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 裂缝下的回归

杨燕翎　于京玉

【摘要】施蛰存与川端康成同属于中日两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在创作中他们一方面顺应着世界主义的大环境为作品倾注现代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根植于本国文化土壤的初心，在外来文化的冲撞下极力挖掘本民族传统情趣，既做到了继承，又做到了创新，从而在作品展现出相通的光辉。

【关键词】“世界主义”;新感觉派;施蛰存;川端康成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2-0038-03

19世纪，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通过这个概念诉诸了自己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的美好幻想。而关于“世界主义”，最早滥觞于古希腊，其含义也在不断发展延伸，现在可以拥有像“文化多元性”等多重内涵。日本的新感觉派影响了中国新感觉派的产生，但它们同时又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在其中，大多数新感觉派作家选择顺应“世界主义”的潮流，目光与西方思潮放平，将作品全然根植于西方式的现代都市文明中，从而遮蔽其中某种殖民意味，向理想中平等开放的西方文明伸出橄榄枝。而施蛰存和川端康成作为新感觉派中的两位“异类”，在现代主义创作的潮流中寻觅到了一道裂缝，从而将本民族的传统情趣在作品中得以融合。在他们的创作中有许多类同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施蛰存对川端康成的有意模仿，另一方面也能从他们创作的成功中窥到文学得以发展的某种永恒模式。

一、表达：新感觉派中的异类创作

施蛰存与川端康成不以“新感觉派作家”的身份自居，相应的，他们在创作上也与同期新感觉派作家不同，他们规避了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比起其他作家那种捕捉某种刹那印象从而进行客观对象主观化的新奇书写，他们选择拨开肉体交缠的表象，以某种更为纤细的触角直达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产生更为深沉的书写与表达。

（一）超越了都市的空间

中日新感觉派作家作品展开的空间往往是在灯火繁华的都市，如刘呐鸥的笔下充斥着“舞池”“电影院”“摩天大楼”等富有都市气息的地点，横光利一作品里的故事情节在都市展开，人物也在充满现代文明的环境中相遇或迷失。而施蛰存却鲜少正面描写这些靓丽的都市风景线，比起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对都市纸醉金迷的大肆描写来，他更多的是扯出城市其中的一角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其中的某种对白。如《梅雨之夕》发生在街灯初上的时候，但是在施蛰存的笔下，可以看到这些都市符号被雨水彻底的模糊了，读者最强烈感受唯有伞下陌生女子那种清新蒙眬的美丽，那种“从她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 ①，仿佛一卷如梦如幻的传统画卷。

施蛰存不仅观望着都市，他也在观望着乡村。在他的作品《上元灯》中充满了乡土风情，《扇》里的扑萤描写让人想到了杜牧的《秋夕》，《渔人何长庆》里描写了一副惬意的乡村生活图景。同样的，比起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创作的激进性来说，川端康成的创作被刘呐鸥认为都市性不强。在川端康成的笔下，更多着力的是四季的变迁，山光天色的轮转，大多是人在自然中的归依，像《雪国》中营造了一个与都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明净世界，岛村的梦境般的旅程就此打开。《浅草的少男少女》虽然是纪实性描写的乡下人在东京的生活，但却也没有强调乡村与都市的矛盾，而是聚焦于人物本身。

（二）传统美的理想女性

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爱欲是永恒的主题，女性角色的刻画是必不可少的，她们姿态各异，却大多诱惑而又迷人，不过能从作家的创作描写窥探出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模样。施蛰存在《扇》中描写了使“我”产生“青春爱欲”的青梅竹马树珍，《旧梦》中塑造了“我”的初恋对象美丽少女芷芳，《渔人何长庆》中描绘了“有着一种清新素朴的姣好的容仪” ②的乡下姑娘菊贞。

而川端康成也在《雪国》和《伊豆的舞女》刻画了性格天真坚韧、洁净质朴的驹子和薰子。从中不难看出这些女性角色的身上有着一种纯真善良的少女气息或者独立坚韧的品质，即便她们容颜老去或者陷入不幸，作者在字里行间依旧充满对这些女性形象的爱怜与赞美。施蛰存将这些女性形象放置于依恋的江南水乡中，使她们的身上呈现出某种中国传统女性的古典气质来，无论是身处于“轻罗小扇扑流萤”意境中的树珍，还是依水而生却内心坚韧的菊贞，都展现出了自古以来中国女性特有的神态与气质。在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笔下，男主人公初遇舞女时就注意到了舞女那古典的大發髻，这种装扮使得舞女小巧玲珑。而在《雪国》中，驹子的美与自然风光的美融为一体，互相映衬。这是由于川端康成深受古典文学的传统的影响，古典文学中对四季和风物的描写影响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因此他笔下美好纯洁的理想女性总是带着自然和古典的影子。

二、内核：精神分析学与佛禅思想

施蛰存与川端康成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在其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其中他们作为共通的精神分析学与佛禅思想随处可见。在他们笔下角色通过某种潜意识、某种梦境得到自由意识的宣泄。同时，他们的作品中传递出了某种佛禅思想与神秘主义色彩，欲与道、真与伪的矛盾使得角色丰满而立体，东西方思潮的碰撞也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余韵。

（一）精神分析学

一战后，一股非理性哲学思潮冲击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传统理性原则和知识体系，其后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无意识理论对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作家深受影响，现代主义作家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学促使作家将视角转向人类内心世界。施蛰存是精神分析学的忠实践行者，理论基础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写作方面模仿于显尼志勒。施蛰存没有像刘呐鸥、穆时英等人一样广泛的描绘空洞繁华的都市生活，反而他避开了这些浮华的表面，将目光聚焦于人的内心深处。他也描写文明与爱欲的冲突，却不像刘穆二人着眼于性爱本身，全然地、直截了当地突出性欲的激发与满足，而是透过欲望窥探到人物心灵的深层束缚，这种束缚来自外部的伦理礼教、也来自角色本身的自我欺骗。因此他笔下的角色在欲望中煎熬挣扎，不断试图用代表道德原则的“超我”去压制代表欲望的“本我”，在大段的内心独白与意识流的杂糅中给读者传达出隐秘而又内敛的内心波动。如《雾》中写素贞对一英俊男子一见钟情，“满腔热望”，后却发现其只是一个“戏子”。在她内心不为人知的冰火两重天过后，爱欲在挣扎中渐冷。

川端康成1925年发表的《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中，便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川端康成受其影响，选择用自由联想式的新感觉来创作文本，并借此寻找生命的哲理。因此川端康成写作的重点是人物的微妙敏锐的情绪与心理意识，而非客观环境的再现。川端康成在《山之音》中用梦贯穿始末，其中的一个梦是信吾梦见自己接触了一个女孩，但是醒来后却对这个女孩了无印象。弗洛伊德认为梦与欲望挂钩，是欲望的表达或满足。结合前文信吾的内心独白，不难推断出女孩就是他爱慕过的妻子的姐姐。在与妻子结婚以后，这种欲望被信吾压抑在心底，甚至延伸到了潜意识的部分，这种欲望的难以满足成为信吾生命中无法消解的荫翳。

（二）佛禅思想

佛禅思想可以说是东方哲学的代表思想之一。施蛰存的多部作品透露除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如《鸠摩罗什》 《宏智法师的出家》《黄心大师》等。施蛰存选择以佛教徒作为小说的主角，欲与道的矛盾使得他们陷入一种长久的煎熬，如《鸠摩罗什》中鸠摩罗什因克服不了

欲望而陷入泥沼，尽管他如何再为自己诡辩，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最后这位得到高僧的身躯在火葬的时候如凡人般化为了灰烬，反而是因为情欲受到针扎的舌头留存了下来，体现出“色即是空”的佛教观念，从而留下某种虚无。同时施蛰存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无心”的禅道意味，主人公陷入某种恍惚如梦的境地当中，却并不在意这种“似梦非梦”“庄周梦蝶”的处境，作者于角色所看重的是感觉，于是便沿着感觉的方向行进，不知道今夕何夕。

在《梅雨之夕》中，“我”陷入了一种蒙眬之中，身边的美丽少女仿若自己初恋的形象，与少女共伞的道旁出现了忧郁倚柜的女子，却是“我”的妻子，回到家后，叩门时家中传来的却是少女的嗓音，打开门后背光灯下妻子又成了那个有着嫉妒眼神倚着柜台的女子，而在灯下，妻子又变成了妻子，再也不见先前的幻影。主人公在幻影里不断穿梭，最后还原至现实，这是一种“悟”的过程，通过“忘却”在空相达到某种领略。

同样地，如川端康成自己所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 ③。他怀有一种出世的心态，因此他酷爱描写自然风光，在自然中追求一种明台澄净、天人合一的禅境，体悟某种命运的虚无。在《雪国》中，叶子以声音登场，而她的身体总是仿佛置身于某种朦胧中，透过车窗玻璃对她的观照、寒光对她眼睛的映照、灯火与她眼眸的重叠，使得她仿佛是某种幻影，从登场到死亡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尤其是在她死去的那一刻，叶子的肉体被彻底抛弃，在生与死的统一中她的美丽与自然相映生辉，获得禅道意义上的自由，从而成为永恒。

三、回归：世界主义下的东方情趣

施蛰存和川端康成虽然吸收西方的各类思潮，使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进行写作，但是他们作品中鲜明的东方情趣不容人忽视。在他们的笔下，东方的神韵与西式的技巧同时存在。这种审美选择与作家的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施蛰存与川端康成都并非城市的原住民，而是在乡村生活了十几年才进入城市。施蛰存生长在松江的一个书香世家中，深受松江当地风俗文化的影响，这点在他的《云间语小录》有所体现。而且施蛰存自小学习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文学基础，他个人又展现出了对诗词的强烈爱好，因此在创作中经常把诗词的意境划划入文本之中，使读者体会到传统的韵味。

而川端康成年幼丧父，跟随母亲祖父祖母长大，但是几位亲人相继去世，使年幼的他定型了悲观敏感的性格，这种气质十分符合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而他也沉浸其中，以此逃避。命途多舛的他深感佛教的无常观，以一种出世的心情面对生活与创作。

身处同期的施蛰存和川端康成，外面临着西方思潮的渗透冲击，内面临着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相似的环境下，中日新感觉派出现了。首先就外因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带来了难以抹平的创伤与痛苦，西方各国的传统思潮受到冲击分裂，产生了各种新思潮和文艺流派。这种新的思潮与流派在日本文坛产生了变革，催生了日本文坛的更新，又通过日本再次传递到了中国文坛，引发新一轮的变革。而此时的日本与中国国内环境也处于变动之中。

日本国内，一战以后日本虽然飞速发展，但是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爆发的关东大地震使得日本社会陷入一片迷惘与动荡。而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也有相同的环境，30年代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因此新近文学开始兴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再做到全然的“孤岛文学”。但是如果作家一直处于理想化的“世界主义”中，极力保持与西方思想的一致性，就容易陷入后殖民模式的漩涡中。新感觉派作家大多着力于都市繁华的刻画，但是以中国举例，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都市的五光十色背后隐含着资本侵入的事实。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将现代人的孤独与迷失视作都市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中试图通过越轨的、激烈的欲望试图寻找到平衡，以抵消这种“游荡者”的虚无。但是在他们笔下人物那种直截了当的情欲与宣泄反而與现实中的中国人有了隔膜，比起日本新感觉派那种对于人与荒谬社会的探究来说仅仅停留在感性的主观感受表现上。施蛰存和川端康成作为游离在两国新感觉派边缘的作家，相比起本国其他新感觉派作家来多了一份东方情趣的回归，无论是乡土情结还是对传统审美的取向，都为他们的作品注入了更为绵长的生命力，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更为深沉的意蕴依托。

注释：

①施蛰存：《施蛰存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②施蛰存：《施蛰存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③川端康成：《孤影自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M].叶渭渠，金海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川端康成.独影自命[M].金海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施蛰存.施蛰存全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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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于敏.宗教对迟子建与川端康成“死亡意识”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1）.

作者简介：

杨燕翎，女，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于京玉，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