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也要有人懂”
——论《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宁宗一

(南开大学文学院，300071，天津)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辟了一个小说艺术的新时代，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世界小说艺术巨擘，要早近三个世纪就登上了全球文学的高峰。《金瓶梅》是与整个中国民族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一提起《金瓶梅》就自然想到了中国民族文化，而一提起中国民族文化，就自然想到了《金瓶梅》。

1 作者·版本·书名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从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尚未破译的迷：之所以较难破译，是和这部奇书设下了一道难题有关，即它有较多的性描写(约一万九千余字)，而作者又掩饰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当然只能说这是一种可能。

追溯历史，现知最早论及《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畯。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经济籍》)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则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遂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游居柿录》卷九)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又说：“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小草斋文集》卷廿四《金瓶梅跋》)但是，他们都没有确切地说出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大多均为“相传”。《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论及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最大。一是沈德符，他在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万历野获编》卷廿五)。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寓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于是，从明末清初始，人们都以此两点为据，去探寻《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提出了众多作者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旂、李卓吾、赵南星、李渔等。其中王世贞说最为盛行，直至1930年代吴晗著文详论其不可靠，王世贞一说才发生了动摇。然而，有趣的是，近年(2008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科教台《探索·发现》专题节目中推出了“谁是兰陵笑笑生”讲述《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论据之一仍是从李时珍请王世贞为其《本草纲目》书稿写序，而王世贞十年后才写就。关键是《本草纲目》中的“三七”是李时珍首次刊于自己的书稿中。人们现在看到的《金瓶梅》竟然提及“三七”这一味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云南产的中药。于是，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遐想的空间。另外，就是近年《金瓶梅》研究界又有学者重提《金瓶梅》是王世贞所著之说。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更有不少研究者，在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说。如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龙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等等，形成了旧说犹存，新说迭起的热烈局面。迄今，提出《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据我所知竟然近七十位之多。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对作者的真实姓名做出确切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证明了它的作者的身份、阅历和学养。比如说，《金瓶梅》写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最成功最出色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计、荡妇、帮闲诸色人等。有许多还都达到了传神的境界。而上层人物，如宰相、太尉、巡抚、状元等大都写得比较单薄和平板。至于描写生活场面和事件，也是贩卖经营、妻妾斗气、帮闲凑趣等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而对朝见皇帝、谒见宰相等礼仪则显得生疏。因此，仅就人们的直观感觉来看，写作《金瓶梅》的人，固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如果再从全书中穿插的各种时令小曲、院本、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材料看，作者对此却十分熟悉。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写的诗词大多不合规范，也实不敢恭维。故此，他不可能或不大可能是正统诗文功底深厚的“大名士”。仅就小说本身加以观照，他很可能是一位沉沦的士子、下层文人，也说不定是我一直坚持认为的是一位“书会才人”！或是我的挚友、已故学者王学泰先生在阐述“游民文化”中提出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正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种接近《金瓶梅》艺术风格的作者。

总之，时至今日，关于究竟谁是《金瓶梅》的作者的研讨仍然在继续，但谁也没有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证实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在《金瓶梅》的破译过程中，在众说纷纭中，我的看法始终如一。在没有确凿的资料和证据面前，我宁肯把“兰陵笑笑生”这个明显的作者笔名就认作是一个永远的天才的象征。他无须还原某一个尚未搞清的实在的某某人。事实上，中国通俗小说的作者之谜不仅仅是一部《金瓶梅》，甚至连妇孺皆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的作者，近年也遭到了一连串的质疑，论文、专著一大摞。但是，我至今存疑。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在过去的历史中，一直没跳出是小道、是非正统文学的传统观念。因此，无论是作者个人有意地化名，或历朝历代的读者善意地把一部小说安在一位文化名人的名下，我想，这都是事实。所以与其捕风捉影，进行徒劳的考据，乃至“伪考证”，不如索性把中国的通俗小说家们的署名只作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影响理解文本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给予更宽容的处置。甚至我们还不妨参考翻译《水浒传》的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所说：“中国小说的作者愿意追求和羡慕无名者的自由”，“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作！”信哉斯言！

其实，《金瓶梅》的版本也较复杂。在这部“奇书”问世之初，社会上已有各种抄本在不同地区流传。据文献记载，当时拥有抄本的名人学士就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淛、沈德符、文在兹等人。但这些抄本都未能传世。《金瓶梅词话》最初刊刻应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也未能传世。现在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顺序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此后，约刻于崇祯年间(1628—1644)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有图一百幅，首东吴弄珠客序。此本据《金瓶梅》初刻本从回目到内容作了大量删削、增饰和修改工作。如删去了原书的三分之二的词曲韵文，砍去一些枝蔓，对原书明显的破绽指出作了修补，加工了一些文字。另外，结构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如《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此本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此本传世又有数种：首都图书馆有初刻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有题词半页，署“回道人题”。明末清初戏曲小说家李渔所著小说《十二楼》刻本有“回道人评”，《合锦回文传》传奇又有“回道人”题赞。故“回道人”或可能与李渔有关了。有不少论者认为李渔即“回道人”。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李渔全集》就把《金瓶梅》收入其中。另外，还有一部清初的通行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彭城张竹坡评本。本书初刻于康熙乙亥年(1695)，首有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正文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又有回批，均出自张竹坡之手。清乾隆以后出现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多标榜“古本”“真本”，然而，均系据“第一奇书”大删大改之本，完全失去《金瓶梅》原貌，可称为伪本。近年，王汝梅、梅节、卜键、白维国、陶慕宁诸先生在原刊本基础上进行了新校注本，在几大出版社出版，影响较大，流传甚广。

介绍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版本问题，就要接着说说颇有讲究的书名问题。

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对自己的著作的命名都是很讲究的。除了注意切合书的内容和体现自己的风格以外，对于通俗性和世俗化很强的小说著作，在商业性市场化的驱动下更是需要挖空心思去寻找吸引读者眼球的书名。中国古典小说的命名一般来说都注意和内容合榫，不会出大格的。《三国演义》就是写魏蜀吴，据地称雄；《水浒传》就是写山林草莽，梁山聚义；《西游记》就是写西天取经；《儒林外史》就是写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及其命运；那么今天要阐释的《金瓶梅》的书名有没有讲究呢？

关于《金瓶梅》，鲁迅在他讲演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说：“因为该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事实是，《金瓶梅》以后的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名字连缀成为书名还成了一种时尚，在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中就有《平山冷燕》《玉娇梨》等等。

但是，也有研究者从文本意蕴上发现了书名的隐喻。认为“金瓶梅”就是美丽的金瓶中插着盛开的梅花，因为小说中曾多次写到金瓶和梅花。比如第十四、第三十一回写西门庆设宴，桌上摆设均有“花插金瓶”；第六十七回写西门庆藏春阁书房摆设有“笔砚瓶梅”；第七十二回写西门庆书房里贴着一副对联：“瓶梅香笔砚，窗雪冷琴书。”由此可以看出，书名《金瓶梅》似却有寓意在。[1]

还有学者认为，《金瓶梅》的含义，如果从修辞学借代的意义去理解，《金瓶梅》就是指书中的三个主要女性；如果从修辞学象征的意义去领悟，就不仅指这三个女性了，它可以扩大到一切被男性玩弄的美艳的女性。研究者指证，作者反复慨叹的“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就是最好的说明。[2]

我对目前的各种说法，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兼听”的态度。我认为，从外显层次上来看，书中的三个女性，书名就叫《金瓶梅》，因为她们是重要人物，从而成为书之代号；而从深隐层次来观照，特别是作者在全书中所体现出的情感倾向，它们的象征意蕴，似也不能轻易忽视。也许，它确实就是一切被男性玩弄的美艳的女性的象征。这也许就是一种“放大”了的理解。

从作者的署名再到书的命名，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它流传过程中都会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它既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可以随意更改；但与此同时，它也可以成为这人、这书的一种标志，成为文学发展过程和出版印刷过程的一种证明，而成为大众所共有、共享，这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众多通俗小说，都是这样的吧！

在极简地介绍了《金瓶梅》的作者、版本和书名以后，我们还要用一些篇幅探讨如何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2 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经典

我深知，随着“金学”在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的各个层面的提升，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一方面是，金学界有一个从不动摇的共识，即这部小说伟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是列之于世界小说之林而毫无愧色的经典。不过，严格地说，这种认知只是在“金学”研究群体这一层面；而另一方面，即广大群众中乃至官方与准官方的认知，却与研究者有较大距离。

时至今日，根据我接触的读者群，“《金瓶梅》悖论”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所谓“《金瓶梅》悖论”，就是一方面口头上承认《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奇书”，也知道鲁迅说过的“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论断，是小说史中的经典之作。至于阅读视野开阔的读者还看到了美国资深翻译大家、《金瓶梅》的译者芮效卫教授明快地称《金瓶梅》是“大师经典”。但是，滔滔今日，这些美誉并未使“舆情”有根本的变化。

如果抛开我们这些专门从事“金学”的研究群体，去看看，去听听，才发现四百年后的《金瓶梅》在有些人的认知中仍是一部色情的性小说，仍然认为它是“黄书”“淫书”，不仅少儿不宜，即使成年人也只能看删节本，至于官方和准官方则更可以利用其权力进行花样翻新的删、禁，这实质上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今天，面对《金瓶梅》，按逻辑学来观照，它竟然同时被推导出或证明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和难以调和的结论。当然，它由来已久，但时至今日，你能说这个“悖论”已经消失了吗？

这对于从事《金瓶梅》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困惑。研究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但是总体倾向，仍然是肯定其在小说史上的突出地位并给予不同层面的高度评价。然而，又不能不承认话语权只能限于书写、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多种形式的论著中。而广大受众仍然被意识形态及其管理机构所捆绑和禁锢着。

面对“《金瓶梅》悖论”，基于我的感受，我在“金学”研究多元格局的态势下，仍坚持回归文本、回归文学本位的立场，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即从我有着诸多学术局限性的研究能力出发，以实事求是的姿态，做一些对《金瓶梅》的基础导读工作。虽我深知这只是微言微议，但我渴望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认识《金瓶梅》的经典性和不朽价值。

事实是，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证明：《金瓶梅》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小说经典文本。不是随风飘荡的花絮，而是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最完美的表现，按先哲的说法，它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因为笑笑生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当时已达到的最高艺术形式把他身处的现实中的假恶丑，通过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体验，深深地将其镌刻在小说艺术的纪念碑上了。

事实是，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笑笑生的完美的艺术表现和他的情感体验以及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独特发现，就成为了永恒的存在。它不能被取代，也不可能被重复和被超越。而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金瓶梅》的原创性。因为只有原创性，才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才能永葆艺术魅力。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小说经典。

事实是，今天当你重读《金瓶梅》时，你会更深刻的发现，对于一切堕落时代的腐败分子，我们几乎无须改写，只需调换一下时间和人物符号，你就可以明晰地看到他们的面影。于是人们感悟到了一种特殊的隐喻。

《金瓶梅》中的各色人等不仅是明代的、清代的、民国的，而且也包括当下的那些腐败和堕落分子，甚至每个人自己。笑笑生创作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我们的禹鼎，使今天和以后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遁其形。是的，兰陵笑笑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充分展示世道人心的探路者，更是小说家中第一个人性隐秘的探路者。令我们动容的是，他全然超越了时代限制去生活、去叙写，敢于面对千人所指，敢为天下先，对传统意识形态表示了质疑和叛逆。这种内心世界的磊落、袒露，那按捺不住的真性情的自我呈现，在他之前乃至他以后都难以重现。正是这种创造的智慧，才使他的小说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它争得面红耳赤，却又不能不为之征服。说他不是一时的作品而是永恒的作品，正是他的腕底春秋展示了一切堕落时代的一系列社会的和人性的问题。它几乎概括了活生生的现实中各色人等的荒悖、喧嚣、狂躁、变态和惨烈。若从人性角度观照，笑笑生也是第一个最早敏感地触摸到了堕落时代中资本动力和人性的异化，让人强烈地嗅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事实证明，伟大的小说家都是预言家，笑笑生就是用他的小说证明了他就是这样的预言家。人们都在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真正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超越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功利性和狭隘性，从而进入真正的人类性的高度。否则，它是绝然不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更不会给予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以深刻持久的影响。

美国的《金瓶梅》翻译家芮效卫教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和翻译了这部不朽之作，才发出了那句“大师经典”的感叹。那么，我们不是更有充分理由说，《金瓶梅》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它是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开放了具有不朽意义的、永恒的叙事世界吗？对于这一点，是到了我们取得上上下下的共识的时候了。

3 不再是“史里寻诗”，而是故事和人物找到了笑笑生

在一次科学家和文艺家交流对话中，莫言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是我找故事，到后来是故事来找我，是人物来找我。”这是一次极普通的创作经验谈，但它竟然唤醒了我认知笑笑生为什么写《金瓶梅》，又如何能写《金瓶梅》，又谁会写《金瓶梅》这样的联想！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灵感突袭。也许这对一些人是无所谓的，但当时我正在构思这篇“金学”文章，这段话却如此奇妙地触发了我进行一次“逆向考察”的思绪：笑笑生的前辈是怎样创作他们的小说的，笑笑生为什么有别于它的前辈，笑笑生又是怎样突破和超越了前辈的创作模式的……

众所周知，《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几乎可以说它们都是从历史中寻找故事，找人物。于是传统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即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就是传统历史小说中发育最成熟的形式：历史演义。历史演义式的历史小说，大抵是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正史和野史传说，它或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或本之史传，但仍然有实有虚。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之模式，其代表作当然是划时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历史小说的第二形式，是写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组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实际上被淡化了、虚化了，《水浒》是为代表。这些我曾把它概括为“史里寻诗”。所谓“史里寻诗”就是指作家大多附丽于历史的某些记载，又从野史传说中攫取素材，进行艺术构思，从而写出故事，塑造人物等等，这样的写作，不可避免地是作家必须、也必然从历史中、传说中去发现他可以进行构思的题材，他很难完全跳出历史的框架，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找出有历史意味的故事，找出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即使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也还是要依附于真人真事的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这种把故事与人物同历史的天然联系，使历史回忆转化成眼中的一段纯粹风景线，在这种历史和叙事悖论中，历史作为一个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整体，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历史的史诗化仍然是历史的被挪用和转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因为它们富有了真正的文学意味。一部《三国演义》毕竟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体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战略思想；而《水浒传》似有站在“历史”之外的味道，但还是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一段历史，于是一连串的英雄故事就构成了一部“史”。

有意思的是，我们读这些艺术魅力无穷的作品时，几乎很难忘记诸葛亮、刘关张等，又不会忘却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侠义故事，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让我们永远感到亲切。不过，他们又都不是我们的“身边人”。

《金瓶梅》的伟大变革和超越就在于他写了“当下”的故事和“身边人”。《金瓶梅》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到百年时间，但小说的变革，由于《金瓶梅》的出现，我们突然发现，小说观、小说的审美意识，小说的叙事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激变！这当然不是笑笑生一人的小说智慧，也不可能是他一人之功，我想，根本的变革源于这个时期“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群”的变化，就带动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应是包括人的心理、情感和心态的变化。

我们这里说的“人群”，指的就是城镇市民阶层的激增及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市民的审美趣味大大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审美趣味。随着人群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小说的个人化写作也趋于成熟。在城市市民的故事和人物扑面而来时，笑笑生这位小说家的特有敏感和特异的审美体验，理所当然地被这扑面而来的故事和人群所吸引。他应该是属于那最早地使自己感受到了非传统的异样成员中的一个。他以应接不暇的姿态，迅速地描绘出他身旁的人和事。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又似乎不断地模糊着他的文学感觉和现实的界限。他关注着他眼前一切有质感的生活，也被这种生活所吸引。因为这个仿真时代的有质感的生活给笑笑生带来了太多的灵感，也带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力，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他不再是一点一滴地舍弃历史上的故事和各色人物，而是带有整体性地把他生活的“当下”的人物和故事在毫不掩饰的叙述中，一一展示给同时代人。这里已没有了历史的“隔”，有的则是“熟悉的陌生人”。他的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人物。生活，都是个人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人物，没有一个隐蔽在不可知的深处；人心，也在人与人“冲撞”中显示出多样的“隐私”。于是你感到了这一切似都“贴着”你的感性，你的心态，你的游动着的思绪！

也许人们会提到，在宋金元明的短篇白话小说中也有诸多叙写世情的作品，比如从《刎颈鸳鸯会》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等，不都是写的“当下”的人和事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一经比较，这些短篇名作写的仍是故事；而《金瓶梅》这部长篇巨制写的则是人生。即：短的，讲的是故事；长的，说的是人生。这就让我们看到笑笑生的创作智慧，他把他的叙事触角伸到各个地方，几乎“无孔不入”。这种在特定人群中全方位全视野的叙事观照，为我们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它全然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审美意识和一般的写作风格。在已经显得多元的明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笑笑生特异的审美体验应属于一种超前意识，他关注的是当下的本色的生活和人物的特异的命运。

《金瓶梅》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它没有前出三部经典奇书那种纯度极高的浪漫情怀。对于他来说，笑笑生不是简单地挣脱历史的禁锢，去轻易的抓取当下的故事。恰恰相反，笑笑生有着强烈的历史感，他的小说正是回照了社会历史的背面。只是他用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知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从故事的温度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热的，而《金瓶梅》则是冷的。一热一冷，我们体验到了笑笑生迥异于他人的原创性思维。

我们不妨听听一位外国的《金瓶梅》研究专家的评论。芮效卫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这部“大师经典”的意义。他说：它对明朝时期的服装、到饮食、到司法系统到贪腐的描写都毫发毕现。比如李瓶儿死后接下来的六回书都是在讲葬礼习俗和服饰，书里对这些内容的着墨并不比那些香艳场景少。在此之前的中国的文学作品着眼点大都是王侯将相，而《金瓶梅》是中国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如此详尽的描写市井生活小说在哪个时代也是罕见。①一位外国翻译家很客观地称道《金瓶梅》是“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进一步说，作为一位教授，芮效卫用它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否定了他的同行夏志清先生所言《金瓶梅》是“三流作品”的呓语。

4 心灵的辩证法：人性真的猜不出吗？

很多年前，对于《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我曾以“人原本是杂色的”为题谈到过《金瓶梅》给世界小说史增加了几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也认同金学界所说，它打破它之前那种写人物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模式，提出过笑笑生已经完全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不是单色素的，人，“是带着自己的整个复杂性的人”。我也没回避在小说研究界多种流行的说法，如“圆形”与“扁平”，“立体”与“平面”人物，以及“性格组合”等等。这些无疑是对古典小说解读的一种新尝试，也是一大进步吧。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去用这些概念审视《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创造，够吗？还有，在1970—1980年代初，我根据西方的“审丑学”，提出《金瓶梅》第一个把“丑”引进小说艺术创造中，提出“化丑为美”等小说美学的问题。然而经过这三十年认真学习“金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近年的学术反思，深深感到自己学术底蕴的浅薄。当时的思考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是，我的观照的方式仍停留在《金瓶梅》人物创造的第一层面。其实，今天细细思忖，《金瓶梅》的真正原创性正在于他发现了人性的正面和负面，以及多侧面多层次的纠结。

从人们的阅读经验来看，《金瓶梅》的写生活写人物似乎都是直击式的展露，几乎都是不加掩饰的和盘托出的。其实，这部小说有太多有待我们仔细品味的东西，有太多的隐秘有待我们揭开。比如真有一种“密码”，那就是人性的隐秘！比如，你可以否定、批判西门庆这个人物，但你又会发现你身边原来有不少西门庆式的人物的影子，甚至，你、我、他的内心隐秘竟与这一典型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点！正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在他的《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径情直遂地道出：“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笛福的论人性无法和马恩论人性相提并论，然而他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人性善恶转化的发现，还是有深刻价值的。走笔至此，突然想起了英国前首相、我把他视之为一代枭雄的丘吉尔，他生前说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人性，你是猜不出来的……”(有人译作：“人性，你是不可猜的。”)

事情真是这样吗？小说中人物的人性是不可知、是“猜”不出的吗？

现在我们不妨试着选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这里我不想选一号人物西门庆、二号人物潘金莲，而是想就三号人物李瓶儿这位早走一步的女性观察一下她的精神裂变和人性正负两极的纠缠。

命运多舛的李瓶儿被花太监纳为侄儿媳妇，实际是被花太监霸占。而花子虚又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嫖娼狎妓，眠花宿柳，可以想见李瓶儿内心的孤寂，生活的无聊。就在这当口，西门庆乘虚而入，于是她迷恋于、也想委身于西门庆。巧合的是，花子虚却因房族中争家产而吃了官司。此时的李瓶儿并没有落井下石，在惶惑矛盾的复杂心情之下，就去求西门庆帮助搭救自己这个不争气的丈夫。她真心诚意想把丈夫救出来正显示了她的为人妻的一面。然而人性的复杂还在于，在情感的层面上，她却认为自己已经属于西门庆了，甚至在钱财上和西门庆都不分彼此了。李瓶儿的情感倒向西门庆，不能说花子虚太不成器以及卧花宿柳的堕落荒唐与此无关。设身处地地想，一个有血有肉而且有过独特命运遭际，又有着人的本能欲求的李瓶儿，此时此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诸多矛盾不是不可理解的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上，李瓶儿的意念和行为有其合理性。

只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花子虚经历了一场官司，无能的他整天在李瓶儿的羞辱、嘲骂中生活，很快着了重气，又得了伤寒病，李瓶儿竟断医停药，不久就气断身亡，这就是李瓶儿人性异化的开始。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没有错，她想越过花子虚这层障碍也不算错。错就错在花子虚病重期间，她的从冷漠到坐视不管，让花子虚挨延而死。有人说这是她“情迷心窍”所致，这也算是一个道理吧，但是，花子虚令她失望乃至绝望，应当说更是一个重要原因！李瓶儿从出场到她的走向死亡，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不然，开始时她还不会幻想花子虚可以改邪归正；也不会以厚金求西门庆救助花子虚。这一切都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个女人起码的需求和不失为善良的心地。不容否认，情欲成了她和西门庆的强力胶粘剂，但那首先是花子虚根本没在意她，再有她经不起西门庆的诱惑，她希望西门庆在意她，这才有以后她全身心地依附西门庆。

李瓶儿的命运多舛，还因为西门庆在政治斗争中潜踪敛迹，龟缩避祸。李瓶儿不知底情，在她看来好端端的一件美事，不仅被搁置了下来，而且她已怀疑西门庆的变心。这才有了“招赘蒋竹山”的一段故事。对此事，与其说是因为她不甘寂寞，欲火中烧，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头脑简单，没有考虑到后果。后来她和蒋竹山产生裂痕，人们往往看重的是蒋竹山的性无能，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心中始终有个西门庆的影子在缠绕着她的情感。李瓶儿何尝不像大部分女人那样，希望有一个在意她的男人陪伴？她之所以放下身段嫁给蒋竹山，难道不能证明她的一种朴素的愿望吗？

政治风波过后，西门庆再度出现，立即腾出手来惩罚蒋竹山和李瓶儿。李瓶儿的可悲是在这场闹剧中，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虽然最后一顶轿子把她抬到西门府第，但在羞辱和绝望中还负气自尽过！以后，她对西门庆可谓曲尽逢迎，只要面对西门庆，她的性格就变得被动，就会逆来顺受，智商也不高了。当然，这种甘愿屈居人下的心态，真的不仅仅是指望西门庆满足她的情欲，而是经过三番五次大大小小的折腾，她强烈地有一种过安生日子的念头。我们看不到她性格上的“判若两人”，我们只是深深体会到笑笑生在塑造这个独特女性时，在艺术辩证法运用上的玄妙。笑笑生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艺匠，他是一位心底有生活的人，他能准确地把握人的心灵辩证法和人性的变异，正如法国伟大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又说：“激情是有冷有热的，而冷也像热本身一样显示了激情的热度……”[3]

李瓶儿这一人物，正是笑笑生用人的命运的演进来“记录”这个特定的环境，又通过这个环境来解读这个人物的内心和她游移的精神气质。

小说文本写得最深刻的地方是对李瓶儿在心灵冲撞下的梦境和幻觉；那绝对是精彩的描绘。些梦境和幻觉的共同点是，它出现的人物都是她的前夫花子虚，梦幻的内容又几乎都是花子虚发誓绝不宽容她。梦境充分反映了李瓶儿内心的痛楚。小说第62回李瓶儿先后四次向西门庆述说这四次梦境的内容。李瓶儿的梦境和幻觉无疑是一种恐惧感，但也是一种负罪感、罪孽感的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她的良心发现。如把她此时的心态和潘金莲相比较，潘金莲亲手害死了那么多人，但小说没有一笔写她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对李瓶儿的这种罪孽感和恐惧感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看作是她的自我谴责，乃至有忏悔的意味。然而，潘金莲却从未陷入良心的惩罚之中，她只知道用罪恶行径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在对李瓶儿的这种心灵冲突的展开中，作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我对李瓶儿的评价之不同于潘金莲，就在于李瓶儿不是不渴望走出阴影，而是她走不进阳光，这才是她的悲剧性之所在。

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深刻地指出：

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理性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感性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4]

我认为，笑笑生不仅是对性格勾描有着浓厚兴趣的小说家，同时他更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他才真正是深谙心灵辩证法的大师，是写人性变迁史的第一位小说家。

事实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他的关注点是人性，是人的灵魂。文艺创作是探索和塑造人的心灵的精神劳动。艺术中的性格创造，其要点正在于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去捕捉、去剖析人物感情世界的独特性，由此刻画和揭示出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人物特定的社会内涵及其心灵的历程。《金瓶梅》中十几个典型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小说巨擘笑笑生是在动态的心灵流程中刻画了他笔下的各色人等。关于《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说，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长篇经典小说产生以后，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没有一部小说像《金瓶梅》那样对后世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5 放大瞳孔，找出《金瓶梅》的艺术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有的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性的。具有原创性特质的文学作品，它们的艺术特质往往是隐性的，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发现、去认知，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其例。近读陈丹青先生整理其先师木心先生的讲稿：《文学回忆录》，竟然发现，木心先生正是这样审视中外名著的艺术性的。我深深为其独辟蹊径的认知和艺术化的发现所折服。他有两小段话不妨向朋友介绍一下：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5]

木心先生还不无夸张地说：

我读《金瓶梅》比《红楼梦》仔细(《红》书明朗，《金瓶梅》幽暗，要放大瞳孔看，一如托尔斯泰明朗，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6]

木心先生这种言简意赅的对文心和风韵的把握，确实对读者认知《金瓶梅》的艺术创造大有启示。再联系吉尔伯特和库恩合著的《美学史》中引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一句名言，更会引发我们对名著艺术化创造的追索的兴味，卡氏说：“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对困难的克服。”[7]

是的，我们解读和欣赏《金瓶梅》是否欣赏到、捕捉到笑笑生对独特艺术追求的艰苦行程？我们又是否用坚毅的阅读心态对《金瓶梅》的艺术进行了既愉悦又艰辛的追索？我们是不是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找出了笑笑生的小说智慧所创造的艺术？

读了金学界朋友的诸多论著，又读了木心先生的精彩提示，引发我的思考如下：

第一，《金瓶梅》为什么既属于古代的又属于现代的，而且是一部心灵史意义的小说，这样的论断你是否认同？但有一点万不可偏离，即我们的文学阅读必须牢牢地把《金瓶梅》作为小说艺术来读。我们研究小说万不可把小说研究成非小说，把《金瓶梅》研究成非《金瓶梅》。

第二，哲学家喜谈人生有“各种境界”，我们研究《金瓶梅》其实也有三种境界。我们已经或将要达到的是：价值发现和精神提升。远的不去说了，从《金瓶梅》学会诞生到今天整整三十年，我们比较彻底地否定了“淫书”说，让受众逐步看到了笑笑生对假恶丑的审美批判的价值，肯定了这部小说在终极意义上是捍卫人性的。但是，我们似乎还没达到即通过对《金瓶梅》的解读，逐步进入“感悟天地”的境界：我们需要的是深入《金瓶梅》之底蕴，寻觅其象征意味，把我们的智性、灵性、悟性调动起来，从而真诚地感悟天地，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共勉。总之，不要“走出文学”，不要“远离经典”，让我们深信，《金瓶梅》的审美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它永远是说不尽的。让我们睁大眼睛找出它的艺术；让我们通过这部具有原创性的小说经典文本的研究提升我们的智性、灵性和诗意。

6 一点感悟

当我们阅读《金瓶梅》时，已经能觉察出几分反讽意味，所以对《金瓶梅》的意蕴似应报之以反讽的玩味。在小说中，种种俗人俗事既逍遥又挣扎着，表面看小说是在陈述一种事实，表现一种世态，自身却又在随着行动的展开而转向一种向往、一种解脱，这里面似乎包含了作者对认识处境的自我解嘲，以庄子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的态度掩盖与填补思考与现实间的鸿沟。实际上我们不妨从反讽的角度去解释《金瓶梅》中那种人世近俗、与物推移、随物赋形的思维、形态与他对审美材料的关心与清赏。其中存在着自身知与不知的双向运动，由此构成了这部小说反讽式的差异和亦庄亦谐的调子，使人品味到人类文化的矛盾情境。

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承受着由人及己的震动，这种用生命咀嚼出的人生况味，不要求作者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心灵去体察人们生活的各种滋味。于是,《金瓶梅》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心于人生况味的执著品尝。在作品中作者倾心展示的是他们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人生行进中的感受和体验。我们研究者千万不要忽视和小看了这个视角和视位的重新把握和选择的价值。小说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这就是《金瓶梅》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

《金瓶梅》中的反讽好像一面棱镜，可以扩展我们的视界与视度。当然，《金瓶梅》反讽形式的艺术把握也有待于进一步思考与评说。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归结一句话，就是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审美意识和一般的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它影响了两三个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作，它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

注释：

① 芮氏当然也有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他说：“《金瓶梅》的故事虽然设定在清河县，但你仔细研究书中的地理特点，就会发现，清河其实就是京城，而西门庆影射的就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所以作者不能真说，也不敢署真名。”这个影射说，能否成立，待考。