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诗人即师者”思想溯源、内涵及其意义

史凤晓

华兹华斯在1808年初写给好友兼资助人乔治·博蒙特爵士的信中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是一名师者：我希望自己要么被视为一名师者，要么什么都不是。”①Selincourt，E.D.ed.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second edition II，the Middle Years，Part I 1806-1811.Clarendon Press，1969，p.195.华兹华斯在他的时代被视为诗歌语言、选材和主题方面的革命者与叛逆者，他对诗人的认识也具有革命性，他将诗人视为“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②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之人，把诗人从神坛拉至人间。然而在华兹华斯对诗人以及自己的认知中，有一点确实有深远的传统渊源，即诗人是否伟大的标准是其为师者的角色与功能。

一、“诗人即师者”思想溯源

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诗人的诗人观。华兹华斯是古典诗人、诗作的爱好者。他剑桥大学的同学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hews）曾要他谈一下对当代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华兹华斯回答说：“你想让我告诉你我对当代文学的看法……这无疑是要我给你描述远居在非洲中部部落的情况……记得，先读古代经典作家，然后再读我们当代的作品，这样你自己就会判断哪个值得阅读。”①Selincourt，E.D.，ed.TheEarlyLettersofWilliamandDorothyWordsworth（1787-1805）.ClarendonPress，1935，pp.55-56.华兹华斯对当代文学的嫌恶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指出，无论我们将诗人与诗作追溯到多远的从前，它们总是与宗教与道德使命相连的②Lowell，James Russell.The Function of the Poet and Other Essays.Houghton Mifflin，1920，p.4.。在古希腊与古罗马，阅读诗歌被认为是教导基本道德观的主要方式。如荷马在《奥德赛》中，通过诗人德摩多科斯（Demodocus）对战争和爱情的歌颂，向读者展示了勇敢、忠诚、智慧等美德。荷马与古希腊的其他诗人被视为公民的老师。在写给英国诗人华尔特·萨维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的信中，华兹华斯说自己对“维吉尔、贺拉斯、卢克莱修、卡图鲁斯非常熟”③Selincourt，E.D.ed.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Later Years，Vol.I.Clarendon Press，p.70.。其中，古罗马的贺拉斯是对华兹华斯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很多作品中都融入了贺拉斯的作品和思想。贺拉斯在《诗艺》中写到：

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在你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

使听的人容易接受，

容易牢固地记在心里。

……

寓教于乐，

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

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

流芳千古。

……

这就是古代诗人的智慧，

他们教导人们划分公私，划分敬渎，

禁止淫乱，制定夫妇礼法，

建立邦国，铭法于木，

因此诗人和诗歌都被人看作是神圣的，

享受荣誉和令名。④[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16版，第450-453页。杨周翰先生的译文本是散文体，此处与英文版（Horace：Horace’s Complete Works.London：J.M.Dent&Sons Ltd，1911，pp.370-452）的诗行刚好对应。因此，此处笔者将杨先生的译文稍加调整至英文的诗行体。英文版本中，该选文的最后两行是“so ancient is the pedigree of verse，/and so divine a poet’s function”，贺拉斯借此分别强调了诗歌的久远与诗人功能的神圣，英文版选文几次提到了诗人的“instructor”（教导者）身份，以及诗人通过诗歌所施的“instruction”（教导）的功能，更符合诗人这个职业的教导功能的神圣性，汉译中并没有过多强调这一点。

对贺拉斯来说，诗人是最古老的人类导师，教导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责任久远、神圣、伟大。他还特别强调，诗人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导师，且诗人教导孩童使用文雅的言语，远离粗鄙淫秽的语言，在其内心灌输友好的教条，纠正其粗鲁和激情，教导其美德①Horace.Horace’s Complete Works.J.M.Dent&Sons Ltd，1911，p.252.此处在杨周翰先生的译文中没有找到对应之处，故参考英文版，译文为笔者所译。。因此，对贺拉斯来说，作为人类最初的导师，诗人在宗教和道德方面履行着神圣的职能。而且，如果这种教导若能再添些乐趣，还能有助于诗人名声的传播与利益的增加。毫无疑问，贺拉斯的《诗艺》以其对寓教于乐的强调，为好诗、好诗人“树立了标尺”，“也开启了诗人论诗的传统和诗人经验的传授之道”②刁克利：《作者》，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包括华兹华斯在内的很多英国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贺拉斯将诗人视为师者的观点的影响。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认为，诗人教给读者美德、善行以及如何辨别是非③Leitch，Vincent B.，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W.W.Norton&Company，2001，pp.326-362.。锡徳尼极力驳斥清教徒认为诗人是谎言家的观点。在锡徳尼看来，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期待在诗人这里得到道德教化。斯宾塞（Edmund Spenser）认为诗人的目的是规范与塑造绅士们的行事方式与品行美德。诗人的道德教化作用非常明显。英国批评家和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则认为诗人教导的内容应该是人性，而非道德。德莱顿认为对诗人来说，对人性生动的刻画与展现是最重要的④Daiches，David.God and the Poets.Clarendon Press，1984，p.75.。在诗人描写且揭示人性的责任方面，华兹华斯与德莱顿达成共识。虽然华兹华斯并不认可德莱顿的诗才⑤Selincourt，E.D.，ed.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1787-1805）.Clarendon Press，1935，p.541.，但他们对诗人与诗歌的批评原则在这方面却相差无几。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18世纪的英国，诗人的教导角色与责任一直是诗人们在诗歌中吟咏的内容。一直喜欢古典作品的华兹华斯在他的阅读与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不仅将之视为对诗人是否伟大的判断标准，而且也将它作为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要求与抱负。

二、“诗人即师者”思想内涵

即使是在尚未正式出版诗集前，立志成为诗人的华兹华斯也总是将教导世人视为自己的责任。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曾经计划与大学同学马修斯一起办杂志《博爱主义者月刊》。华兹华斯在写给马修斯的信中提出，这份杂志应该将教导与愉悦人类的内容包括在内。这一点不仅是他判断诗人是否伟大的标准，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这些伟大的诗人，在他看来都是人类的导师，而他有志跻身于他们之列。在华兹华斯看来，弥尔顿与拜伦代表这种理念的两个极端。弥尔顿在华兹华斯的书信与诗作中总是以一种积极、值得赞美的方式出现，而拜伦作为一个诗人总是以被批评与贬抑的方式出现。华兹华斯称誉弥尔顿是“神圣的诗人和最伟大的人”，在他的诗作《伦敦，1802年》中，弥尔顿可以“给我们良风，美德，自由，力量！”⑥[英]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楚至大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华兹华斯将弥尔顿视为一名能给当时英国人道德教导的师者，这也是他对自己作为诗人的期望。然而，华兹华斯将拜伦视为一名糟糕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中尽是“感官的、腐朽的与恶意的”⑦Hill，Alan G.，ed.The Letters of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VIII，A Supplement of New Letters.Clarendon Press，1993，p.177.内容。华兹华斯预言，拜伦因不是可以为人师的诗人，所以不会在后代留名。当然，时间证明这是华兹华斯对拜伦的偏见，然而，这也足可以表明，为人师的道德品质是华兹华斯判断诗人是否伟大以及是否会伟大的一个重要标准。

华兹华斯对诗人即师者角色的阐释并没有停留在诗人的道德角色层面。华兹华斯在1807年5月21日写给博蒙特夫人的信中强调，几乎他的每一首诗都有一定的道德情感导向，而且他相信他的诗歌可以“教给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和高尚者如何观察、思考和感觉，因此能确保成为更加正直和善良的人”①Selincourt，E.D.，ed.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Middle Years，Volume 1.Clarendon Press，1937，p.126.。这是华兹华斯对自己及其作品的信心。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他有志在理性观察与感性感受方面教导世人。面对世人的批评与不认可，华兹华斯却依然保有在这方面的自信。这正是来自他作为诗人的自我认知与责任感，是他能在无法认识到这些价值的诸多批评中继续创作下去的内在力量。华兹华斯的妻妹萨拉·哈钦森表达对他的诗作《坚毅与自立》的嫌恶时，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在信中质问萨拉是否抓住诗歌中的真正的道德寓意与真实的目的②Selincourt，E.D.，ed.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1787-1805）.Clarendon Press，1935，p.307.。多萝西是华兹华斯的理想读者，她懂得兄长诗中的艺术价值与道德寓意。道德角色固然重要，华兹华斯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说教者的角色，他在自传长诗中表明，他想教给读者和后世的诗人，认识到人类心灵的美丽的重要性：

或许能以此施教，

去启发，向良知尚存的听众倾注

欣悦、温慈与希望：人心是我的

唯一的主题，是那种贴近大自然而居的

人群中最杰出者的人心，这样的人

因有宗教信仰而并非不高尚，

因读书而并非蒙昧，只是读而不泛，

只读好书。从他们的内心，我可

择取悲伤或痛苦的亲情，但悲伤

成为乐事，痛苦也不会折磨听众，

因为悲苦中放出光辉，可借以

反观人类，助我们知晓我们到底

为何人。我将依从求知欲的引导，

阔步前行，而敢于踏上这神圣的

境地，这是我的骄傲，因为我讲的

不是梦幻，而是天启神谕般的事情。③[英]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357页。

将心灵所具备的这些美好品质教给他的“听众”是他所期待自己能完成的使命。对于这种使命，华兹华斯最后用“天启神谕般”来形容自己意欲传授的内容，也将作为诗人的自己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神谕传递者。这又让人想到柏拉图在《伊安篇》中谈到诗人时所提出的“神灵凭附”④刁克利：《西方作家理论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说：诗人是代神发言者。在这个意义上，传授这些知识的诗人不仅仅是一名师者，更添了很多神圣的光环。

诗人在这部自传长诗中以自己与兄弟诗人柯勒律治的雄伟抱负响亮结尾，他们要合力做到：

别的人

将热爱我们的所爱，我们将教会

他们；教他们懂得，人类的心灵

能比其居住的大地美妙千百倍。①[英]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丁宏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页。

《序曲》是华兹华斯献给柯勒律治的作品，他在这部长诗的结束处如此告诉柯勒律治他们作为诗人的抱负。这部长诗中不乏这样的内容，华兹华斯在其中以预言家自喻，以成为人类与后代诗人的导师为己任。这并非一个诗人的自诩之词，虽然他在世时很多人曾经批评他在诗作中凡事必称我的狂妄姿态。华兹华斯在世时就曾经解释过，甚至在诗中也提到过，他这样做并非因为自大，相反，正是因为谦卑。而华兹华斯这首自传长诗并没有在诗人在世时出版，他告诉家人要在他去世后出版，这也足可以说明他的重点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能教导世人和后人的真诚。在华兹华斯去世后，马修·阿诺德在他的诗作中怀念他时哀叹再无诗人教会我们如何感受②Arnold，Matthew.Poems.ed.Kenneth Allott.Longmans，1965，p.229.，阿诺德也因此将华兹华斯称为伟大的诗人。而无论是教会读者感受，还是将诗人作为师者认为是伟大诗人的标准，这些都是华兹华斯自己的诗歌抱负与对自己的期望。阿诺德的评论也表明了华兹华斯的愿望并非虚妄。

华兹华斯要为人师的意识一直伴随着的诗歌创作生涯，很多作品也展示了他这种信念和信心。在《迈克尔》中，他表达了要成为后继诗人们的导师的愿望：

尽管是一个寻常乡野故事，

我会带着更深的感情

为少有的喜欢自然的心儿

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

为的是山间的年轻诗人

在我离去之后成为第二个我。③Wordsworth，William，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Lyrical Ballads，and Other Poems，1798 and 1802.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53.此处为笔者译。

在讲述故事的内容与方式上，华兹华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使得诸多“第二个我”现身诗坛。不仅如此，他还不忘记向同辈诗人以及后来诗人展示自己对诗歌形式的选择。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向诸多诗人展示十四行诗的魅力：

真的，倘我们自己把牢房选中，

那就不是牢房。所以就我而言，

束缚在十四行的狭小范围里

却是消遣，任我心绪各时不一；

如果谁对过于自由感到厌烦

（这种人准会有），只要他们情愿，

该随我去那里找短暂的慰藉。①[英]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在浪漫主义诗人中，华兹华斯是创作十四行诗最多的一个。在约翰·弥尔顿用无韵体创作《失乐园》的影响下，当时的英国诗人们大多选用无韵体或是用双韵体（couplet）创作。如华兹华斯在这首十四行中所言，选择十四行诗像是为自己选择一个牢房。因为十四行诗有严格的押韵要求，兼之只有十四行的长度，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诗人的思想表达。因此，在当时，十四行诗并不是太受欢迎的一种诗歌形式，甚至还会被“小看”②[英]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然而，华兹华斯出版了《达顿河集》与《教会史素描》两部十四行诗集，内容从时事政治到地理风景再到爱情、人性与宗教，非常宏大。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十四行诗可以超越爱情主题无所不包，还以莎士比亚、彼特拉克、塔索、但丁、斯宾塞、弥尔顿为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不仅在创作中，在书信中，面对年轻的追随者时，华兹华斯也尽显师者姿态。英国散文家与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在年轻时，是华兹华斯早年的追随者之一。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曾给华兹华斯写过数封信表达其仰慕之情。华兹华斯长德·昆西15岁，在这段关系的初始，他的角色无异于一名师者。他鼓励德·昆西在牛津大学要培养自己在知识方面的兴趣。他告诉德·昆西要“爱大自然和书籍，去追寻它们”③Selincourt，E.D.，ed.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1787-1805）.Clarendon Press，1935，p.370.。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建议都是一位师者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但华兹华斯又特别强调自己并非在说教。这种强调也说明华兹华斯很注意为师者的姿态，他在尽力避免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死板说教者。而事实也表明，华兹华斯的教导起了作用，德·昆西不仅没有在这样看似的说教面前退缩，而是开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华兹华斯这位老师求教。另一年轻的追随者是约翰·威尔逊，苏格兰日后鼎鼎有名的道德哲学教授、诗人。华兹华斯不仅允许这个年轻人浏览他的诗作手稿，还教授他创作。对约翰·威尔逊来说，华兹华斯是他所需要的理想导师：“具有超凡出群的能力，更具宣扬世人无视的真理的魄力。”④Gill，Stephen.William Wordsworth：a life.Clarendon Press，1989，p.278.德·昆西与威尔逊不仅在华兹华斯这里习得做人的要义，而且也学到了创作的经验。华兹华斯的另一位追随者，诗人罗伯特·皮尔斯·吉利斯在华兹华斯这里学到了诗歌优劣评判方法以及不朽诗作的创作秘诀。在回复吉利斯的信中，华兹华斯耐心地指出了这位年轻诗人作品的优缺点，回答了他关于创作的疑问，并且告诉他，必须要保持健康的身体，才可创作出留世的诗作。他告诉吉利斯优秀与平庸作品的区别，将罗伯特·彭斯与威廉·库柏（William Cowper）的作品视为佳作，而詹姆斯·霍格与司各特在诗歌创作的句法与语法方面做得不如18世纪的诗人詹姆斯·贝蒂⑤Selincourt，E.D.，ed.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Middle years，Volume II，1811-1820.Clarendon Press，1937，p.615，p.631.。华兹华斯通过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告知吉利斯他所认为的伟大诗人的标准。这不仅是其个人认识，更是他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与同行的教诲与期望。华兹华斯是一个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强的诗人，在面对年轻的追随者与仰慕者时尤其如此。

华兹华斯的诗人即师者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中的诗人—师者的道德功能，还发展了这一思想，将诗人—师者的角色延伸至对自然的态度、对心灵的关注以及创作内容与形式等等方面。华兹华斯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诗人才是伟大的诗人。

三、“诗人即师者”思想褒贬不一的接受

华兹华斯竭尽全力希望公众能接受他的教导，但公众对此褒贬不一的接受远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他对自己及其作品充满信心，笃信他的作品会在后代读者中找到理想归宿。这样的信念伴随了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这些看似布道与说教的姿态既是欣赏者欣赏与赞美他之所在，也是攻击者攻击和批评他之所在。

欣赏与赞美华兹华斯这一点的人在一开始便被他吸引着，并且以多种方式极力推广他的诗歌以及这一思想。柯勒律治是最早认识到华兹华斯伟大之处的诗人兼批评家。他在《致华兹华斯》中，将华兹华斯称为“善良者的导师”①Coleridge，Derwent and Sara Coleridge，eds.The Poems of Samuel Taylor of Coleridge.Edward Moxon&Co，Dover Street，1867，p.256.。乔治·博蒙特爵士几乎是用散文化的语言论证了柯勒律治诗句中的这一观点。博蒙特爵士告诉他的朋友们，鉴于华兹华斯的诗作所教给他的善以及对他心灵的净化，他对华兹华斯无限感恩，宣称自己“在华兹华斯的作品里所学到的比在布道文里学到的还多”②West，Jane.Delighted with Grasmere.IMAGES，1993，p.171。。华兹华斯教给我们思考，同时也教给我们如何观察、感受。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感谢华兹华斯向他展示了一双敏锐的观察自然的眼睛，让他从此之后亦可以发现大自然的美③[英]威廉·哈兹里特：《哈兹里特散文选》，沙铭瑶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马修·阿诺德甚至将这一点视为华兹华斯的伟大之处。他除了在上文提到的诗中赞美华兹华斯的师者姿态，还在评论中以散文化的语言详述了华兹华斯所教授我们的内容及其令人称赞的方式与效果：

华兹华斯的诗歌是伟大的，因为将他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快乐传递给我们，他传递快乐的力度是非凡的，而且是以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情感与责任的方式将这种快乐传给我们。华兹华斯的伟大还在于他有非凡的力量将这种快乐展示给我们并且使我们有力分享……④Arnold，Matthew.Essays in Criticism.S.R.Littlewood ed.，Macmillan，1938，p.91.

阿诺德的诗歌与评论均写于华兹华斯去世后。他将华兹华斯与歌德、拜伦等诗人相比，将他放置在欧洲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背景下去评述，他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又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已故诗人的关注。大洋彼岸，美国作家梭罗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应华兹华斯将诗人定义为“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中所反映出的师者形象与姿态：“我渴望在某个没有限制的地方说话；就像刚刚醒来的人对刚刚醒来的人们说话。”⑤[美]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华兹华斯的声音与愿望在这些欣赏者与追随者中得以实现，他的这一思想也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得到了回响。

然而相较赞美与欣赏的声音，更多的是批评与嘲笑的声音。这些反面的声音或者来自同时代的评论家，或是同时代以及以雪莱、拜伦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约翰·里奇曼（John Richman）认为华兹华斯的说教姿态“令人不悦且荒唐可笑”⑥Woof，Robert.William Wordsworth：The Critical Heritage，Volume 1：1793-1820.Routledge，2001，p.299.。柯勒律治曾经办过一个杂志《友人》，华兹华斯与其年轻的追随者在杂志上一唱一和。年轻的追随者们以学生的姿态在信里面咨询一些问题，而华兹华斯则作为一个为这些年轻人答疑解惑的角色回信回答这些问题。里奇曼对华兹华斯说教姿态的批评便是基于此。以批评华兹华斯作品而闻名的《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杂志编辑弗兰西斯·杰弗里，在1814年11月份的《爱丁堡评论》中，将华兹华斯刚出版的长诗《漫游》批得体无完肤，他特别指出，《漫游》及其诸角色具有确定无疑的说教姿态。华兹华斯的朋友，英国著名随笔作家、诗人兰姆直言华兹华斯的说教方式远比不上库珀等诗人做得有趣①Lucas，E.V.，ed.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 to which are added those of his sister Mary Lamb，Volume 2.Dent&Methuen，1935，pp.148-149.。兰姆甚至认为华兹华斯在说教方面无人可出其右，考虑到他曾经在给朋友托马斯·曼宁的书信中批评《抒情歌谣集》的无聊乏味，我们也很难认为兰姆的这个认知是对华兹华斯的一种赞美。或许，更多的确实是一种嘲笑。

拜伦、雪莱、李·亨特等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与作家面对他们这位前辈也没那么客气。雪莱曾经表示说教诗是他极其厌恶的作品②Reiman，Donald H.and Neil Fraistat，eds.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W.W.Norton&Company，2002，p.209.。雪莱并未指明他在批评华兹华斯，但因为他曾对华兹华斯在长诗《漫游》中的说教极度贬低，所以读者并不难由此联想到华兹华斯。拜伦更甚，他在《唐璜》第三章中的第94节指明道姓地批评了华兹华斯的这一姿态，说他的《漫游》的写作风格霉臭无趣，是自己极其厌恶的；接着在第95节中批评了华兹华斯在宗教方面的说教③McGann，Jerome J.，ed.Lord Byron：The Major Work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1.。这也是雪莱夫妇嫌恶华兹华斯之所在，玛丽·雪莱甚至在日记中因此将华兹华斯称为“奴才”④Felman，Paula R.and Diana Scott-Kilver，eds.The Journals of Mary Shelley，1814-1844，Volume 1：1814-1822.Clarendon Press，1987，p.25.。在华兹华斯出版《彼得·贝尔》（Peter Bell）后，李·亨特在1819年5月2日的《考察者》（Examiner）上将它称为华兹华斯另一部极具说教色彩的吓人之作。而且，他认为华兹华斯是湖畔派诗人中最能说教的诗人，且诗人自认为智慧而有美德⑤Woof，Robert.William Wordsworth：The Critical Heritage，Volume 1：1793-1820.Routledge，2001，p.651.。“另一部”意味着华兹华斯之前有不少说教之作。同时，亨特用词也充满了对华兹华斯的嘲笑。总之，在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华兹华斯俨然是一个令人生厌且呆板可笑的说教者形象。

事实上，华兹华斯的说教姿态颇具复杂性。很多时候，他确实持一种说教姿态，但他也多次表示希望自己尽可能做到使这种说教不那么无趣。这种复杂性与努力使得批评家与学者们，对这一点也很难有一个非黑即白的认识。华兹华斯在诗作中的说教姿态有时会令人生厌，但他的诗作确实是思想与情感的典范。在这方面，华兹华斯无疑是他的时代以及后世的导师。

华兹华斯对批评家的批评与赞美的态度大大不同于他对家人、朋友与追随者等的批评与赞美。在某种程度上，原因可能是，华兹华斯作为一个能为世人有所贡献的诗人的抱负在后者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在他身后的这170余年中，以他判断伟大诗人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四、“诗人即师者”思想的意义

回顾诗人作为导师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不变的是诗人作为道德导师角色的观点。这种观点像诗歌与诗人一样古老，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因素与内容。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被期望教给公民以美德与宗教，后来，人们期望诗人不仅仅要教导道德，还要传递真理以及人性的知识。所以可以说，诗人的师者角色是诗人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反映。在古典诗歌中成长的华兹华斯已经将这些思想与诗人的形象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也是他最初立志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对自己的定位。然而，到了华兹华斯的时代，诗人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受到了威胁。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城市化以及市民工作的单一化，而这些又使得人们在单调的生活中开始渴望一些不同寻常的能刺激感官认知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多半是来自于伴随着印刷业的普及而普及的报纸、小说与悲喜剧。希尔达·哈姆林指出那个时代的公众图书馆，尤其是小型的图书馆里，占主要地位的书籍是小说①Hamlyn，Hilda M.“Eighteenth-century Circulating Libraries in England.”The Library 5.1（1941）：197-222.。查尔斯·兰姆曾写信给华兹华斯抱怨：“关心诗歌的人越来越少，如果只有一个吃葡萄的人，谁还会愿意种它？”②Lucas，E.V.，ed..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 to Which are added those of his sister Mary Lamb，Vol.1.Dent&Methuen，1935，p.405.兰姆的抱怨反映了诗歌与诗人在社会中的衰退。华兹华斯曾抱怨过人们阅读品味的堕落、辨别力的钝化、审美的衰退。对诗人来说，这些问题均源于人们对诗歌的忽略。华兹华斯在1802年版的《〈抒情歌谣集〉序》中具体阐述了这一问题。

诗歌的衰退意味且伴随着诗人在社会中地位与角色的下降。他不再是柏拉图笔下长着透明羽翼的天使，不再有灵感神授的殊荣，不再是上帝意愿的传声筒，无人再把他们看作预言家、导师。这些重要的角色渐渐地被从诗人身上剥脱，肯尼斯·约翰斯顿认为不仅仅是诗人，随着社会问题的升级，无论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还是伦敦的律师，甚或是牛津剑桥大学的学者都无法提出对策③Johnston，Kenneth.The Hidden Wordsworth：poet，lover，rebel，spy.W.W.Norton，1998，p.767.。华兹华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诗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华兹华斯对诗人有很多期望，他认为诗人有责任恢复人们失去的阅读品位、鉴别力和家庭之爱等等，这些都散落在他的论文与书信中。尤其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他指出这是“各个时代的作家所能从事的一个最好的任务，这种任务，虽然在任何时期都很重大，可是现在特别是这样”④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8页。。因此，华兹华斯将诗人视为师者的观点一方面是继承了传统观点中的诗人作为道德导师的一面，同时也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个人境遇而对此有所发展和延伸。除了要承担教授善、爱、礼仪等多种多样的美德的道德职能，华兹华斯笔下的诗人还承担着教导人们感知美、认识心灵的重要性等精神导师的责任，甚至还有要通过对诗歌主题以及真正语言的选用来展示诗人的意义以及优秀诗人标准的职业角色。华兹华斯不仅竭尽全力宣称这些，更是不遗余力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贯穿这些信条。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华兹华斯绝不是唯一有这种使命的诗人，也并非只有他怀有为人师的抱负。尽管雪莱、拜伦、济慈等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此并不看好，甚至各种冷嘲热讽他们的这位前辈诗人，但他们都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华兹华斯的影响。无论他们如何表达对华兹华斯的失望，他们潜意识地在华兹华斯那里习得成为一个诗人的方式以及评判一个诗人的方式。雪莱虽然声称说教诗是他最痛恶的，然而他也解释自己并不反对其道德目的。他所寄望于诗人的是更高的道德目的，即“通过同情和憎恶这些情感本身教授读者了解人心”⑤Reiman，Donald H.and Nail Fraistat，eds.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W.W.Norton 8 compang，2002，p.142.。而这恰恰是华兹华斯作为一个诗人立志教给世人的。雪莱并不否认诗人的道德目的，他只是期望诗人不要通过布道的方式实现。华兹华斯本人对布道的方式也是反感的，如上文中提到的他在给德·昆西的信中所言。济慈虽然与华兹华斯见面后对他并没有好的印象，但他在自己的诗中对诗人的认识有华兹华斯的影子。他的诗向凡人讲述着悲伤与快乐，热爱与憎恨，荣与辱。济慈哀叹：“你就这样，每天教我们智慧，/尽管它早已展翅高飞。”⑥Robertson，M.，ed.Keats：Poems Published in 1820.Clarendon Press，1949，p.130.济慈笔下这个“热情和欢乐的诗人”教给人们仁心、美德与智慧。华兹华斯早就不止一次在书信中与诗集的序文中强调这一论点。因此，虽然华兹华斯比济慈和雪莱活得还要久长，在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是华兹华斯的继承者。

五、结论

总之，华兹华斯将诗人与师者的结合，一方面有西方诗歌史上悠久的传统作为支撑，这种传统观点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诗人加以发展；另一方面，这是由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特别的社会背景以及华兹华斯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决定的，因此华兹华斯的师者诗人承担了比传统的诗人角色更多的教导责任。华兹华斯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诗作的感知力又让他笔下的诗人具备了极具他个人特色的师者特质。华兹华斯的这种观点在同时代人与后代人中所得到的褒贬不一，但他诗歌独特的魅力让包括他同时代的诗人在内的大部分诗人渐渐学会理解、接受并且欣赏他这一部分，且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从而使得诗人—师者传统得以在诗歌史上继续。而他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们，也在不知不觉地习得这位伟大的诗人立志教导世人的那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