女买电视机为线索，展现了二嫫勤快、要强的人物性格。在符号学理论中，赵毅衡认为，任何物都是一个“物——符号”双联体，且都是在“物”与“符号”两端不断地转换。电视机在货架上就是一件货品，但当它以“物”的方式参与到人的生活中，被人的意识所感知并解释出意义，就不再是纯粹的电视机，而是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强话语权、高地位的象征。随着电影情节的不断推进，符号不断升级，电视机的物性却在不断减弱。当二嫫把电视机买回家时，她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可她却病倒在炕上，成了“展览品”，这为二嫫的悲情命运添了浓墨一笔。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教化功能，当受众们读懂了周晓文导演影像下电视机这一影像符号和活生生的农村妇女时，不禁会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下闭塞的乡土文明与先进的城市文明这一二元对立物产生深刻思索，也正印证着皮尔斯提出的符号理论：符号是一个三元的整体，包括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

(三)民俗文化的辅助化

影像符号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以视听结合为主的文化元素。20世纪，中国西部农村电影大量运用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乐器、民歌、小调，如唢呐、信天游、秦腔等，极具有开创性。但是这些民俗在电影创作者眼中只是起到“工具性”“辅助性”的功能——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和升华电影主题，而没有被深入地去研究其作为一件物品、一种风俗、一种文化等本身的发展历程。如热瓦普弹奏的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冰山上的来客》里出现多次，可每一次的登场都有不尽相同的转承效果。第一次出现是在假古兰丹姆的婚礼上，歌曲隐喻着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痛苦童年回忆和真挚的友情和纯真的爱情，也为之后假古兰丹姆身份——特务——被揭穿埋下伏笔，推动着情节的整体叙事发展。再如，《红高粱》一开始出现的迎亲乐、颠轿歌，渲染着喜庆热闹的气氛，唢呐、笙、鼓、号子、铜镲、人声组合在一起，共同展现着黄土高原人民热辣狂野的性情和生命的无限张力，反衬出九儿心中的悲凉、凄楚与怨恨，也为之后影片对生命的敬畏，对民族精神的赞颂及对中华民族的礼赞的主题做了铺垫。雅各布森曾在言语结构的理论模型中谈道，发信者具有语言情绪表达的功能。其实在创作者创作出来的音乐元素中，其也具有一种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为视觉影像加上了注解，既有画卷式的描绘，又包含了一定的情节特征，也注重气氛情调的营造，可在21世纪前我们很难看到创作者具化某一件乐器或其历史文化。

21世纪前的影像符号利用重复换喻，一次次冲击着受众的精神层面，留下了中国西部农村自然景观荒凉、妇女命运悲情、民俗文化辅助的刻板印象，极容易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一定的消极负面性。

二、21世纪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特征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新农村的发展，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的内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乡土幸福宜居、乡音鲜活灵动、乡俗丰富多元。这些都使受众打破了固化认知体系中对中国西部农村、中国西部的片面记忆，也令西部农村渐次摆脱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像符号记忆带来的消极负面性。如今，“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更多是被“水绿、山青、天蓝、土净”“方言朴实幽默”“非遗文化多元丰富”含蓄意指，呈现出一种电影创作者对乡土、乡音、乡俗的喜爱与怀念的情结，表达对中国西部农村的未来发展充满无限期盼与希冀的心情。

(一)乡土的幸福宜居化

影像符号是一种被解释为有意义的感知，具有外延与叙事功能，不仅能展示给受众最基本的画面内容，还能传达电影主题的格调、氛围与思想。电影符号学借鉴语言学中的“组合”“聚合”，提出了“组合段”概念。其实，在镜头语言下不同时间点出现的影像符号，在表意有呼应关系的大语意群下构成组合段，为观众传递着大量丰富的影像信息。从画面上来看，《天上的恋人》描绘山峦叠翠、云雾缭绕、用竹子搭建的房屋、“桂花雨”等,为观众呈现了广西小山村空灵秀丽的自然环境。在《十八洞村》中，随着影像符号的不断运动，层叠的梯田、一望无垠的翠绿色，山间云雾升腾，尽显湘西美如画卷的自然风光。还有一系列的最原汁原味的苗寨风土：石头屋、灶火、捣衣，既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感受到久违的家乡气息，又让未接触过新农村振兴发展的新生代，看到了21世纪最真实的农村生活风貌。这些丰富的信息具有诗意功能，增强着符号的可感知性，同时这些描述式组合段共同完成表意，简而驭繁地将有着满满幸福感的美丽西部农村形象展现了出来。

(二)乡音的鲜活灵动化

听觉元素作为影像艺术表现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那么，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再现了社会上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最纯正鲜活的生活形态，也体现了电影作品的社会现实性，生动地将我国各地最真实的风土人情和区域文化用最亲切的形式呈现给广大受众。

罗京民饰演的老杨头在《孙子从美国来》中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陕西关中方言，凸显出人物的地域背景，为他的底层人士的社会身份增添现实性，还原了生活的真实感。《十八洞村》全片采用湘西花垣县当地方言，以国家政策“精准扶贫”为线索，讲述农民立志、立身、立行，追求生活与精神脱贫的故事。不管是“想单挑呢，一个指头就把你弄死了”，还是“我们丢了先祖的脸，这个事情比罚款严重得多，我就是觉得太丢脸咯”，这些都是一改往常作风，不采用受众本来熟悉的汉语普通话作为对白语言，而是变成了极具个性的地域方言进行加工、运用，使受众产生新鲜感和陌生感。当受众愿意花费时间去深入感受影片时，便会通过人物的语言发现出各种鲜活的角色形象：杨英俊是一个有骨气、要面子、勤劳坚韧的铁血汉子，麻妹是一个有着淳朴心灵，视孩子如命的传统苗族家庭妇女，杨懒则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农民形象等。

(三)乡俗的丰富多元化

影像符号是一种制造、传播文化的机制，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达到新的传播效果。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思想开放蝶变，民间艺术渐渐被遗忘。然而，基于21世纪的时代背景，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对中国西部农村的特殊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思考。如利用符号学方法观看影片《百鸟朝凤》，可发现创作者自觉的符号学思维，从开头到发展再到结尾, “百鸟朝凤”作为一个符号, 发生了三次内容面的改变，进行了三环表意过程。

父亲逼迫天鸣学唢呐，告诉了让其学习《百鸟朝凤》的真正理由，此时“百鸟朝凤”已不再简简单单是一首曲子，而是一名唢呐匠的看家本事，也流露出父亲满满的期盼。这是第一环表意过程。

在窦村长的白事上，因其在世时总是勇猛奋战、挺身而出，焦家班吹奏了《百鸟朝凤》。在这里，“百鸟朝凤”抽象所指再一次得到改变，具体为“德高望重者”。这是第二环表意过程。

伴着西洋乐器在红白喜事上的出现，传统文化渐渐没落。在城墙上，唢呐成了乞讨的工具。这一次“百鸟朝凤”内容面为“传统文化的衰落”，让受众带着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和理性的思辨探讨传统文化的没落，这也正是吴天明创作团队通过角色语言对话广大受众，呼吁要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继承。这是第三环表意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21世纪新时代下中国西部农村所呈现的影像符号注重内容的编码与受众的解码，使西部农村在受众的精神层面留下乡土幸福宜居、乡音鲜活灵动、乡俗丰富多元的全新形象，展现当代最真实的乡村生活质感，传播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形象。

三、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演变的原因

影像符号在不断演变的传播过程中，其生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农村是团结奋斗，发展革命力量的根据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农村是“厚土观念”“历史沧桑感”“贫穷落后”“人物命运悲惨”的缩影。然而，在本世纪，在国家政策、心理干预机制、文化心态机制的影响下，本是固化在受众认知体系中关于中国西部农村的符号记忆与能指选择性得以进行全新的改变，被更多美好的词汇所意指，成为希望、奇迹、幸福的意义象征。

(一)国家政策的影响

事实上，每一个影像符号能指的选择性与其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意义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如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着人民的全面发展，促进着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社会飞速变迁，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是摆在了突出地位。同时，“文化自信”表明了中国科学保护、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决心。一个个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色的能指和所指，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和自信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古老的民俗文化重新登上大舞台，用镜头讲述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发生在当代农民身上的真实故事，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折射中国农民内心的真情实感。还通过一个个有温度、有筋骨的影像感知符号，勾起全中国人民的时代记忆，也向世界展现中国多民族的文化魅力和中国形象。

(二)心理干预机制的影响

21世纪人们生活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下，内心渴望看到吃饱穿暖的平静安定的生活画面。当创作者们运用影像符号构建的含蓄意指的想象世界，与符号直接意指下的客观真实的世界有着极强的相似性时，受众就会借镜语进入电影表意过程中，对自我观看行为、摄影机、电影角色发生认同，以此获得一种现场感、真实感、参与感。这正印证了麦茨提出的“镜像论”“电影是‘想象的能指’”，也迎合了受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心理需求，更吻合了21世纪时代情境、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

(三)文化心态机制的影响

到了当代，商品文化深刻影响着电影行业，其中文化基因被市场、票房、明星、流量所挤压。但纵观中国西部农村电影，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创作者对西部农村有着切身的体会与经历，对西部农村有着高度的关注与反思，也有对西部农村的一份情怀所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人是一群热爱、坚守、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愿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愿意尽己所能去提升中国西部文化的影响力，也愿意用生命去主动承担起弘扬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的责任，更进一步地向世界展现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与中国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

随着现代化新农村的发展，“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落实，时代号召的响应，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必然要发生变化，已成为“水绿、山青、天蓝、土净、方言朴实幽默、非遗文化多元丰富”的影像符号，充分反映着美丽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建构和传播着美丽西部农村与美丽中国形象，孕育着全新的生机和希望，滋养着绚丽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