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和心理：精神分析与批判理论关系再探

批判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不只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危机，还基于批判理论开创性的理论策略，即：以“分科判教”的方式，将精神分析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以及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心理学，重新部署于一个辩证的张力场中，让它们对其各自的同一性倾向相互校正，从而使各种理论在总体化的科学图景中保持批判的激进性。精神分析在霍克海默这里开启出了一种批判的病理学，它对社会历史中介下的“人类力量”的病理性考察，有助于破除自由主义的个体人格理论并重新规定个体在社会中的历史处境和推进历史的潜能。对阿多诺来说，精神分析理论使得韦伯帕森斯式（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社会理论构想始终会受到个体心理学尤其是无意识因素的挑战，迫使理论家保留对个体身上无法还原的自然历史因素的关注。这种自然历史因素与真理性内涵的内在关联，由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展开，并同样借用了精神分析关于身体、创伤和恐惧的理论。

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 弗洛伊德; 阿多诺; 精神分析; 无意识

B84065; B089.1 A 000110

一、 批判理论：对科学的“判教”

马丁·杰在他那篇总结性的论文①中，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兼顾史实和义理的回顾。他归纳了促成这段“联姻”（马尔库塞语）的四个主要动机：首先，霍克海默希望借助精神分析来回答，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革命实践的理论为何在西方会失败，其工人阶级为何没有承担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他们规定的任务;其次，是要解释，为何德国工人阶级反而被法西斯蛊惑，卷入马克思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另一种政治运动;第三，以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论（也受到阿多诺的影响）为代表，将晚期弗洛伊德的文明批判与早期马克思的感性理论结合起来，尤其强调了乌托邦的因素;第四，援引精神分析对身体、欲望与无意识的阐发成果，用以帮助唯物主义对抗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意识哲学，这个工作主要由阿多诺推动。这个总结大体到位，但还有值得深究和补充的地方。

这四个动机是有一种内在关系的。前两个动机彼此之间是互补的，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政治形势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必定要连带着回答第二个问题。而后两个动机实际上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说马尔库塞更侧重为社会运动给出一个预示性的理论方针，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注的则是通过思想史的清理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有效的哲学框架，以保证理论本身对社会总体性的批判立场，而不被这个看似封闭的合理化体系——晚期资本主义——锁住。如果采用哈贝马斯后来居上的眼光来总结，这四个动机可以再用一个核心线索来贯穿，这就是：如何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晚期重建历史唯物主义。②

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发表的《历史和心理学》Max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3 （Schriften 19311936），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S.4869.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表述：马克思所提出的基于生产力推动的社会进化论及其包含的革命预设，作为对世界历史的一个“终结性的”（abschlieende）方案，当时受到了现实的“反驳”，作为理论，它就有陷入形而上学和教条性的危机。也就是说，它本身可能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同化于所处的封闭的合理化体系，而成为一种总体化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后来哈贝马斯质疑他与阿多诺的问题，霍克海默其实一开始就是有反省的。“批判理论”的构想本身也是为了抵制理论的教条化和总体化的倾向。

这个倾向，正如笔者在拙文《理性的自祭》参见赵千帆：《理性的自祭——〈启蒙辩证法〉在康德和黑格尔概念框架中的根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17页。中所指出的，实际上可以用同时代逻辑经验主义给出的“说谎者”悖论来描述。当理论从总体上断言这是一个“错误的社會”（阿多诺语）时，它就不得不出让自己的明见性。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无法为自己给出一个规范性的基础。“而阿多诺却始终反对直接以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规范内涵作解释。”参见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0页。但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边可以这样来反驳：规范性基础并非必然就是一切理论的先在条件;相反，提供这个基础的欲力（Trieb）本身，作为非理性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的思维定势（阿多诺后来用“同一性”来指示之），可能对理论会有误导。批判理论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在一切理论领域对这一欲力的抵制。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霍克海默所明确承认的，批判理论当然是自我矛盾的，如果用心理学的术语来作隐喻的话，甚至可以说批判理论家是潜在地精神分裂的这对应于批判理论家的这种自我描述：他们既“认同这个社会总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总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感受到”这个社会及其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参见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4 （Scriften 19361941），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Noerr，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S.162216， hier S.208。中文版参见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67212页，此处见第182183页。，他们无法一致性地处理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理论必定不是自身明见的，而是只能托付给社会历史本身的冲突。

这个冲突在理论内部的表现，就是各具体学科之间的错落关系。对于这个关系，从黑格尔到胡塞尔的几代哲学家都还想用哲学来整合或奠基，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极具创意的、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方案则是：不是先行从统一性的根基出发来展开理论，而是基于对现实斗争经验的体认而对不同学科——尤其但并不仅限于社会科学——进行批判性的交叉和组织，使理论在调整其范畴和具体论断的同时，顺应与现存秩序作斗争的需要，对内在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作出新的综合性判断，从而“把这种必然性从盲目的意识转变为有意识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批判理论介入现实就是介入对现实的科学阐释，也就是介入具体科学之间关系的调整：

批判性思想已经卷入其中的那个由诸种对立面构成的历史发展，调整转移思想的个别动因的重要性，强行推动差异化，并使专门科学的认识对于批判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发生了转移。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这种对于“专门科学的认识”的差异化的重新部署可以看作一种“分科判教”此处笔者借用了佛教术语，最初是觉得用此可以表明：一切伟大学说，无论多么古典和原初，都几乎必然包含自我批判的动因和对自身中的“他者”的意识。虽然“批判”一词进入汉语（参看姚文放：《“批判”话语的国际旅途》，宣读于“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9月21日至22日，北京师范大学）时并没有人将之与“判教”联系起来，但从概念层面来说，“判教”思想与“批判理论”的亲缘性，反过来倒可以表明：“判”一词所包含的“在关键界限上‘剖析”的涵义，在汉语中是渊源有自，并在翻译中通过与西文的遭遇又一次突显出来。：它首先抬高了社会学的地位，心理学则紧随其后，并与之互为犄角。后来，阿多诺将重心放在美学和文化批评上，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论中对语言学和话语理论进行编整，霍内特则重新援引心理病理学范畴到“承认”理论里来，都可视为这种“判教”的继续。那么，精神分析的哪些“理论动因”是相对重要的呢？对这个问题，本文依据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两篇论文的解释而试图给出回答：精神分析帮助批判理论重新处理自身跟历史和社会的关系，成为批判理论对自身、传统以及同时代的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美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再阐释和重新部署的重要支点。

二、 精神分析与历史：批判理论的极限和临界姿态

霍克海默在《历史与心理学》一文的开头对当时的诸种历史哲学流派进行了梳理。新康德学派基于认识论的自我批判的历史科学，没有能力从历史中赢得与当下相关的批判性认识，所以只能以一种“辩护的”方式进行历史描述，即为历史事件寻找可解释的原因。而海德格尔基于此在之发生方式（Geschehensweise）建构出的内在历史性，则把作为此在的人与实在历史过程的纠缠排除掉，对抽离掉一切外部规定、只在自身之内运动的此在的分析是空洞的。②③④Max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3，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S.4850; S.53; S.58; S.57.

霍克海默注意到，上述兩种历史学立场都以某种反心理主义的方式抵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历史上可见的心理学动力——大众的欲力或伟人的激情——只是次生的，是自我发展的世界理念所蜕下的感性表皮。不过，随着黑格尔哲学崩溃之后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兴起，心理学占据了历史理解的主导地位。霍克海默注意到：

符合自由主义命意的历史理解，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心理学方式进行的。个体，连同他那些固植于其本性中的永恒欲力，不但成为历史的直接动因，而且也是对于社会现实之发生进行理论解释的最终仲裁者。②

这种心理学——其代表是与市场经济理论相配合的功利主义心理学——无力对社会生活整体的未来做出合理化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由主义历史观相反，将个人心理机制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达，社会关系则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转化而自我变革。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及处于其中的个体的整体命运的考察，如前所述，在马克思到卢卡奇那里都以某种“以言行事”的姿态化为对变革之必然性的宣扬。在受到现实的反驳后，霍克海默认为，若要避免它堕为终结性的形而上学教条，就必须对历史经验做出“与当前认识相符合的表述”，而这种表述必须借助心理学，从个体及其“诸种本质上是不间断的心灵力量，他们的兴趣”的共同游戏出发去解释历史。“既指向保存也指向对现存关系的改变的人性能量（menschliche Energien）有其专属的特性，需要心理学来研究。”③但是，霍克海默强调，在这里，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恰恰是“非心理学的”;换言之，心理学的功能发生了转变：

它不再是关于人类一般的，毋宁说，在每个历史阶段，那些能在个体中展开的全部心灵力量，那些构成个体在手工和精神方面的成就的基础的努力，更进一步说，那些丰富了社会和个体的生命进程的心灵因素，要跟被各阶段的社会总体结构所决定的相对静态的心理状态，即个体、群体、阶级、种族、国家的心理状态——简言之它们的性格——区分开来。④

这样，霍克海默赋予心理学一种社会历史动力学的指向，并指望批判理论能通过这种视角从心理学的成果反哺出新的历史哲学视野。心理学将帮助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理解经济结构如何影响生活于此结构下的人，若一味诉诸“反映”和“颠倒”的范畴，现在看来是过于简化了：

经济生活的诸种结构性改变怎样通过心理状况——在某个既定时刻现成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成员那里的心理状况——转化为这些成员的总体生命征兆（Lebens uerung），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认识，那么，主张心理状况是依赖于经济生活之结构性改变的学说就包含着教条成分，这些成分将极深地损害这种学说对于解释当下情势的假想价值。②③④⑤Max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3，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S.58; S.59; S.6465; S.60; S.66.

心理学在社会理论框架下的认识潜能，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将改变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而且把经济学命题与对人类欲力的认识都带入到具体的历史关联中来考察。这种历史化潜能，在霍克海默看来，主要是包含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中。就经济学而言，至少德国无产阶级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辩证理性的方式去行动，其唯一的可能性条件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基于认识——用卢卡奇的话说，就是阶级意识——而是基于“一种伪造出意志的欲力运作机制”;就心理学而言，这种欲力运作机制（Triebmotorik）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把戏，而应该从中看到，社会成员的性格或社会群体的心理结构在经济进程中“不断得到修整”。对这一深层次的修整的研究，唯有无意识心理学能承担。②

霍克海默在这里没有具体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理论，他只是粗線条地勾勒出两个病理学批判的路线：一个是针对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另一个则针对实际上要对功利主义进行补救的道德哲学。对于前者，精神分析可以提出证据，说明自我保存本能或促成繁衍的性欲力在个体的人格结构中并不具有基础地位，这个结构中还活跃着侵犯性力量，如对于承认、尊严或归属性的渴望等等——这个观点可以视为后来霍奈特的承认理论和理性病理学的伏笔。弗洛伊德对于饥饿引发的有待于直接满足的欲力动势（Triebregung）和另一些可延展、变形和臻于幻想的欲力动势之间的区别，让霍克海默联系到罗马帝国时的“面包与赛会”，这个偶然带出的想法后来在《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批判中有了更明确的分析对象。对于后者，即已经被尼采批倒但后来又由社会民主党企图复活的良知或“人性”，霍克海默认为，可以解释为那些侥幸脱离了粗劣操劳的人们对于此种操劳所依赖的残酷进程的压抑和遗忘。“无关紧要的道德冲突”所引发的良知动荡，恰恰是这种压抑机制的表现。③

以上两点表明，霍克海默是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角度来动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其目的是击破资产阶级心理学模式中的稳态历史观，勾勒出表面的平衡下面病变甚至崩溃的趋势。这种心理病理学式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要面对两个难点，或者说，面对另外两种解释模式的竞争，即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对特定社会团体或经济关系下的成员的行为动机的解释模式的竞争。正是在对这两个难点的处理上，我们能看到批判理论的真正特色， 以及它反过来对心理学尤其是对精神分析可能的启发。确切地说，以上两个竞争都是合作性的竞争，即批判理论既希望将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造性观点作用于特定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命题，同时又不希望它的概念和范畴被后者同化或者反过来同化了它们。所以，就社会学层面，霍克海默认为，心理学可以着眼于历史发展中的“人性力量”（menschlichen Kr fte）和社会组织所关涉到的心灵因素（psychichen Faktoren），对社会团体成员如何适合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给出心理层面的解释，但是焦点应是个体而不应变为大众心理学，因为“没有大众心灵或者大众意识这回事”。④而在经济学维度上，霍克海默强调，个体的心理病理症状及其强度受其特定经济状况的制约，而且也唯有在特定的经济等级中才会得到表达和重视。人类心理状况的发展受到以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中介的调节，而非“源初心理差异的连续展开”。后面这个表述，已暗含着对弗洛伊德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的心理成长理论的批评。但霍克海默也承认，当代的经济状况难以从被意识到的经济动机来解释，真正的难点在于“经济关系对于生命的总体切割所产生的未知作用”，这种作用——从霍克海默和后来霍奈特所用的术语来看，是一种病理性的作用——如果不借助于精神分析是无法得到深入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的。⑤

不过，这种病理学的视角在精神分析这里是有严格限定的。从诊断依据说来，限定于家庭或者类家庭式的亲属关系和性关系;从临床治疗来说，限定于分析室中分析家和分析者的合作——而且是基于严格的市场交换原则的合作。霍克海默当然意识到，批判理论对心理学的运用是一定会突破这两种限定的。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他曾表示，批判理论的规划若没有从精神分析中获得的诸种见识（Kenntnisse）便不可能成功，反过来，或许这种参与对精神分析也不无禆益。参见霍克海默1932年3月18日致弗洛伊德的信，转引自Martin Jay， “‘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is True but the Exaggerations： Freud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82。这个谦逊的表述其实暗含着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性意图：把神经症等临床症状放入社会历史关系中进行分析，尤其是将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可以避免过于执著于家庭内部关系，甚至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元话语，以在人类学上未经检验的方式走向近乎神话学的宏大叙事。弗洛伊德以及其后的精神分析学派并没有很认真地对此做出回应。虽然后面的《摩西与一神教》跟《启蒙辩证法》中有许多平行的线索可以挖掘，但对精神分析来说，一旦把家庭关系置于社会关系中，分析室中的临床关系就可能瓦解，或者因为并入社会改革而消失。而对霍克海默来说，临床技巧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反思的终止，更是他作为理论家所不屑的。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这是否意味着批判理论跟精神分析貌合神离，甚至表明批判理论家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虚浮和生硬的呢？如马丁·杰所指出的，批判理论家并没有认真对待精神分析的实践操作及治疗经验，这跟他们自己把理论和实践分开的策略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到卢卡奇那里都还保持着的某种“以言行事”的动员姿态，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被转化为“内在批判”的理论运动。但是，把这种去实践化的倾向当作空谈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在批判理论这里，理论与实践的分裂是以理论本身的极限状态和临界姿态来克服的，极限和临界正是“批判”之本意。其实质是，批判理论一方面维持着面对现实的介于绝望和救赎之间的极度紧张，另一方面，因这种紧张而不对任何一种有总体化倾向的理论（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实证主义，还是反实证主义的波普的批判合理性理论）过于投入，而是让不同学科的范畴相互校验和中介，促使这些学科各自的成果得以深化，但又不融合为一种统一性和总体化的结论。可以把这种做法比喻为一种绞织法：不同的理论线索相互交织、拉扯和挤压，但彼此仍保持独立性，其运动方向也并不时时相同，有时甚至还相反。批判理论希望通过这种绞织式的组织，使理论获得足够的硬度和韧性，足以深入而不被消融、穿透而不被锁死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之中，能够以一种多重交织的“棱镜”来映现“不真实的整体”，而避免所给出的统一的理论方案本身成为这个整体的投射——在恰当的时机，多重的线索或许会绞合成为缆绳或引信。

绞织的线索有多条，霍克海默在这里处理了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问题，阿多诺则在20年后处理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他把上述策略意识表达得更为明确：线索必须分开，而不是黏合在一起，这种分开同时提供了对两个学科之间各自执著的统一或非历史化倾向进行批判的空间。

三、 精神分析与社会：无意识理论的自然历史动因

在《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中，阿多诺首先肯定了心理学对认识当下社会的重要性：

仅有那旧的解释——认为利益集团控制了一切公众舆论的手段——已经不够了，因为如果不是关于牺牲和危险生活的宣告迎合了大众自身中间的某种东西，他们几乎不会被以笨拙而默契的虚假进行的宣传所俘虏。因此，关于法西斯人们曾经认为，通过心理学尤其是以分析为导向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理论进行补充是很必要的。社会决定因素跟在大众中起支配作用的欲力结构之间的共同游戏，很有希望提供对总体性之牢固联结的洞见。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8，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a.， Suhrkamp Verlag， 2003， S.42.

但在当时的东西方阵营，两边的思想界都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潜力。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思想界把弗洛伊德和斯宾格勒、尼采等而论之，视为非理性——而精神分析其实是唯一严肃地对客观非理性的主观条件进行研究的心理学③④⑤⑦⑧⑨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8， Suhrkamp Verlag， 2003， S.42; S.44; S.45; S.44; S.48; S.48; S.4950.——的代表而摒弃掉;西方思想界则有一种看上去相反的倾向，经由这条思线脉络转向对心灵内在生活和所谓的人类实存生活（此处暗指的应该是海德格尔影响下的萨特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考察。两边都不约而同地把心理学与社会理论对立起来。

至于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加以整体考察的社会学家，则只是在一种系统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待两门科学的“合题”。其典型是受韦伯影响的帕森斯的社会理论。阿多诺以帕森斯的《精神分析和社会结构》为例，指出：帕森斯一方面合理地论述了不直接依赖于个体行为、有其自身运作层面的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只在这个参照系统下关注跟这个系统相关的行为方式和个人态度，所以他实际上只关注心理学结论与社会学考察的相吻合之处。因此，帕森斯会认为，社会学和心理学诚然有不同的问题，但亦只是在不同的抽象层面和联结方式上运用相同的概念而已。他最终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充分解释人类动机的动力学结构，把两边的结论铸合在一个概念体系中。

阿多诺对帕森斯的批评依然是从对非同一性的强调开始的：即使在总体性社会或一个可以完整从理论上描述的社会系统中，特殊和普遍毕竟还有不可消融的“实在层面的争执”;而且个体本身也包含这种争执，他用黑格尔式的术语将之描述为“自在存在着的生活进程和仅仅自为存在的个别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Ungleichnamigkeit）这个词亦表示物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极性”。”③。这种不可通约性本来是精神分析的深刻洞见，却被帕森斯用“平均超我”（das durchschnittliche berich）以及“人格结构”“体制结构”这样的概念给敉平了。④

在这里，阿多诺似乎在采用精神分析激进的病理学式“心理”概念来观察社会，更确切地说，用它来批判社会学的系统性观察视角。所以，他会说，社会的“统一性恰恰在于以不统一的方式存在”⑤，“错误的意识同时就是正确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生活是相撕裂的”，“整体的真相在于片面性，而不是多元主义的合题”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S.45. 从这个论断已经可以看出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这种分析性的心理病理学视角来看，韦伯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有个貌似合理的心理学前提，就是社会理性（被假定为与个体理性相统一）的“自保”本能，以及个体对社会之“适应”（Anpassung）的心理图型。尤其是帕森斯的社会规范，可以在心理学上看作是“适应”图型的沉淀，可以用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来加以批判或差异化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其实只是在“合理化的心理学”和“心理学主义的社会理论”之间⑦作选择。但是，阿多诺强调，心理学结论始终包含了无法外推到社会学模型的非同一性因素。

通过这种观察视角，实际上阿多诺是在用精神分析来批判韦伯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的“合理化”原则。“合理系统的不合理性在研究被俘获的主体的心理学中显露出来了。”⑧但这种显露有其代价，就是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本身也无法进化成为一个合理化的系统理論。因为，正如社会理论的合理化方案可以从精神分析这边来质疑，精神分析自身的理论构想和诊断实践也会受到社会理论的破坏：

如果说社会规则不能从心理学诊断结果外推而得，那么在相反一极，个体，只要他还以无论哪种方式合理地行为着，也不直接就是心理学的个体和基底（Subtstrat），而同时总是对其打下烙印的社会规定的承载者。他的“心理学”作为不合理性的地带，几乎跟ratio[合理性]一样，可以追溯到社会动机上去。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批判理论典型的两头作战的判教姿态。一方面，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准确诊断了不合理社会那发端于个体的心理现象，比如弗洛伊德就看到，正是统治者身上那种自恋和自闭的成分诱发了集体狂热②③④⑤⑦⑧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8， Suhrkamp Verlag， 2003， S.51; S.5253; S.53; S.54; S.56; S.57; S.63.。而像沿着帕森斯路线提出“适应心理学”的海因茨·哈特曼，从一种“检测”实在的个体概念出发，也可以对经济学的动机原理做出更透彻的解释。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心理学家坚持把心理学看成一个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领域，就会陷入一种自恋②，而这种自恋可能本身正是总体化社会内部不合理的分割的产生：

精神分析的构想起于私人生活、家庭冲突等从经济学上说是消费领域的区间，这并非偶然：这是它的领地，因为真正心理学的力量游戏本身就局限于私人范围，对物质生产的领域几乎没有影响。③

如果站在这个视点上，那么有着反常心理现象的患者正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分工以一种类似压抑机制的方式整合成功的结果，正如症状是压抑结构的合理化表征。而作为人性意义上的人（Mensch），他们被处理成了“心理学的剩余物”④，所以精神分析所引发的热潮本身正是社会“去人化”的征兆。⑤由此阿多诺同时拒绝了精神分析的两个倾向：一种是将意识结构直接与社会（或家庭）结构联接起来以化解无意识的破坏性冲动，其代表是霍妮、沙利文和弗洛姆，他在题为《修正了的精神分析》的文章中专门对此做了批判弗洛姆放弃了弗洛伊德的所谓“泛性论”或对爱若斯的执念，以及他后期的死冲动概念，而从自保本能和快乐原则等可以合理化解释的范畴出发。阿多诺则力推弗洛伊德理论中对于生物性、肉体性和不可还原的死亡的强调，甚至进而认为弗洛伊德本人晚年从心理学上升到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合理化批判（比如“升华”概念和“超越快乐原则”的说法等）是从他自己理论的激进性中倒退回来。参见Martin Jay， “‘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is True but the Exaggerations： Freud u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90ff。。另一种是对个体与家庭关系以及自我概念的永恒化，这个方面最典型地表现在弗洛伊德本人所说的“自我应当在它我（Es/Id）所在之处生成”上。

阿多诺认为这个“诫命”（Gebot）是要保留某种斯多亚式的空洞和非明见成分（Unevidentes），他进而以一种有意要对所有心理治疗师造成心理伤害的讥讽语气说：

自我的胜利是通过分殊性的因素而达到的遮蔽的胜利。这是鼓动治疗学家们去玩把戏的所有心理治疗在客观上的非真理的基础。被治疗者跟错误的整体相近似了，于是他才真的病了，同时那个把治疗搞砸了的人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健康。⑦

这里阿多诺似乎对精神分析做出了比对合理化的社会理论更为严厉的批评。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批判理论只是想把精神分析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补充成分来利用。但是，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个批评放到阿多诺的整个哲学批判纲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来考察。

“自我”概念是批判理论意识哲学批判的焦点所在。意识哲学，以及没有能力真正摆脱其范畴的（比如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批判，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是：如何在承认自我意识是个体性的同时，又将之假定为是普遍性的。在康德那里隐藏的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的分裂问题，经过费希特的激进化之后，在黑格尔那里以“中介”概念被化解为个体与社会之相互中介的关系，但最终个体是要在社会化过程中才实现自身并融化于这个社会化过程。马克思将这个社会化过程加以颠倒，将其分析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必然崩溃而被其结果（无产阶级）所埋葬的过程。正如阿多诺注意到的，这实际上相当于弗洛伊德将意识过程加以颠倒，分析为它所压抑的无意识过程的暴露和显现。资本论（指向商品拜物教和政治经济冲突的外显）和无意识理论（指向恋物癖和欲望冲突的外现）在分析上的这种同构性⑧，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精神分析“联姻”的前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意识的绝境——它必须而又无能于“直接”地认识自身的历史位置——已经在呼唤一种中介，这种中介可以解释意识主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可化解的社会冲突中应当如何自处（他的答案实际上是革命）。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6页。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这个中介不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对于这个概念跟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一样都是断然拒绝的），而倒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欲望结构，也就是无意识。霍克海默因此才希望精神分析尤其是无意识理论能够帮助社会理论理解这个历史性困境，也即非理性社会与个体的心理结构之相互中介问题。

如果以上的梳理是正确的话，阿多诺这么严厉地批评精神分析对“自我”概念的坚持就很好理解了。任何基于统一人格（或日常语境中的“健康人格”）原则的“自我”概念，都会让整个社会理论倒退到之前的困境。所以，阿多诺赞同卡丁纳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暗含对一般社会标准的认同。③④⑤⑧⑩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8，  Suhrkamp  Verlag， 2003， S.61; S.63; S.75; S.58; S.61; S.57.从意识哲学的角度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甚至构成了对康德的补充。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S.62. 这个主题的深化已见于《启蒙辩证法》中关于“康德与萨德”的重述。“自我”概念背后是精神分析过于强调一致性的概念架构，它会面临社会学的“反扑”，像弗洛姆那样把心理冲突整合为社会冲突，而丧失其检验“实在原则”（或译为“现实原则”）的批判潜能。③即使这种概念包含某种程度的内在“抵抗”机制，如同在安娜·弗洛伊德那里，这种机制也会在临床中被关涉到某种“顺应地阐释的实在原则”，也就是说，为了在实际上把有心理问题的人治好，对其抵抗机制的研究恰恰就变成消灭抵抗机制的帮凶。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安娜·弗洛伊德关于青春期人格发育问题的论述中。④基于同样的理由，阿多诺在赞赏精神病理学家们對社会中的疯狂和荒谬的接纳的同时⑤，又指出他们在实践中间接地忽视了本来已由他们发现的神经症与精神病的亲缘关系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S.8182. 这里阿多诺已经注意到后来被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如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精神分析策略中应用的精神分裂视角。。

所以，阿多诺认为，作为非理性社会和受压迫个体的相互中介的心理结构，其焦点不应是“自我”或“人格”概念，而应是“无意识”或“它我”概念所试图描述的非同一性之物。与精神分析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用一种悖谬的方式来理解无意识。

首先，这种非同一性之物是个体的。所以，他们拒绝了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的构想（事实上就连卢卡奇也认为阶级意识是个体性的而反对“类意识”的说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9页。。个体的无意识层面作为一个无法消融的中介，表现了个体非社会化甚至反社会化的一面去穿透社会以及经过层层社会化所伪装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次，这种非同一性之物有其历史性。阿多诺反对无意识的“无时间性”。“无时间性”看似使无意识避免了一切以发展阶段为参照的合理化解释，背后是弗洛伊德作为“自然研究者”的隐秘理想，是一个以科学为导向的人类学构想。⑧这种构想会反过来导致无意识与实在的“短路”，从而走向一种伪经式的神话叙事（比如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并最终肯定了那个以神话的方式塑造了科学理想的社会化过程。T.W. 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S.6162. 这里甚至可以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倒退倾向，即精神分析本身因为“思想万能”而退行到婴儿期的倾向。

所以，阿多诺对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的严厉批评背后有其良苦用心，他要保护精神分析尤其是无意识理论的批判动因不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从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包括实存主义）角度对“无意识”概念的神秘化或原初化，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心理学或人类学方向对无意识的合理化或科学化。这两方面的威胁将以一种貌似救赎或科学的方式完全熄灭这个概念对意识哲学及其所辩护的总体化社会的批判潜能。如果这个立论站得住脚，那么下面这种典型阿多诺式的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之关系的总结或许就显得不那么悖谬了：

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离同时既不正确又正确。不正确，因为这种分离为放弃认识总体性的做法做了背书，而它还是总体性的命令;但分离又是对贯彻到在实在中的断裂的记录，这个记录比在概念中仓促的联合更不可和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正确的。⑩

四、 余论：精神分析与美学理论

通过上述或许略显琐碎的论述，笔者希望展示出精神分析和批判理论之间一种更有活力和多重指向的关系。正如杰姆逊所说，简单地把批判理论跟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联姻”或者前者对后者的辅助式利用，是个误解。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第283页注4。杰姆逊认为，所谓“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其实只适用于马尔库塞的理论，在阿多诺那里，关系远比这复杂和深刻。换言之，精神分析对批判理论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这种现在看来已经相对粗糙的说法来概括了。毋宁说，“弗洛伊德+马克思”意味着对双方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立场的重新部署（re-configuration），而这种重新部署正是批判理论的基本策略的要义所在，它使得批判理论在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和日益固结的总体性社会时，在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这两条我们都熟知其结局的反应方式之间，居然能另辟蹊径，找到将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批判性地推进下去的操作空間。这个策略，随着批判理论的全球扩展，已经在各个领域，如女性主义（朱迪·巴特勒、南锡·弗雷泽）、后殖民理论（霍米·巴巴）、技术哲学（安德鲁·芬伯格）等，证明了自己的潜能。上述视角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批判理论跟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它尤其适用于美学领域，比如：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跟利奥塔的崇高美学的比较，或者韦尔施、别尔格对后现代和现代关系的再探讨。

就批判理论内部即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来说，精神分析中的批判性动因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枯竭。甚至学派内部的所谓“升级换代”也包含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不同侧面的强调，而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细读阿多诺对韦伯帕森斯构想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规范缺失”的批评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击中肯綮了。现在再来看哈贝马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中这段著名的话，或许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阿多诺在20世纪50年代对个体无意识中不可消融的偶然性的强调了：

考虑到个人生活危机，根本无法设想会有一种理论能够把孤独和罪负、疾病和死亡阐释掉;维系于单个人的身体和道德状况之上的那些无法扬弃的偶然性，只能被当作偶然性标举在意识中，我们必须——从原则上说是无可安慰地——与这些偶然性一道生活。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 tkapitalismus ， Suhrkamp Verlag， 1973， S.165.

“与偶然性一道生活”，是哪怕理想的交往理性主体也必须面对的处境，对这个处境能提供帮助的，不是规范的社会理论，而是美学。“与偶然性一道生活”的楷模，就是自主的艺术家。所以，当利奥塔反击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赵千帆译，《德意志思想评论》第6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4227页;利奥塔：《对“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一个吁求》，《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7141页。中对后现代的批评时，也是从后者美学理解的弱点着手，这一点并非偶然。

实际上，在阿多诺讨论弗洛伊德的文本中，那些最新鲜深刻的见解几乎都指向他自己的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自然美和艺术作品的理论。在《最低限度道德》第136节——这可能是阿多诺所有文本中对弗洛伊德批评得最为无情的地方——的末尾，他批评弗洛伊德对于艺术“升华”的理解实际上是想利用无意识理论的否定动机来撬开——而不是封存——现代艺术的批判性能量：

沒有艺术作品能在社会组织中摆脱它对文化的从属性，但是也没有哪件超出了手工艺品而实存的艺术作品不是转过身去用拒斥的姿势对待文化，这个姿势表明：它成了艺术作品。艺术跟艺术家一样是敌视艺术的。在放弃欲力目标时它才对这目标保持了忠诚，这个忠诚揭开了社会所向往的东西的假面，而弗洛伊德则天真地把假面下的东西美化为那个大概从来不存在的升华。T.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n besch digten Leben“，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4，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a.. Suhrkamp Verlag， 2003， S.244.

“它成了艺术作品”（es zum Kunstwerk ward）几乎可以读作“它我成了艺术作品”。“升华”及其所对应的“自我实现”概念，是弗洛伊德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解释艺术理论的基本依据。阿多诺在用社会理论来批判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时，其实并没有找到足够有力的支点——因为几乎所有合理化的社会理论都会欢迎“升华”原则——所以显得有些空洞。在美学理论上他的批评则要有力得多。实际上，在《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一个突然超出了传统社会理论范畴的段落中，可以看到他的批评已经延伸到了美学的战场，这就是杰姆逊也注意到的关于“畏惧”的论述：“比客观合理性的主观动机更为本质性的是畏惧。它是被中介过的。……它在历史上变成了第二天性……”T.W.Adorno，  Zum Verh 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 8， Suhrkamp Verlag， 2003， S.47. 杰姆逊的评论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注50。这些论述应当跟他对无意识那些“远古”（Archaik）因素、死冲动和肉身的不可还原性的强调联系起来看，结合阿多诺的自然美理论，他对自然的沉默、人在自然面前的“战栗”（Schauer）以及崇高的重新解释，可以构建出阿多诺对现代美学——放在从鲍姆嘉通到尼采的谱系中来看——和道德哲学的重新部署。这里面，精神分析起到了同样关键性的作用。

Society， History and Psycholog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ory

ZHAO Qianf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Drawing upon the discussion of Horkheimer and Adorno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psychology on one hand， and sociology and the psyche on the oth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ritical theorys acceptance of Freudian theory was not only motivated by the crisis fac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by critical theorys groundbreaking theoretical strategy. That is， to utilize Freudian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and， in particular， the theory of the unconscious to redeploy their own critical positions regarding philosophy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psychology， and render them in a dialectical field of tension so as to make them correct their respective identical trends. Therefore， critical theory could retain its critical radicality against a generalized scientific picture. Horkheimer developed a critical pathology in psychoanalysis， in which th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uman forces” mediated by social history will help to dismantle liberal theories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nd redefine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and their potential to advance history. For Adorno， psychoanalytic theory made the Weberian-Parsonian （and later Habermas） conception of a rationalized society challenged by individual psychology， particularly the unconscious element， and forced the theorist to retain their focus on the irreducible natural-historical element in the individual. Finally， this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natural-historical issue and the “truth content” was later explored by Adorno in Aesthetic Theory by borrowing certain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concerning body， trauma and fear.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Freud; Adorno; psychoanalysis; un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