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的菲律宾华文文学*

李春香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300387，天津)

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或“海丝”)萌芽于商周，在郑和下西洋时蔚为壮观。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海丝的关系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以海上丝路为视角重新审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论文，如王丹红的《“海上丝路”视角下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洁玲、晓云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等。海上丝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有着不解之缘，那么，其与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内部因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与海丝的关系有何异同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丝路促使大量华人涌入菲律宾，他们不仅在菲律宾的经济建设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其文化发展上也功不可没。菲律宾华文文学(以下简称菲华文学)就是伴随着海丝的发展不断成熟的。21世纪海上新丝路的建设又为菲华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新机遇。海丝的影响和菲律宾为海岛国家的地缘特征，使菲华文学在思想意蕴、主题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带有明显的海洋文化气息。本文将对菲华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海丝的关系进行梳理，揭示海丝对菲华文学的重要意义及其对菲华文学内部因素的深远影响。

1 海上丝路与菲华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在此过程中，东南沿海的居民不断流向东南亚，史上称为“下南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迁入了菲律宾。入菲者多为闽南人，“闽南人到菲律宾源于贸易，始于何时并无明确记录，但是到了宋元时代，有关闽南人民赴菲贸易的史籍记述就不断出现”。[1]他们胼手砥足、白手起家，积极融入当地，与菲律宾人民友好相处，逐渐成为菲律宾经济实力最强的群体，为菲华文学的产生储备了人才和经济基础。菲律宾华界历来都是以商养文，菲律宾华商的经济基础直接影响菲华文学的发展。菲华作家基本都是兼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作家都是亦商亦文，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儒商”现象，进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与文学。另外，菲华文学作品的结集出版主要靠自费或友情资助，出版的作品主要用来互赠和进行研究，很少上架出售。这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文学创作的强大后盾，中菲之间的海上贸易是其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

中菲之间的海上丝路在明代达到高潮，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这一历史性事件沟通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和东非的经济文化往来，东南亚是郑和的主要目的地和往返的必经之地，也是郑和船队活动最多，逗留时间最长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较其他地方更为深远的影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于郑和船队是否到过菲律宾说法不一。1998年，郑和问题研究专家徐作生在菲律宾考察了苏禄省首府霍洛城郊外的一座中国坟和祠庙，证实其墓主是郑和手下的一名军士白本头(当地人尊称为“本头公”)，这是郑和船队到过菲律宾的确凿证据。

据说这位白本头是白居易的后代，他随郑和下西洋到了菲律宾苏禄群岛，即苏禄国，并且死于苏禄岛。关于白本头之死说法不一：有说他爱上当地土著女并与之结婚在岛上生活三十年终老的，也有说他赴岛探险中遇瘴气而亡的。这位仙逝菲岛的白本头备受后辈华人青睐。据载，本头公庙和本头公墓在菲律宾苏禄巴笼山麓。在他之后，闽南一带又有人继续前来苏禄岛定居，他们都替本头公守墓，并把本头公当作菲律宾华侨的先驱，“时至今日，苏禄仍沿袭这一古俗：每年的四时八节，苏禄所属的四百座大小岛屿上的华人便从四面八方驾舟而来，他们带着牲果和香烛，来到本头公庙，在本头公灵位前供奉食品，点燃香烛，祈祷来岁消灾祛祸、合家平安。平时，华人家庭若逢大事，如结婚、生子、行商、出门、丧葬等等，也必到本头公庙去焚香祷告”。[2]

不仅苏禄的华人信奉本头公，就连岛上的摩洛人也对本头公十分虔诚。“一些住在本头公庙附近的摩洛老人，每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帚，清扫庙前的树叶和杂草，他们世世代代和岛上的华人兄弟一起，看守这座古庙，敬奉他们心中的神灵。”[3]这些现象足以证明郑和下西洋对菲律宾华人留驻菲岛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华人对菲律宾土著民的深远影响。

从以上事实可见，菲律宾的华人祖先是在海丝的带动下开始侨居菲律宾的。侨居菲岛的华商不仅与土著通商，还与土著结合，建立家庭。明清之际，虽然政府屡次实施海禁，但是东南沿海居民与菲律宾的民间商贸往来从未间断。期间移民菲岛的华人也不断增多。明代前期，中菲贸易有较大发展，输入菲岛的中国商品几乎覆盖了整个菲岛。赴菲的华商也大大增加，至16世纪末，马尼拉逐渐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海外华人社会，这就为菲华文学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东南沿海居民青睐菲律宾的另一个原因是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1521—1899，以下简称“西统时期”)所进行的“大帆船贸易”。1570年，西班牙人攻占马尼拉时，对在菲的华商示好：他们不但没有侵犯中国商船，而且将被俘的华人和原城内的华人奴仆全部放归，目的就是希望这些人回国后能带去马尼拉贸易环境安定的消息，以吸引更多的华商前去贸易。之后每年都有很多华商到菲律宾贸易。“当时正值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于是一些急于寻求贸易机会的福建商人于次年初来到菲律宾，他们载运来的丝绸和瓷器打下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坚实基础，并确定了以后两个多世纪殖民地经济生活的方向。”[4]海丝促进了菲律宾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菲华文学在此过程中孕育。

中国商船运往菲律宾的丝织品和瓷器在西班牙的东方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正如舒尔茨所说：‘中国一直是大帆船所载货物的主要来源。对新西班牙的居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而马尼拉不过是中、墨间的转口站，贸易的主要项目丝织品在马尼拉被集中起来并被转运远渡太平洋。’正是中菲贸易的新发展，带动了中国商民移民菲律宾的浪潮”。[5]随后，马尼拉、宿务、棉兰老岛等地出现了大量华商，菲华人口迅速增长。到19世纪末，在菲登记的华人达到了十万人之多，华人社区得以形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菲律宾经济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传统的中菲贸易也被全球贸易所取代，菲律宾华商转而成为菲岛全球贸易的中介商。1899年菲律宾进入美治时期(1899—1935)，美国在菲推行《排华法案》，对法案的抗争促使菲华侨社团结、菲华社会内部凝聚力增强。菲华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从自发上升为自觉，对文化身份的书写和身份焦虑成为菲华文学的重要内容和情结所在。

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19世纪后半期进入菲岛的华人移民从事商贸工作的人数远超华人劳工的人数，这有利于菲华社会资本的快速增长和积累。资本的积累又促进了菲华社会的初步形成，华人社团纷纷涌现、早期华文教育得以发展、第一家华文报纸《华报》诞生，这些都为菲华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菲华多为两头家(即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成立家庭)，菲华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不仅体现在巨额侨汇、投资国内实业以及对公益事业的捐助、义赈等经济方面，而且扩大到政治层面。如菲律宾华侨积极参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仅出资捐助，而且亲力亲为。他们帮助中国有识之士推翻清政府、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菲华文学在此过程中诞生，主要标志是文艺社团与文艺报刊的产生，较有代表性的是1920—30年代蓝天民主持的“新潮社”及其《新潮》，杨静桐、王雨亭、卢家沛主编的《洪涛三日刊》，林建民、李法西、林西谷等人组织的第一个文艺团体“黑影文艺社”等。早期菲华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及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无论在文学思潮还是文学创作方面均直接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与中国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同气连枝息息相关”，多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故国家园的回顾与思念。

与之相应，中国的文人志士也参与到菲律宾的抗日斗争里，与菲华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菲华抗战文学孕育成功，著名的有李成之的《碧瑶集中营》、潘葵邨的《达忍三年》、吴重生的《出死入生》等，《前驱日报》《救亡月刊》《民族斗争》等抗战刊物也纷纷问世。

总之，海上丝路为菲华文学的产生提供了人员保障、经济支持和一定的文学基础。菲律宾华人在生活相对稳定，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后，开始重视文化上的追求，菲华文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一复杂的心理历程。因此可以说，菲华文学是海丝发展过程中华人群体不断壮大的自然结果。

2 海丝促进菲华文学的成熟与繁荣

菲律宾独立(1946年7月4日)后，在菲华人经历了菲律宾政府的各种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即所谓“菲化”政策)，但菲律宾华侨在逆境中因势利导、逆水行舟，在经济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此期间，菲律宾政府一方面限制菲华群体和中国大陆的正常往来，另一方面与台湾当局过往甚密。台菲双方高层政要的频繁互访推动了民间人士和团体的交往，“台菲双方教育文化界人士、新闻团体、工商业界纷纷互访”。[6]1975年中菲正式建交前，菲华社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受到台湾的很大影响。例如在华文教育方面华校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台湾教材、菲华与台湾学者互访、邀请台湾作家学者赴菲进行文学文化讲座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菲华文学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代表作家有施约翰、云鹤、林泉等。

1981年初，菲律宾长达八年的军事管制结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进行时，中菲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中菲贸易蓬勃发展，菲华文学借势走向繁荣。菲华文艺活动的三大阵地：报纸副刊、文艺杂志和文艺社团异常活跃。这些文艺阵地将“维护和光大中华文化传统，促进菲华文艺的繁荣和发展”[7]作为它们的共同宗旨。他们举办征文比赛、办诗展和散文展，以各种方式激发人们的创作热情，菲华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推进了中菲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华语得到重视，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位志愿者和外派教师到菲律宾教授华语。同时，到中国学习华语的新生代华人也不断增加。近年来，一些华人在网上发表随笔，这为菲华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2018年菲华网上刊载的一些随笔值得关注，如洪文的《灵柩不是棺材》《三长两短》，剑客的《榴莲飘香》，蒲公英的《爱情故事》和《从商场抓人说起》等。这些随笔记录了菲律宾华人在新时代的新生活和遇到的新问题，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新思考。如谢如意的《屋里乾坤小 窗外世界谜》讲述的即是现代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屋里”看，家里“渐渐人丁稀少、感情淡薄、绿色环保物品稀缺”；从“窗外”看，祖上的房子被天价的商品房代替、和谐的真情被“感情深，一口闷”取代，人们步履匆匆不知为何，而“我”也因感到“微信好像要取代现实世界”而惶惑不安。[8]可见随着海上新丝路的发展，菲华文学已经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洪流中，反映着新时代的新问题。

综上可见，中菲之间的海上丝路由三大部分组成，即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商贸往来，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大帆船贸易”，以及1946—1975年间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交往。这三部分对菲华文学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中菲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为菲华文学的产生打好了人与物的基础，并且在中菲之间恢复邦交之后继续发挥着促进菲华文学繁荣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大帆船贸易”中，华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并逐渐形成华人社团，促成了了菲华文学的萌芽与初步发展；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交往为菲华文学注入了现代文学的新鲜血液。

3 海上丝路影响菲华文学的内部因素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文化主导型社会，但是，东南沿海地区濒临南海，面向太平洋，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这一地区一方面具有传统的大陆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气息。这就造成了当地居民特别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明显的海洋意识。这些华商来到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菲律宾，更加强化了其固有的海洋意识，这就使得菲华文学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意蕴中的重商意识。菲华文学思想意蕴中的重商意识主要表现为重视物品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带来的利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农本商末”的观念，这样的观念自有其产生的特定地缘因素和文化背景。但在东南沿海地区，跨海贸易从古至今不曾间断。其原因主要是“远距离的跨海贸易不但推进不同地区商品和文化的交流，从事本地稀缺商品的交换和海运的低成本也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润，财富积累速度通常快于陆路贸易，这进一步促使重商意识的形成和发展”。[9]较之陆路贸易，海上贸易积累财富的速度更快，这就吸引了大批勇于冒险的华商不惜以生命财产为代价投入到海上贸易的大潮中。

菲律宾的华人多数都是在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从闽南地区“下南洋”来到菲律宾的，因此具有浓郁的重商意识。这一点在菲华文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菲华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叙写祖辈华人怀揣发财梦远涉重洋进行商贸活动，有的发家致富、有的穷愁潦倒、有的葬身大海。如江一涯在其散文《岷江梦醒》中讲述了自己离家的初衷：“在刚刚离家的时候，我曾经想忘了这个乱世般的家，为了我的雄心大志，那怕是寄人篱下，我痴心地盼望，创出一番事业，在那大海的另一边寻找我的新天地，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憧憬着未来能自由自在地生存在人类最美好的一方。”[10]再如陈琼华的小说《还乡客》里，主人公韦文的伯父们都“出洋”赚钱，只有父亲留在家乡继承家业。不幸的是，在他儿时父亲就随渔船一起沉没大海，从此，他和母亲及妹妹在伯母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少年的韦文在邻居的帮助下漂洋过海，经过三十年的打拼，终于衣锦还乡。从以上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多数早期华人“出洋”都出于无奈，但他们在走投无路时首先想到的是经商，而且已经形成了“重商”传统。

第二，主题内容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如前所述，菲华的商人职业使他们必须与包括菲律宾人在内的顾客、买主之间保持良好关系，这就形成了华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与“安土重迁”的中国大陆社会意识相比，海洋意识更崇尚不断从异域和异文化中汲取营养。当然，沿海居民毕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大陆数千年来形成的大陆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身上某些大陆性的特点，比如重视安家置业、看中亲情、普遍具有“衣锦还乡”情结等。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同时具备鲜明的海洋性，比如他们崇尚自由竞争、对待异质文化能够兼收并蓄等。

菲华与土著民友好相处，不仅通商而且通婚，“出士仔”就是华人与土著民的结晶。菲律宾华人一方面秉持自己作为“龙的传人”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当地的多元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菲华文化——一种兼有中华文化气质与蕉风椰雨的异国情调的混合型文化。这体现在菲华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起居、风俗习惯、思想艺术等许多方面都可以窥见中国文化与菲律宾本土文化结合的影子。例如在“菲语节”这一天，华人穿着菲律宾传统服饰、讲菲语、吃菲餐、参与菲律宾的传统竞技活动。在生活习俗方面，菲律宾华人既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且将之渗透到菲律宾民众当中，也过菲律宾的各种节日，这其中也包括圣诞节、感恩节等西方节日。在语言方面，英语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华人讲英语是现实所需；菲律宾华人的孩子从小就由菲佣照顾，菲语已经成为其母语之一； 作为华人，他们也要保持自己的华族性，所以华语(包括普通话和闽南语)也是他们的日常用语。语言的自由切换彰显了其思维方式的多维性与开阔性。

华人不仅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而且在生活中也崇尚以和为贵。著名的《生计楼琐事》就讲述了这类故事：在菲律宾，停电是常有的事，因此，开冷鲜店的“爸爸蓄了一笔钱，买了一部发电机，每次停电，便利用发电机来维持冰柜的冷度”。[11]然而，这却招来左邻右舍的辱骂甚至还抛来石块威胁。原因是发电机的声音影响了他们休息。直到有一天，邻居范尼沓前来求助，“爸爸”不计前嫌，慷慨地买下她卖不出去的所有米糕。又一天她来求助，父亲答应每逢停电，都让她把卖不出去的番薯糕寄存在“我”家的冰柜，“我”家和邻居的关系才得以修复：“以后，停电的夜晚，我们的家便不再有小石块的攻击，也不再听到辱骂的声音。清早与黄昏，走在这条街上，我又看到了一张张纯真的笑容，我又听到了亲切的呼声。生活也因而变得有意义了。”[12]父亲的宽容与友善化解了与邻居的紧张关系，使这一家人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生活也因此而更加美好。

走进菲华文学，我们经常会看到新老华侨如何以一种宽广的胸怀与菲律宾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包容常常能化干戈为玉帛，与菲国人民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成为亲密友人。尽管官方的引导和历史的原因等令一些菲律宾民众对华人有某些不太公允的评价，但双方通过接触和了解往往能够消除疑虑友好相处，这与菲华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开放意识不无关系。

第三，人物形象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浩渺无边的大海时而温柔平静悦纳万物使人亲近、时而汹涌澎湃波浪滔天令人生畏。变幻莫测的海洋气候加上早期有限的航海技术，华人没有“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13]的精神是很难走出去的。在中国农本位的大环境下，即使沿海城市的居民多少都有着“小康则安”的心态，尽管如此，总有那么一些人勇于突破本民族的舒适带，敢闯敢拼，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探索未知世界。

菲华多数源自闽粤地区，其中闽南人所占比例略大，“闽南人的祖先大多为唐代以后陆续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移民，与当地颇具海洋性格的白越人混合。移民行为本身所激发的好斗与进取精神，谋海为生的生存形态，使闽南人养成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民俗。这种习俗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结合，形成闽南人海洋意识的重要特征之一：冒险与进取精神。宋元时期，闽南海商不惧风波之险，大规模远渡重洋从事海外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违禁下海，成为东南沿海走私和海外移民的主力，集中体现了这种冒险与进取精神”。[14]所以在菲律宾三百多年的“西统时期”，尽管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灭绝人寰的屠杀，仍然没能阻挡赴菲冒险的华人的脚步。

翻开菲华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就会遇到那些远离故土亲人、心怀梦想漂洋过海寻求发家致富之道的冒险家。如鲁峰的散文《母亲的形象》中，那个在太平洋战争中丧身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勇者，他为了家人的生计，即使战争爆发仍然外出马尼拉采办货物，不幸所乘客轮触及布防的水雷沉默，葬身大海。再如亚蓝小说《那属于海的》中所塑造的老蔡形象，他继承父业经营渔场，不幸渔船在台风中沉没，随船的三名渔夫也葬身大海，老蔡急火攻心得了中风。尽管如此，他康复之后仍然拄着拐杖跛着脚支撑着渔场的生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经营渔场风险很大，一旦遇到台风，很容易血本无归，但老蔡的父亲、老蔡，包括他的女儿小宁都勇敢地承续着古老的家业，勇于奋斗、不惧风雨。爸爸去世后，小宁凝视着“终身属于海洋的老爸，捞取在潮头跳跃的财富——继承他的海鲜业，老爸的冀愿就记在她心上”。[15]可见在菲华世界，不仅男性，就是女性也不乏具有冒险精神者。

需要注意的是，和西方海洋文学中的冒险家不同，菲华文学中的勇者不是单纯的为冒险而冒险。他们的勇敢不仅仅是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是为家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为了完成家人的遗愿等。总之，其出发点多是利他的。如果说西方的冒险家是为了一个“勇”字，那么菲华文学中的冒险家则是为了一个“爱”字；西方冒险家是个人主义的，菲华文学中的冒险家是集体主义的。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之所以漂流孤岛，是因为他不喜欢父亲给他安排的学法律的生活，一心只想探索海洋的秘密；而前文中的“父亲”和老蔡父女却是因为想让一家老小过上好日子或传承家业而不惜涉险，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这也就是说菲华文学所体现出的海洋性与西方文学中的海洋性差异很大。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暂不多叙。

4 结语

丝绸之路是一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也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动脉，既有海上的，也有陆上的。由于陆上丝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因而传统上，人们更关注陆上丝绸之路，对海上丝路重视不够。但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仅着眼陆路发展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客观需求，海上丝绸之路登上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学界对海上丝路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并且成果丰硕。如黎跃进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2019)，就是希望借助丝绸之路这一视域，来打破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原有的以国别、区域和时间为序的叙述框架而进行的努力。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华文学亦占有一席之地。对菲华文学与海丝关系的梳理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菲华文学不无助益，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东方文学打开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